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荣人卖万荣笑话$$ 在山西，关于万荣人的段子流传甚广， 聪明的万荣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围绕万荣笑 话，当地组织专人先后编辑出版了十多册图 书，同时还制作了光盘、磁带以及扑克、挂 历、台历、手帕等系列文化产品，市场畅销、 利润也很可观。外地人恍然大悟：大家都在 打趣万荣人，而不知不觉成了万荣文化产品 的消费者，笑话原来也是资源!$$ 万荣笑话的商业化只是运城文化强 市战略的一个缩影。$$ 运城的文化资源堪称丰富，素来有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重点看运城”之 美誉。有董帝战■、后稷稼穑等上古传 说；有后土文化、盐商文化等根祖文化亮 点；有关公、司马光等一批文武俊秀。以文 物而言，运城现有古建筑500余处，不可 移动文物4000余处，在全国各地市中首 屈一指。$$ 文化资源大市如何吃“文化饭”?在落 实《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 过程中，省委宣传部申维辰部长提出：建 设文化强省，运城要当龙头。运城市委市 政府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文化强市与经 济强市“两强并举”的战略，明确以提高人 的素质和能力为核心，以繁荣文化事业为 基础，以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为突破口， 实施一个工程(素质提升工程)，转动两个 轮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突破三大障 碍(理念、人才、体制)，打造具有黄河金三 角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板块；用十年左右 时间使文化产业总量占全市GDP的比重 达到15%以上。$$ 在运城采访，运城市委宣传部的同志 自豪地说，他们文化强市的思路受到省领 导的肯定。运城人是怎么做的，这是我们 媒体感兴趣的，相信也是其他地市关注 的，同时我们把目光聚集到“运城思路”的 一个轮子“文化产业”上。就像运城市委宣 传部长董鹏翔所强调的，文化强市关键是 发展文化产业，让文化资源优势变成经济 优势。$$ 没有文化产业，“文化强市”就落不到 地上。$$ 打造领军文化企业$$ 董鹏翔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有 一批龙头企业来带动。$$ 在运城，有十家企业被定为“种子选 手”，分别是运城制版集团、山西宇达集团 公司、运城根祖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翔宇彩印公司、运城广播电视网络股 份公司、关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城金 色时代广场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运城市新 华书店、黄河文化市场、小学生拼音报社。 这十家企业有的从字面上一望而知是做 “文化生意”的，有的已初具规模，并组建了 集团公司；有的还才露尖尖角，但成长性 好。为了让这笔企业率先“出海”，市里先后 请来专家学者，为它们望闻问切，并多次 组织经贸、财政等部门深入企业现场办 公，从土地、税收等多方面为其排忧解难。$$ 如今，这十名“种子选手”大部驶上快 车道。运城制版集团由名不见经传发展为旗 下拥有32家了子公司巨人企业，版图横跨19 个省市和十个国家，年产值达15亿元，全国 市场占有率达70%左右，世界凹印行业无人 匹敌。还比如宇达集团，专卖店遍布北京、湖 南等十多个大中城市，年产值半个亿，在全 国艺术品铸造行业里稳坐首席。$$ 这些领军企业是运城文化产业的先 驱，由于它们的成功，更多的资本会流入 文化产业这个刚刚开掘的金矿，从而带来 产业的繁荣昌盛。$$ 打造十大文化品牌$$ 做“文化生意”当然也要论品牌。$$ 文化资源首先要有品牌吸引力，才有 可能产业化。万荣笑话笑遍天下，人人爱 听，所以才有图书光盘的面世。$$ 运城市确立了十大文化品牌来整合 塑造。这十大品牌分别是：人类之根—— 后土圣母；中华始祖——尧舜禹；忠义仁 勇武圣人——关公；史学泰斗两司马—— 司马迁、司马光；中华四大名楼之一—— 鹳雀楼；世界艺术魂宝——永乐宫壁画； 中国死海——运城盐湖；世界无形文化遗 产——绛洲古乐；体现龙文化的绛县飞 龙：“笑”傲江湖的万荣笑话。$$ 除万荣笑话被立体包装开发外，绛洲 古乐已“打”出国门，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巡回演出，被列入“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名 录”对旅游精品如后土祠、舜帝陵庙景区 等，运城市大办文化节来聚拢市场人气。特 别是关公文化节，运城已办了十五届，今年 市里的想法是要有新突破。目前方案已基 本敲定，将通过举办大型文艺晚会、世界关 帝庙主委联谊会、关公杯全国风筝邀请赛 等多项活动，把本届文化节办成国际性文 化节，文化活动与经贸洽谈紧密配合，经济 社会效益同步推进。$$ 显然，对文化产业来说，资源是“文 化”，所以文化品牌要擦得更亮，更有号召 力；方向是产业化，所以必须要有优秀的文 化企业来盘活这些资源，通过商业化繁荣 文化产业，并更加增加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王安石与司马光，均为我国历史上 伟大人物，他们各以其辉煌的文学、史学 贡献而彪炳后世。两人的道德品质均无 懈可击。他们年龄相仿（王安石1021- 1086；司马光1019—1086），面对的是同 一个北宋社会形势，两人又有幸相继成 为宋朝的宰相，有条件施展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但两人的政治经济观点却截然 相反。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的，正是司马 光极力维护的；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正是 司马光拼命抵制的。具体表现集中于对 待“熙宁变法”的态度上。$$ 王安石在两次罢相之后退居江宁， 仍然对元丰年间社会稳定、百姓康阜的 的局面作诗歌颂；司马光一旦执掌大 权，便在短短几个月中“尽废新法”。而 他在废尽新法之后便继王安石之死也 溘然长逝，留给后世争讼不已的是非评 说。$$ 司马光废尽新法，仓促之间恢复的 只是旧制。旧制又如何呢？仁宗 （1022—1063年在位）时期，豪强地主 兼并土地采取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纵容 态度，天下田畴一半以上为其占有。由 于被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 他们流离异乡，转死沟壑，农民武装斗 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与此 同时，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 深。