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

夏县地处山西南部，中条山西 麓，因夏朝在此建都而得名，不仅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嫘祖、 介子推、司马光等历史名人的家 乡，而且是一个革命老区。全县地 形概貌为“七山二川一丘陵”，人口 35万。“十五”期间，该县全面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打造“人文 夏县、绿色夏县、古都夏县”，确定 并持续实施了“围绕经济结构调整 这条主线，瞄准财政增长、农民增 收两大目标，突出‘主攻民营企业， 壮大优势工业，发展特色农业，推 进旅游产业’四大重点，致力建设 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县、山川 秀美的文化生态旅游县和技术装 备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县”的发展战 略，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全面发展，预计到今年底，全 县国内生产总值可完成9.6亿元， 五年平均增长8.7%；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完成5.8亿元，五年平均 增长24.1%；财政总收入完成6200 万元，5年平均增长6.5%（扣除减 免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 亿元，五年平均增长5%；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5470元，五年平均增 长14.7%；农民人均纯收入2118 元，五年平均增长4.3%，圆满完成 了“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任务。$$ 回眸“十五”，全县经济和社 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出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突出表现在：$$ 一、县域企业迅速发展。夏县 始终把壮大经济总量、增强竞争实 力的着力点放在大办企业上，提出 了“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 抓招商、着力抓环境”的发展思路， 不断做大做优做强现有骨干企业， 在全县初步形成了“金属冶炼、医 药化工、文化产品、食品酿造”四大 产业；通过招商引资活动，使县域 企业的总量得到扩大，结构得到优 化，效益明显提升，从2001年以 来，先后引资4.8亿元，创办企业 35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5.3亿 元，是2000年的2.7倍。形成了晋 新双鹤、宇达工艺、安瑞风机、早安 铁矿、启真镁业、中森木业等一批 优势企业。$$ 二、农业经济稳步攀升。该县 在认真落实国家的粮食直补政策、 积极推进农业税费改革，调动农民 种植粮棉积极性、稳定粮棉生产的 同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目前，全 县蔬菜总面积达17.1万亩，其中 标准日光温室4.1万亩，大棚菜3 万亩，大田菜10万亩，年生产蔬菜 58万吨以上，总产值达3.8亿元。 黄瓜、辣椒等8个绿色蔬菜品牌已 通过国家认证。近年来，他们又大 力发展经济林，不断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全县已发展经济林15万亩， 其中冬枣、梨枣面积5万亩，亩产 值5000至6000元。$$ 三、小康林业建设稳步推进。 该县围绕“绿色夏县、生态大县、林 业强县”的奋斗目标，持续不断地 实施了“退耕还林、通道绿化、河堤 绿化”等十大造林工程。截至2004 年底，全县拓宽绿化各种道路98 条、252.8公里，新建和完善农田林 网6.8万亩，栽植片林2850亩，完 成退耕还林11.3万亩，使全县的 林木覆盖率提升了4.7个百分点， 达到了51.6%，新栽树木的成活率 达98%以上，保存率达95%以上。$$ 四、旅游资源开发初具规模。 该县围绕打造“人文夏县、绿色夏 县、古都夏县”的目标，先后投资 8000余万元，铺开和完成了泗交 风景区开发、堆云洞抢修、司马温 公书院修复、温泉度假村建设、宇 达工艺雕塑园、瑶台山风景区建设 等工程，举办和承办了泗交消夏旅 游月、司马光砸缸邮票首发仪式、 河东红色之旅夏县一日游等活动， 同时还成立了《夏都风情》旅行社， 制作了夏县旅游专题片，开辟了以 泗交、温泉为主的生态旅游线，以 司马温公祠、宇达工艺雕塑园、堆 云洞为主的人文旅游线。$$ 五、发展环境明显改善。重点 抓了工业基地建设、市政建设、道 路建设、电力建设和社会公益事 业。投资1.6亿元拓宽了县城四条 主要街道，新建了新城区的禹王大 道，启动了莲湖公园建设，完成了 禹王市场、禹都步行街等一批标志 性建设工程；兴建了城南变电站和 水头11万伏变电站；完成了县门 一路、中心路拓宽改造、夏后路和 运三高速接线路工程和夏祁线35 公里铺油工程。特别是在2004年 的农村公路建设上，共投资7600 万元，完成了540公里、78个村 “村村通油路（水泥路）”和106个村 的巷道硬化工程；投资1500万元， 对全县100所中小学进行了全面 改造翻新，同时，兴建了康杰三中、 八一、育英、晋新等一批民办学校， 夏县中学综合教学楼、疾控中心大 楼、乡镇卫生院改造等工程也相继 竣工。