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大斗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均为我国历史上 伟大人物，他们各以其辉煌的文学、史学 贡献而彪炳后世。两人的道德品质均无 懈可击。他们年龄相仿（王安石1021- 1086；司马光1019—1086），面对的是同 一个北宋社会形势，两人又有幸相继成 为宋朝的宰相，有条件施展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但两人的政治经济观点却截然 相反。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的，正是司马 光极力维护的；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正是 司马光拼命抵制的。具体表现集中于对 待“熙宁变法”的态度上。
   王安石在两次罢相之后退居江宁， 仍然对元丰年间社会稳定、百姓康阜的 的局面作诗歌颂；司马光一旦执掌大 权，便在短短几个月中“尽废新法”。而 他在废尽新法之后便继王安石之死也 溘然长逝，留给后世争讼不已的是非评 说。
   司马光废尽新法，仓促之间恢复的 只是旧制。旧制又如何呢？仁宗 （1022—1063年在位）时期，豪强地主 兼并土地采取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纵容 态度，天下田畴一半以上为其占有。由 于被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 他们流离异乡，转死沟壑，农民武装斗 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与此 同时，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 深。究其原因，一则因为耗费太大，二则 因为天下一半以上的田畴被大官僚大 地主大商人霸占，而他们逃避赋税，将 负担分摊到中小地主和小有土地的农 民身上。当时军费占用全部赋税的十分 之八，却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和西夏的侵 犯，每年还要付出近八十万匹、两的“岁 币”。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不堪其负，只 好流亡他乡，导致北宋王朝赋税征收的 更趋减少。老路不通，走新路又如何？为 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仁宗 庆历年间由范仲俺领导推行“庆历新 政”，其重点也只是改革吏治，整顿政权 机构，并没有正面触及抑制兼并，整理 国家赋税的大问题。即使如此，也遭到 贵族倌僚的反对，只一年左右，就中途 夭折。
   英宗在位三年而死，子赵顼继位， 是为神宗。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六七集 中于豪强地主之手，且不纳田赋（《文 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朝廷财政每年 亏空达一千五百多万贯，财政处于危急 状况。整顿财政已是燃眉之急。神宗起 用王安石主持这项工作。王安石先后组 织制订并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场赋 法”等，展开了一场比范仲俺“庆历新 政”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这次运动以 理财为先，以富国强兵为旨归，被后人 称作“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会先 急”，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所以在他 的各项经济改革中，重点就首先放在减 轻农民的疾苦上。仅“农田水利法”的 实施，“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 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有奇。”（《宋史纪史本末》卷三。）而延续 了十六年之久（包括元丰年间）的变法 运动，仅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收夺豪商富人之利，北宋 财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由于生产的 发展，加上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加强，市 场趋于稳定，物价下降，米一斗只五十 文至八十文，麦一斗三四十文，酒一斗 百文。年丰物贱，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应当说，以理财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是 真正收到实效的。
   司马光的理财观点是什么呢？早在 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尚未着手进行变 法之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有过一次公开 的争论。起因是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 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 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当时司 马光、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 为，救灾节用，应白贵官、近臣始，“宜 听两府辞赏为便”，即免去例行之赏赐。 王安石却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 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 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 也。”司马光反驳道：“国家自真庙（真 宗）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 急务也？”王安石说：“国用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 财者，不过头会箕敛（按人头计数征 税，用畚箕取所征谷物，譬喻赋税繁 苛）耳。”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 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 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以上史实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 三○）。
   司马光所说：“设法夺民”的“民”， 指的是哪些人呢？联系北宋的社会实际 和王安石变法中的作为，可知正是那些 占据了天下十分之六七的农田（往往 是良田、上等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 大官僚大商人。王安石的理财方针主要 放在“开源”上，一手向天地要财富，一 手向豪强地主夺财富，这就难怪司马光 处处要与王安石为敌了。“熙宁变法” 中，新法一出，司马光辄起而反对，成为 名副其实的旧党领袖。一俟真正掌握了 国家大权，司马光就迫不急待地在短短 几个月中将新法尽行废止。
   “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王朝中变法 与反变法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而当 时双方都是以江山社稷忠君爱国为口 号的。反对变法的人群中，恰又多是以 前支持过范仲俺“庆历新政”的激进人 物、三朝老臣，司马光以其道德文章成 为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时代，王安石也 许没有意识到推动生产、扩大内需可以 “拉动”、“带动”或“刺激”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意义，但他的理财方针无疑是 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财政困难， 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 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 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