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作家郑熙亭同志假十年之 功、以北宋时代为背景创作了三部 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苏 轼传》和《大宋河山》。郑熙亭以 其清晰的历史观感、厚重的文化含 量和洗练生动的叙述风格，向读者 展现了北宋王朝多姿多彩的社会历 史画卷，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喜 爱。在唯物史观的烛照下，作者以 史家的求真精神和作家的艺术追求 对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以及 熙宁、元丰年间的宋代经济、政 治、文化风貌予以真实生动的艺术 再现。难能可贵的是，郑熙亭的历 史题材小说创作，非但没有因为历 史的久远而直陈旧事，反而挖掘出 了小说人物的现代意识，把笔下的 典型形象塑造成立体生动的“这一 个”。 唯物史观是照彻千古 的明灯 历史题材创作的好与不好，标 准就是历史的真实，指导思想就是 唯物史观。郑熙亭用官员和作家的 双重身份去审视社会和历史，从社 会经济、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 存状况上去发现历史的真谛，以 “在场”的视角和切入肌肤的体 察，为读者描摹和展示了宋代的政 治、经济、文化风貌。 就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 言，郑熙亭在广泛搜集了大量的有 关唐宋代的文、史、诗、词、传、 志、墓志铭、书札等资料以后，反 复研读，去粗取精，剔垢磨光，发 掘最富有典型意义的信息，然后将 他们有机融入到人物形象当中。同 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历史的、具体的 判断，肯定他们的先进性，指出他 们的局限性。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 例。对年轻气盛、知耻后勇、勇于 革除积弊的宋神宗予以赞扬，同时 也在小说中指出了他的浮躁冒进； 对王安石的务实进取改革精神、民 本思想给予肯定，但也指出他“知 其病而不知其药”、不懂得生产关 系和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反作 用。 作家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审 美诉求，他没有像历史学教授那 样，把事件直陈或概述，而是提炼 了大量精彩的细节，让读者从中体 会和把握变法的来龙去脉，是非曲 直。评价变法时，作者采取了准确 又巧妙的手法，既让《流民图》反 映了其中的一个侧面，又让王安石 在拒绝复相的回书中对变法七年后 整个宋王朝虎跃龙腾的气象进行描 述。作者艺术地将这些侧面整合给 读者，给人以立体的观感，让人可 以全面理解和判断。 郑熙亭的创作之所以引人入 胜，就是因为他用唯物史观在思 考，在叙说，发人所未发，见人所 未见，使一段远去的时空因作者的 创作智慧而重新在读者的面前生机 勃勃地展现出来。 贯穿始终的现代意识 和忧患意识 郑熙亭在自己的内心将宋朝这 段精彩的历史和人物酝酿成熟之 后，不是将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剥离 开来，而是将他们放在大环境审，让 他们走上生活的舞台。郑熙亭给自 己的《大宋河山》作了精准的高度概 括：精英们和他们的时代。可以说， 作家发现了北宋王朝之于同时代全 球其他封建国家包括欧洲的中世纪 国家绝无仅有的社会开放程度和经 济文化发展高度，发现了这个时代 精英们身上与其他诸朝代不同的现 代意识和忧患意识。 小说中的宋神宗，求新求变、敢 于突破旧框架、革除积弊，成为变法 的最重要的支持者，这种作风在封 建社会帝王中都很少见。同样，大臣 们的作风也令人耳目一新，尤以王 安石、沈括、苏轼为例，他们身上的 那种自强不息、亲民务实，精进不 懈、日日自新的立身治世的作风， 既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精 华，也是今天身为公仆的人们身上 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可以说郑熙 亭笔下这些人物身上宝贵的精神 元素，无疑与今天的现代意识有些 血脉的关联。 民本思想是这个精英时代所 汲汲以求的，注重为民求富，必然 基于对国富民强，对抗夏、金、辽的 忧患意识。神宗与安石是出于对国 家前途命运的忧患，司马光、欧阳 修的反对变法也是因为对国家和 民族的忧患意识，只不过他们看问 题的角度不同，阅历与性格特征不 同。司马光等人对国家经济繁荣的 认识只是浅层的，他们知道财政困 难，但他们的办法不是变改体制， 而是克守节俭之德。范仲淹新政的 失败让他们失去了对改革的信心， 也只有花银子买短暂的太平了。 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不同 的层次写出了不同人的忧患意 识。 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 的完美结合 《大宋河山》题材重大，非一般 小说可比，且各色人物写了100多 个，从朝廷到市井、从皇都到边塞，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多 个层面反映了北宋王朝的社会状 况，具有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洪流 般的画卷感。 就人物塑造而言，郑熙亭注重 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没有因为历史的真实 而荒废掉对人物的艺术刻画，也没 有为突出人物将人物单纯地去戏 说。这种创作的精神，可以说是作家 公正的治史态度和诚实的艺术态度 所决定的。 王安石变法无疑是三部小说的 中心脉络和叙述中心，所有的其他 一切人物和情节都围绕着这一事件 的前前后后来展开。