此外，该县在运城市率先成 立了政务中心，清理压缩了178个 审批事项，完善规范了各项办事程 序，明显改善了投资环境。$$ 六、依法治县突出四大重点。一 是抓好领导干部及公务员学法用法 的“龙头”，每年组织全县95个单位 的1600余名干部进行法律知识考 试，并将考试情况装入普法档案；二 是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源头”， 在学校开设法制教育课，开通青少 年维权热线，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 青少年合法权益；三是抓好基层依 法治理的“大头”，在全县11个镇广 泛开展了各项普法活动，加强农村 民主法制建设，维护了农村社会稳 定；四是抓好行政执法单位的“重 头”，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特别是今年以来，他们围绕既 定的工作思路及目标，主要抓了五 方面工作。$$ 一是抓招商引资。不仅积极筹 建总体规划达5000亩的水头工业 园，已投资1860万元，基本完成了 水、电、路“三通”工程，现已入驻企 业8家，而且通过下达招商引资任 务、电视承诺、流动观摩、搞资源推 介、发布招商信息等方式进行推动。 目前，全县共引进和达成意向项目 38个，协议引资2.9亿元，其中已经 竣工投产和在建的企业项目15个， 到位资金9200万元，基本落实的企 业项目5个，意向项目18个。$$ 二是抓矿业开发。按照“依法 开采，鼓励加工，统一管理，税费统 收，矿区稽查”的原则，有计划地依 法合理开采，严厉打击私挖滥采。 在继续抓好早安铁矿、引进海鑫集 团开发铁矿资源的同时，又拍卖 煤、铁、铝钒土等矿产出让权15 家，面积达12平方公里，出让资金 1300余万元。并根据有关税费征 收法规，确定矿产资源的税费征收 标准，加大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和管 理力度。从4月份运行以来，他们 已累计征缴税费360万元。$$ 三是抓农业调产。围绕“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两个目标，今年新 发展设施农业800多亩。同时，在 全县掀起了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 热潮，全年栽植3万亩。另外，正在 对顺天公司、仙童公司实施改制， 又新创办了运力化工、煜丰食品、 蓝海食品、骏达木业4家农副产品 加工企业，扩建了中森木业公司， 目的就是要不断培育粮食、蔬菜、 木材、水果等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四是抓城市建设。确立并实施 了九大重点工程，不断加大老城改 造和新城开发力度。老城改造主要 铺开了莲湖公园建设，完成了百货 大楼、知青楼及县城西口、南口、北 口的拆迁改造工程，铺开并完成了 两条辐射街道的硬化和环境治理工 程，正在启动街心广场建设。在新城 区开发上，对白沙河北岸50米范围 内的建筑进行拆迁整治；投资550 万元完成了温泉大道建设工程；投 资300万元的白沙河东大桥、投资 286万元的瑶台山风景区及国税办 公大楼、公路段办公大楼等工程正 在顺利实施。温泉住宅小区、海上明 珠四星级大酒店已全面启动。$$ 五是抓社会各项事业。主要是 认真落实了年初向全县人民承诺 的22件实事。这些实事涉及道路、 电力、通信、医疗、学校各个方面，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目前，22件实事进展顺 利。其中已经完成了14项，还有8 项正在扫尾，年底前将全部完工。 同时，在今年暑期再次对全县的教 育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将教育局内 设机构由原来的18个精减到12 个，内部人员由原来的113人缩减 到53人。特别是在道路建设上，在 去年的基础上，今年完成592公 里，并实现了100%行政村通班车，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道路交通状况， 为农村经济发展构筑了新的平台。$$ 岁末年初，夏县县委、县政府又 用巨笔描绘当地小康社会的美好明 天。放眼“十一五”，他们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狠抓经济结构调 整，围绕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 特色城镇化三大重点，着力加快建 设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县、山 川秀美的文化生态旅游县和技术 装备先进的新型工业县进程，推动 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把夏县建 成充满活力、人民富裕、环境优美、 社会和谐的新夏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夏县县委、县政府正以坚实的 步伐迎接“十一五”挑战。