究其原因，一则因为耗费太大，二则 因为天下一半以上的田畴被大官僚大 地主大商人霸占，而他们逃避赋税，将 负担分摊到中小地主和小有土地的农 民身上。当时军费占用全部赋税的十分 之八，却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和西夏的侵 犯，每年还要付出近八十万匹、两的“岁 币”。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不堪其负，只 好流亡他乡，导致北宋王朝赋税征收的 更趋减少。老路不通，走新路又如何？为 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仁宗 庆历年间由范仲俺领导推行“庆历新 政”，其重点也只是改革吏治，整顿政权 机构，并没有正面触及抑制兼并，整理 国家赋税的大问题。即使如此，也遭到 贵族倌僚的反对，只一年左右，就中途 夭折。$$ 英宗在位三年而死，子赵顼继位， 是为神宗。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六七集 中于豪强地主之手，且不纳田赋（《文 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朝廷财政每年 亏空达一千五百多万贯，财政处于危急 状况。整顿财政已是燃眉之急。神宗起 用王安石主持这项工作。王安石先后组 织制订并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场赋 法”等，展开了一场比范仲俺“庆历新 政”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这次运动以 理财为先，以富国强兵为旨归，被后人 称作“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会先 急”，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所以在他 的各项经济改革中，重点就首先放在减 轻农民的疾苦上。仅“农田水利法”的 实施，“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 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有奇。”（《宋史纪史本末》卷三。）而延续 了十六年之久（包括元丰年间）的变法 运动，仅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收夺豪商富人之利，北宋 财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由于生产的 发展，加上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加强，市 场趋于稳定，物价下降，米一斗只五十 文至八十文，麦一斗三四十文，酒一斗 百文。年丰物贱，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应当说，以理财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是 真正收到实效的。$$ 司马光的理财观点是什么呢？早在 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尚未着手进行变 法之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有过一次公开 的争论。起因是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 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 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当时司 马光、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 为，救灾节用，应白贵官、近臣始，“宜 听两府辞赏为便”，即免去例行之赏赐。 王安石却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 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 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 也。”司马光反驳道：“国家自真庙（真 宗）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 急务也？”王安石说：“国用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 财者，不过头会箕敛（按人头计数征 税，用畚箕取所征谷物，譬喻赋税繁 苛）耳。”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 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 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以上史实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 三○）。$$ 司马光所说：“设法夺民”的“民”， 指的是哪些人呢？联系北宋的社会实际 和王安石变法中的作为，可知正是那些 占据了天下十分之六七的农田（往往 是良田、上等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 大官僚大商人。王安石的理财方针主要 放在“开源”上，一手向天地要财富，一 手向豪强地主夺财富，这就难怪司马光 处处要与王安石为敌了。“熙宁变法” 中，新法一出，司马光辄起而反对，成为 名副其实的旧党领袖。一俟真正掌握了 国家大权，司马光就迫不急待地在短短 几个月中将新法尽行废止。$$ “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王朝中变法 与反变法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而当 时双方都是以江山社稷忠君爱国为口 号的。反对变法的人群中，恰又多是以 前支持过范仲俺“庆历新政”的激进人 物、三朝老臣，司马光以其道德文章成 为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时代，王安石也 许没有意识到推动生产、扩大内需可以 “拉动”、“带动”或“刺激”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意义，但他的理财方针无疑是 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财政困难， 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 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 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