作家通过对变 法中的矛盾完成了对人物的刻画， 像富弼、司马光、韩琦、欧阳修、唐 玢、吕诲、吕公著等。他们自以为天 生是正统的代表，举着孔孟的幌子， 打着三代经典的旗帜，没有压力，没 有负担，把“异端邪说”、“借古改 制”、“乱臣贼子”、“祸国殃民乱天 下”一顶顶大帽子扣到改革派头上。 郑熙亭笔下的人物许多是集 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等多 重身份于一身，写活他们，就得 下许多功夫。像王安石、司马 光、苏轼、欧阳修，都是国宝。 每个人都是一部书，文化价值难 以估量。作者广泛收集有关资 料，认真的阅读其文字，与写他 们的稗史小说进行比较和鉴别， 去伪存真，尽力去发现他们的嬗 变过程和生活原生态，还他们一 个本来面目。 郑熙亭小说的语言特色 笔者通读郑熙亭的作品多 遍，深受其语言魅力的感染，可 以说是中国当代汉语中新的“春 秋笔法”。这种笔法，字数简 洁，音节优美，读来琅琅上口， 有强烈的节奏感，用最少的字来 传递最丰富的意义，因而其表现 力非常强，时而小桥流水，曲尽 优美之蕴，时而大江东去，舒展 宏阔之境。 优美无尽处，如《人之末， 性乃美》一节，从东坡访半山园 起，仅千余字，就交代了安石与 东坡二人相见的种种细节，作家 的描写也是曲尽中国文字之妙。 如“江宁知府王胜之前来拜望， 邀安石、东坡出游。安石大病初 愈，只游钟山半日，即留在书房 修订《字说》。东坡与王胜之流 连数日，登石头城、泛玄武湖、 拣石玛瑙岗，二人唱和甚快。” 短短几笔，交代得条目清晰，简 洁生动。 壮美可观处，如开篇之作《樊 楼灯火》一节，议及大宋建都，宋太 祖宏论之后，就用一段精彩文字：于 是以洛阳为西京，设置留守，以备天 下之急；以河北大名府为北京，契丹 一有动静，即在大名开帅府；相应的 开封称作东京，应天府称作南京。当 下便命丞相赵普经划督建都城。赵普 指派能工巧匠，按洛阳规模绘制图 样，城垣方直，坊里经纬，哪里是店 铺，哪里是民居，哪里是官宅，哪里 是皇城，井然有序。太祖怒而涂之， 斥道：“筑城以备战事，非为观美 也。”可见郑熙亭的笔法，颇得春秋 笔法的精神，挥霍跳荡，勾玄纪要， 大开大阖。 郑熙亭的小说语言，并不是 一味的运用古代汉语，而是有机 地吸收了古语的表现力，将他们 同现代汉语融合在一起，创造了 一种“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意 止而尽”的语体风格。因而，可 以说他的文字既不是遗老遗少的 寻章摘句，晦涩难懂，反而因其 简洁和切中肯綮而焕发出汉语言 的活力。 郑熙亭同志的作品向读者展 现了一个博大的洋洋世界，甚 至可以讲有些史诗的风格，流 布着冲和、清正之气，读来令 人神清气爽，而不是那种张扬 的力量和澎湃的激情。他用表 现力极强的春秋笔法写历史小 说，不求崇高，但要持重；不求 激荡，但要蕴藉；不求猎奇， 但要真诚；不求天花乱坠，但 求娓娓道来、意在象外，读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气韵酣 畅，隽永可爱。

王安石与司马光，均为我国历史上 伟大人物，他们各以其辉煌的文学、史学 贡献而彪炳后世。两人的道德品质均无 懈可击。他们年龄相仿（王安石1021- 1086；司马光1019—1086），面对的是同 一个北宋社会形势，两人又有幸相继成 为宋朝的宰相，有条件施展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但两人的政治经济观点却截然 相反。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的，正是司马 光极力维护的；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正是 司马光拼命抵制的。具体表现集中于对 待“熙宁变法”的态度上。$$ 王安石在两次罢相之后退居江宁， 仍然对元丰年间社会稳定、百姓康阜的 的局面作诗歌颂；司马光一旦执掌大 权，便在短短几个月中“尽废新法”。而 他在废尽新法之后便继王安石之死也 溘然长逝，留给后世争讼不已的是非评 说。$$ 司马光废尽新法，仓促之间恢复的 只是旧制。旧制又如何呢？仁宗 （1022—1063年在位）时期，豪强地主 兼并土地采取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纵容 态度，天下田畴一半以上为其占有。由 于被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 他们流离异乡，转死沟壑，农民武装斗 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与此 同时，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 深。究其原因，一则因为耗费太大，二则 因为天下一半以上的田畴被大官僚大 地主大商人霸占，而他们逃避赋税，将 负担分摊到中小地主和小有土地的农 民身上。当时军费占用全部赋税的十分 之八，却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和西夏的侵 犯，每年还要付出近八十万匹、两的“岁 币”。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不堪其负，只 好流亡他乡，导致北宋王朝赋税征收的 更趋减少。老路不通，走新路又如何？为 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仁宗 庆历年间由范仲俺领导推行“庆历新 政”，其重点也只是改革吏治，整顿政权 机构，并没有正面触及抑制兼并，整理 国家赋税的大问题。即使如此，也遭到 贵族倌僚的反对，只一年左右，就中途 夭折。$$ 英宗在位三年而死，子赵顼继位， 是为神宗。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六七集 中于豪强地主之手，且不纳田赋（《文 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朝廷财政每年 亏空达一千五百多万贯，财政处于危急 状况。