万荣人卖万荣笑话$$ 在山西，关于万荣人的段子流传甚广， 聪明的万荣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围绕万荣笑 话，当地组织专人先后编辑出版了十多册图 书，同时还制作了光盘、磁带以及扑克、挂 历、台历、手帕等系列文化产品，市场畅销、 利润也很可观。外地人恍然大悟：大家都在 打趣万荣人，而不知不觉成了万荣文化产品 的消费者，笑话原来也是资源!$$ 万荣笑话的商业化只是运城文化强 市战略的一个缩影。$$ 运城的文化资源堪称丰富，素来有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重点看运城”之 美誉。有董帝战■、后稷稼穑等上古传 说；有后土文化、盐商文化等根祖文化亮 点；有关公、司马光等一批文武俊秀。以文 物而言，运城现有古建筑500余处，不可 移动文物4000余处，在全国各地市中首 屈一指。$$ 文化资源大市如何吃“文化饭”?在落 实《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 过程中，省委宣传部申维辰部长提出：建 设文化强省，运城要当龙头。运城市委市 政府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文化强市与经 济强市“两强并举”的战略，明确以提高人 的素质和能力为核心，以繁荣文化事业为 基础，以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为突破口， 实施一个工程(素质提升工程)，转动两个 轮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突破三大障 碍(理念、人才、体制)，打造具有黄河金三 角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板块；用十年左右 时间使文化产业总量占全市GDP的比重 达到15%以上。$$ 在运城采访，运城市委宣传部的同志 自豪地说，他们文化强市的思路受到省领 导的肯定。运城人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们 媒体感兴趣的，相信也是其他地市关注 的，同时我们把目光聚集到“运城思路”的 一个轮子“文化产业”上。就像运城市委宣 传部长董鹏翔所强调的，文化强市关键是 发展文化产业，让文化资源优势变成经济 优势。$$ 没有文化产业，“文化强市”就落不到 地上。$$ 打造领军文化企业$$ 董鹏翔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有 一批龙头企业来带动。$$ 在运城，有十家企业被定为“种子选 手”，分别是运城制版集团、山西宇达集团 公司、运城根祖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翔宇彩印公司、运城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公司、关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城金 色时代广场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运城市新 华书店、黄河文化市场、小学生拼音报社。 这十家企业有的从字面上一望而知是做 “文化生意”的，有的已初具规模，并组建了 集团公司；有的还才露尖尖角，但成长性 好。为了让这笔企业率先“出海”，市里先后 请来专家学者，为它们望闻问切，并多次 组织经贸、财政等部门深入企业现场办 公，从土地、税收等多方面为其排忧解难。$$ 如今，这十名“种子选手”大部驶上快 车道。运城制版集团由名不见经传发展为旗 下拥有32家了子公司巨人企业，版图横跨19 个省市和十个国家，年产值达15亿元，全国 市场占有率达70%左右，世界凹印行业无人 匹敌。还比如宇达集团，专卖店遍布北京、湖 南等十多个大中城市，年产值半个亿，在全 国艺术品铸造行业里稳坐首席。$$ 这些领军企业是运城文化产业的先 驱，由于它们的成功，更多的资本会流入 文化产业这个刚刚开掘的金矿，从而带来 产业的繁荣昌盛。$$ 打造十大文化品牌$$ 做“文化生意”当然也要论品牌。$$ 文化资源首先要有品牌吸引力，才有 可能产业化。万荣笑话笑遍天下，人人爱 听，所以才有图书光盘的面世。$$ 运城市确立了十大文化品牌来整合 塑造。这十大品牌分别是：人类之根—— 后土圣母；中华始祖——尧舜禹；忠义仁 勇武圣人——关公；史学泰斗两司马—— 司马迁、司马光；中华四大名楼之一—— 鹳雀楼；世界艺术魂宝——永乐宫壁画； 中国死海——运城盐湖；世界无形文化遗 产——绛洲古乐；体现龙文化的绛县飞 龙：“笑”傲江湖的万荣笑话。$$ 除万荣笑话被立体包装开发外，绛洲 古乐已“打”出国门，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巡回演出，被列入“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名 录”对旅游精品如后土祠、舜帝陵庙景区 等，运城市大办文化节来聚拢市场人气。特 别是关公文化节，运城已办了十五届，今年 市里的想法是要有新突破。目前方案已基 本敲定，将通过举办大型文艺晚会、世界关 帝庙主委联谊会、关公杯全国风筝邀请赛 等多项活动，把本届文化节办成国际性文 化节，文化活动与经贸洽谈紧密配合，经济 社会效益同步推进。$$ 显然，对文化产业来说，资源是“文 化”，所以文化品牌要擦得更亮，更有号召 力；方向是产业化，所以必须要有优秀的文 化企业来盘活这些资源，通过商业化繁荣 文化产业，并更加增加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陆贽上书“防微杜渐”$$ 唐朝宰相陆贽廉洁守法，别人送他的礼物都拒不 接受。唐德宗看到他这样“苛求”自己，就劝他说：“卿清 慎太过，诸送馈，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 受亦无伤。”陆贽听后上书“防微杜渐”，文曰：“贿道一 开，展转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 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陆贽认 为，小礼不禁，大礼必到。拒贿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实在难能可贵。$$ 苏轼讲寓言婉辞厚礼$$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京做过大官。一日，其乡友带 上厚礼想求他帮忙谋个一官半职，并说：“如您不便， 劳令弟之驾也行。”乡情不便明伤，苏轼便先给来客讲 了一则“寓言”。大意是：某人穷极盗墓，数掘无获，便 想去掘伯夷、叔齐之墓，只听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 首阳山饿死的，别无一物，何以如尔愿？”盗墓人说： “那我就挖开叔齐之墓吧！”伯夷又说：“连我也不过如 此，我弟弟就更帮不上忙了！”乡友悟知苏轼的弦外之 音，自知求官无望，只好带上礼物走了。$$ 司马光高悬廉政条幅$$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入朝做官后，写了一帧巨大条 幅挂在客厅里，条幅写道：“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 庶民疾苦，欲进中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 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渝， 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 吩咐吏人令传人，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 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 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司马光 作为当朝宰相，做事光明正大、不徇私情，令人佩服。$$ 于谦“两袖清风朝天去”$$ 明代政治家于谦，曾任兵部尚书等要职，向来以 刚正清廉闻名朝野。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多有人 向权臣国戚送礼，而他却每次都是不凭关系，只凭政 绩。从僚劝他随风入俗，明哲保身，他不但谢绝了从僚 的好意，还令家人挂起一块牌子云：手帕蘑菇及线香， 本资国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阖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成语便由此而来。$$ 吴纳金盒题诗拒贿赂$$ 明代诗人吴纳出任监察御史，受命到贵州考察 “三司”吏治。返京途中，已走入四川境内，后面追来一 位骑士，说是奉贵州三司之命向大人献上黄金百两。 吴纳一边戏说“姓吴名纳”就是“无纳”之意，一边取笔 墨在礼盒上题诗一首，以示拒受。诗云：“萧萧行李东 向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上物，任教沉在碧 波间。”骑士只好将原物并诗带回复命。$$ 于成龙严词通报行贿官$$ 清代名臣于成龙晋升为直隶巡抚后，许多趋炎附 势之徒想送礼贿赂他，于成龙一一拒绝。大名县县令 在中秋节前夕，向他送上一份厚礼。于成龙大为恼火， 严词拒收，并且还特地颁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 大名县县令送礼的丑事，并明令所属官吏今后如发现 逢年过节私相送礼，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宽恕。

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始立 秦州，此说最初见诸史籍记载的当为 南朝梁沈约《宋书·州郡志》： “秦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 269年），分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梁 州阴平并七郡为秦州。”萧子显《南 齐书·州郡志》也说：“秦州，晋 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置，旧土有 秦之富，跨带陇坂”。$$ 沈约（公元441年──公元513 年）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著 名的学者。他以徐爰所撰《宋书》为 底本，补充扩展，自成体例，修成了 《宋书》，其地志部分系根据晋《太 康地志》为蓝本修订（见《四库总 目》），且对三国以来的地区沿革的 考述颇为精慎。