整顿财政已是燃眉之急。神宗起 用王安石主持这项工作。王安石先后组 织制订并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场赋 法”等，展开了一场比范仲俺“庆历新 政”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这次运动以 理财为先，以富国强兵为旨归，被后人 称作“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会先 急”，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所以在他 的各项经济改革中，重点就首先放在减 轻农民的疾苦上。仅“农田水利法”的 实施，“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 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有奇。”（《宋史纪史本末》卷三。）而延续 了十六年之久（包括元丰年间）的变法 运动，仅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收夺豪商富人之利，北宋 财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由于生产的 发展，加上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加强，市 场趋于稳定，物价下降，米一斗只五十 文至八十文，麦一斗三四十文，酒一斗 百文。年丰物贱，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应当说，以理财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是 真正收到实效的。$$ 司马光的理财观点是什么呢？早在 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尚未着手进行变 法之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有过一次公开 的争论。起因是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 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 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当时司 马光、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 为，救灾节用，应白贵官、近臣始，“宜 听两府辞赏为便”，即免去例行之赏赐。 王安石却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 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 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 也。”司马光反驳道：“国家自真庙（真 宗）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 急务也？”王安石说：“国用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 财者，不过头会箕敛（按人头计数征 税，用畚箕取所征谷物，譬喻赋税繁 苛）耳。”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 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 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以上史实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 三○）。$$ 司马光所说：“设法夺民”的“民”， 指的是哪些人呢？联系北宋的社会实际 和王安石变法中的作为，可知正是那些 占据了天下十分之六七的农田（往往 是良田、上等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 大官僚大商人。王安石的理财方针主要 放在“开源”上，一手向天地要财富，一 手向豪强地主夺财富，这就难怪司马光 处处要与王安石为敌了。“熙宁变法” 中，新法一出，司马光辄起而反对，成为 名副其实的旧党领袖。一俟真正掌握了 国家大权，司马光就迫不急待地在短短 几个月中将新法尽行废止。$$ “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王朝中变法 与反变法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而当 时双方都是以江山社稷忠君爱国为口 号的。反对变法的人群中，恰又多是以 前支持过范仲俺“庆历新政”的激进人 物、三朝老臣，司马光以其道德文章成 为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时代，王安石也 许没有意识到推动生产、扩大内需可以 “拉动”、“带动”或“刺激”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意义，但他的理财方针无疑是 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财政困难， 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 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 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