$$ 萧子显（公元487年──公元537 年），南朝梁著名史学家，采撷江 淹、吴均等诸家史作，考证异同， 撰成《南齐书》。所以，《宋书》 和《南齐书》，被纳入二十四史之 列，是颇具价值的历史要籍。其对 于晋立秦州的时间、辖郡等，表述 完整，绝非《晋书》魏立秦州之空 泛片言可比。特别是其成书时间， 要比主张“魏置秦州”说的《晋 书》早二百年左右，更靠近曹魏时 期。故尔所述史实，也就更具有 “原生态”性。依照历史资料取近不 取远的原则，在没有确凿的反证否定 时，此二书所载晋立秦州之说，当是 可信的。$$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就是认同 晋立秦州说的。《资治通鉴·晋 纪》说：“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 年）二月，分雍、凉、梁州置秦州， 以胡烈为刺史。先是，邓艾纳鲜卑降 卒数万，置于雍、凉间，与民杂居， 朝廷恐其久而为患，以烈素著名于西 方，故使镇抚之。”这段记载立论清 晰，翔实完整。首先，在《资治通 鉴·魏纪》部分，未有片言只字记 述曹魏设置秦州之事。像设置新的 州级行政建制这样的重大事件，作 为编年史的《资治通鉴》绝不会疏 而不录；其次，倘若曹魏立秦州， 中间暂废，至晋再行设置，按照史 家笔法，当应记载为“复置”，而 此处只书“置”，即是始置无疑。 以严谨著称的司马光对此常识性的 史家笔法是绝不会疏忽的；再者， 司马光博学广闻，遍采群书，当会 看到《晋书》、《元和郡县图志》 等当时流行的典籍，甚而会披阅到 今已亡佚的一些典籍。而在《通 鉴》中未采信魏立秦州说，反主晋 立秦州说，此公必有所比照分析， 择善而从；还有，文中提到三国曹 魏将军邓艾，安置鲜卑降卒于雍、 凉二州之地，可见其它当时并未有 秦州，只是到了晋初，为了便于管 理，方才设置秦州，并选择名将出 任秦州首任刺史以镇抚之。这里， 对设置秦州的时间、辖郡及形势背 景，表达得完整无遗。可见，司马 光是否定曹魏设立秦州而认同的是晋 立秦州史实的！$$ 西晋始建秦州，历来得到一些历 史地理学家的认同，如清代汪士铎 《南北史补志·地理志》：“秦 州，古西戎地，秦始封之邑，晋立 州。”现代历史地理学大师谭其骧在 《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三国时期 图说》部分，仅说：曹丕称帝，分关 陇为雍州，以河西为凉州，曹魏全境 共十二州，显然否定设置有秦州。而 在《西晋时期图说》部分，则明确表 述“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分 雍、凉、梁三州，置秦州。”《辞 海·历史地理》也说：“秦州”条 下释曰：“州名。晋泰始五年（公元 269年）分雍、凉、梁三州置。”$$ 更有趣的是，历来一些主张曹魏 设置秦州之说的学者，也似乎觉得此 说史料不充分，证据刚性欠差，难以 独立立论，在其著作中，往往保持 了两说并存的或然态度。如首先记 载魏立秦州一事的《晋书》，却在 《武帝纪》中如是说：“泰始五年 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 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如若同 书《地理志》所言魏置秦州，中间 暂废，则此处行文理应两相照应， 表态为：“复置秦州”方符合史家 行文逻辑。何以偏是省掉“复”字 只说“置”云云，耐人寻味！元代胡 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在《魏 纪》中的一条注释说：“魏分陇右置 秦州。”而另一条注释却说：“至 魏，以河西置凉州，以陇右为雍州。 及晋，以陇右置秦州。”同样是两说 并存。$$ 这些典籍兼收并蓄的或然表述， 一方面说明这些史学家不惑于后世的 史德，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魏立秦州一 事委实疑点较多，简略含混，缺乏系 统连续性的史料支撑，又无本证旁证 补充，故难立说。倒是晋置秦州之说 无上述弊端，记载完整，史料厚实， 未有断层，应予认同。$$ （下）

人才，通常指德才兼备的人。《资治通鉴》 的主编司马光论德才：“德者，人之帅也，才 者，德之资也”。在人才价值的构成中，德处于 首位，作为人，首要是做人，老老实实做人，清 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人，这样的人，才有 着巨大的人格力量。$$ 是人无才不行。才，从广义上讲，指掌握 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有一定才华的人。没有 才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能成为先 进的生产力。辞海中解释人是“能制造工具并 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人不能只 停留在高级动物上，而要充实自己的才能，使 思想、理论、文化、心理、技能得到提高，从而 做到与时俱进，成为对社会有作为的人。$$ 有才不是人更不行。这种人被人们称为 “缺德”的人。一个品德好的人，有才华对社会 的贡献就大，一个品德不好的人，才华越显 著，对社会的破坏性就越大。人们最害怕的就 是那些品行不正的人。$$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并不是没 有缺点，求全责备，也很难选出德才兼备的 人。但是我们所说的缺点，只是性格上的差 异，方法上的不足，如有的过于自信、骄傲，有 的过于主观、武断，这与品德上的差异是有区 别的。$$ 还是那句话：人才，人才，既要是人又要 有才，人才不能分离。是人无才不行，有才不 是人更不行。

标题所用的话，出自司马 光的《训俭示康》。《训俭示康》 是司马光就节俭问题，写给儿 子司马康的一封信。该文收在 《四部丛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 集》中，是专门为训诫司马康崇 尚节俭而写的。$$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段，司 马光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 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 陋，吾不以为病”。$$ 阅读司马光的《训俭示 康》，我深刻认识到，我国有文 字以来的历史证明，以节俭为 重要内容的艰苦奋斗精神，不 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同时也是保持政治清明，社 会和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历观前代大贤，无不十分 重视节俭作风的培养养成，相 反如不重视节俭品德，决不可 能成为大贤。孔子曾说“奢则不 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意思是说，奢侈就显得荣耀，节 俭就显得见闻浅陋，与其显得 荣耀还不如显得见闻浅陋。$$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大夫 御孙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奢侈 浮华的危害性和崇尚节约的益 身性，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俭， 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用现 在的话说，就是“俭朴是一切美 好道德的集中表现，奢侈是最 大的罪恶”。在西汉，有名的政 治家、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曾痛切地指出“淫侈之俗，日 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并说如果奢侈之风盛行，“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古代很多先贤志士，不仅在理论上把以俭朴为重要内容的 艰苦奋斗精神提到维护阶级利益，保证国泰民安的高度上去认 识，而且在行动上也努力身体力行，注意为人民作出榜样。宋仁 宗年间的宰相张知白，在当了宰相以后，生活、居住等一如担任 河阳节度判宫时一样俭朴，他的亲近好心地对他说，你现在的官 位高了，奉禄多了，仍然这样俭朴，虽然你自己知道这样做是对 的，但外人对你却另有看法，会说你是故意做作，沽名钓誉，你应 该顺乎社会潮流，把作风改变一下。面对这种劝告，张知白说，按 我现在的地位和奉禄，就是全家锦衣玉食，也不是做不到的，但 按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旦我罢官或者死了，我 家奢侈风气已成为习惯，不能适应俭朴的生活，一定会因为奢侈 挥霍而落得饥寒交迫或作奸犯科，何如我不论做官还是不做官， 活着还是死了，家里生活都一样呢。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大 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官居首相，但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 从不讲究穿戴吃喝，以至于长期和他相厮守的夫人，以及厨师都 不知他好吃什么饭菜。$$ 忆先贤看当前，近些年来，不少人淡忘了我国既是一个人口 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的基本国情。在稍富之后， 丢弃了我们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穷奢极欲地追求奢 靡，甚至竞相攀比，以奢靡夸人骄世。这不仅有悖我们中华民族的 美德，更为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最近，党和国家再次号召全国 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匡正这种奢靡风气。我们一定要 常思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的“两个务必”，认真学习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同志关于艰苦奋斗的指示，以先贤为榜样，树立以俭素 为美的生活观，谨身节用，戒奢以俭，以加快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捧读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我思绪万千。这篇文章我不止 一次读过，每次重读，我都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人家司马光 贵为一品宰相，尚不忘告诫子孙保持俭朴家风，何况我们一介 平民，有何资格不保持俭朴作风呢？记得大约7年前，我大女儿 结婚后，新女婿第一个春节来我家，在吃中午饭前，我曾召集 全家，由我领读，全家共同学习了《训俭示康》。以后，我曾不断 告诫全家要切记保持俭朴作风不能变，不论社会怎样崇尚浮 华，他人怎样追求享乐，我们都不能盲目随波逐流，都要保持 住“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俭朴作风和良 好心态。$$ $T（作者系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驻新乡记者站站长）$E

行政官员人数的膨胀，导致行政机构的臃肿。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传统政治术语称作“官职冗滥”。不必要的多余的行政官员，通常称为“冗官”、“冗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秦律十八种》中的《金布律》和《效律》，都说到秦代已经有了“冗吏”称谓。汉代的《史晨碑》也有“冗吏”字样。可见在中国专制主义政体初步形成的秦汉时代，“官职冗滥”现象已经出现了。敦煌汉简可以看到“不可作事者冗食于仓”的简文，看来，当时所说的“冗吏”与后来文献记载中所见“冗吏”意义是十分接近的。 $$“冗滥”有时又写作“冗溢”。如《新唐书·崔纵传》说到“内外官冗溢”。宋代政论家苏辙在《西掖告词·胡宗愈吏部侍郎》中也指出：“方今吏员冗溢，待次者无算。”说吏员人数奇多，授职后依次按照资历等待补缺的不可计数。苏轼也曾经说，“官冗”的弊害由来已久，而近年尤其严重，中央机构“待次”的文武官吏，竟然多达数千人。（《试馆职策题》之三） $$政府结构这种“官职冗滥”现象，往往总是在历代王朝的中期发生，于是形成盛衰兴亡的历史循环中的一种特殊景观。这种现象同朝廷官员的腐化、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府效能的弱化和消极化，几乎是同步的。所谓“官职冗滥”，也就是“官数”极度膨胀的反常现象，是病态政治的症状，也形成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起因。 $$在社会机体发生病变时，官场往往是首先腐坏的病灶。“官职冗滥”，意味着政治癌变已经发生。 $$“官职冗滥”现象往往引起开明政治家的警觉。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现象导致的国家财政负担的沉重，如《新唐书·食货志四》所谓“官冗伤财”。唐玄宗开元年间，许景先上奏说到“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的情形，以为“甚费府库”（《旧唐书·文苑传中·许景先》）。唐文宗时刘蕡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旧唐书·文苑传下·刘蕡》），说国库空虚，正是因为冗官太多，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宋代官僚机构的“冗滥”现象空前严重。许多人认为这一现象是导致国家“积贫”的直接因素。宋祁曾经上书，指出朝廷有“三冗”，“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这“三冗”中首要的，最为严重的就是官冗（《宋史·宋庠传》）。司马光在《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中曾经指出“官职冗滥”是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辙《上皇帝书》又写道：“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所谓“冗吏”，被列为损害国家财政的最严重的弊端。苏轼在《论特奏名》中也指出：“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国家怎么可能不穷困呢！韩忠彦曾经就元丰时期的财政形势上言：“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胥吏之数则又过之。”（《丞相仪国韩公行状》）说宋真宗景德时期至宋仁宗皇祐时期，官禄加倍，至宋神宗元丰时期，官禄竟然又翻了一番。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于是入不敷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司马光在《论进贺表恩泽札子》中曾经说，当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北宋末年，“官职冗滥”情形更为严重。宋徽宗大观年间，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宋史·食货志下一》）指出一二十年间，“官数”又增长了10倍。李纲在《理财论下》中曾经提出，只要解决“官职冗滥”问题，不必增产增收，财政危机就能够得以解决：“今若罢冗局，省吏员”，“则邦用可以不劳而告足。”当时人所谓“省冗员，节浮费”（《宋史·李纲传上》），所谓“深裁浮冗，以宽用度”（《宋史·虞策传》），所谓“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宋史·文苑列传二·罗处约》）等，说明解决“冗员”问题是克服财政危机的关键，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金史·食货志三》对于解决“官职冗滥”现象与改善财政状况的关系，又有“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的说法。《元史·世祖本纪九》也可见“衙门太冗，虚费俸祿”的政治批评。《清史稿·德宗本纪一》“诏汰冗员，删浮费”，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官职冗滥”现象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也使得民众受到直接的压迫。宋太宗时，王化基《澄清略》评论时政，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省冗官”。关于冗官的危害，他指出：“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设或贪夫参错其间，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矣。”（《宋史·王化基传》）冗官如果都是廉吏，只不过耗费国库资财；如果其中夹杂贪官，那么民众的负担则又必然大大加重。其实，“使皆廉吏”，是不可能的，“设或贪夫参错其间”，也只是语气委婉的假设之辞，在专制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在极度腐败的官僚机器中，又有几个官吏不是“贪夫”呢？ $$“官职冗滥”现象的另一严重危害，在于可以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写道，官吏，“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拥塞于肌体，可能窒息政治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活力。“官职冗滥”首先会严重败坏官场的政治空气。宋代冗官冗吏充斥政坛上下，据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正官之外，候补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据说“大约三员守一缺”。于是形成苏轼所谓“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宋祁所谓“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下，“吏何得不苟进？”于是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政治生活中弥漫着陈腐僵死的气息。而“待次者”往往多钻营以求进身。《宋史·鱼周询传》说到当时人对“官冗之敝”的认识，其中所谓“仕进多門，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長奔競”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官职冗滥”现象所导致的争权競利心理倾向的滋长和蝇营狗苟行为习惯的养成，自然会加剧政风的败坏。明嘉靖四十二年（1653），南陵王朱睦楧上书议政，建议“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贪”（《明史·诸王列传一·南陵王睦楧》），所说“冗职”与“奔競”两事，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奔競”一语，从字义上说，和现在所谓“跑官”，其实是很接近的。出于阴暗心理的不正当竞争的兴起，使得险利之徒冒进，而方雅之士知难而退，于是在“列位已广，冗员倍多，祈求未厌，日月增数”的情况下，反而“才者莫用，用者不才”（《旧唐书·萧至忠传》）。 $$“官职冗滥”现象还会助长行政环节的复杂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唐代政论已经有“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以及“清浊之由，在官之烦省”的说法（《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史籍中所能够看到的所谓“废冗官”与“裁冗事”的联系（《宋史·冯拯传》），“减冗官”与“省去烦冗文帐”的联系（《宋史·陈尧佐传》）等，也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而行政过程的曲折，又会反过来使得“官职冗滥”现象更加严重。这就是《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说的：“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国家政治的运行于是逐渐走向根本无法挽救的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