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出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目的，费时19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以为世人通读和理解。所以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在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而以胡三省历经30寒暑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笔者认为，《通鉴》胡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音注。《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二、训诂。《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三、拾遗。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四、辨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五、布道。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一千万字的《资治通鉴》，毛 泽东通读了17遍。直到晚年，毛 泽东的床头还总放着一部《资治 通鉴》，有不少页因残破而用透明 胶纸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 他多少阅读的印迹。$$ 毛泽东生前，有一段时间，读 《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 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是好 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 一天，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 那部《资治通鉴》笑着对身边工作 人员孟锦云说：“你知道这部书我 读了多少遍？17遍。每读一遍都 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 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 读，而是没有时间了。”$$ 接着他又说：“我劝你也读一 读，不能全读，读某些部分也好， 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 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说：“试试看吧，我 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说：“不是 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 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 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 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 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对历史书我就是读 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并不责任，而是 告诉她：“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 大得很响，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 历史全是糟粕，不值得一看。还有 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 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看法都有 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也 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 析，对不对呀？”$$ “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 还能不对吗？所以百分之百地相 信。”小孟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 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 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 要提出反对意见。不读不行，大都 是学而知之，但光读也不行，不敢 怀疑，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这书算 白读了。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 本小书递给小孟，“这是一本写 《资治通鉴》的书，有时间看看，我 还想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后，一场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在毛泽 东住处的大厅里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 治通鉴》，是说统治者把历史作一面镜子，照照 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 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 笑着说：“这问题提得好！看来，你嫌这镜子不 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镜子已经不 小了，统治者如果真认真照一下，不会一点益 处没有。比如，书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 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 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又无法治他 们，非天下大乱不可。至于司马光从周威烈王 23年写起，是因为他认为那一年发生了一件 大事。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 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合法了，司马光 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以此作为《资治通 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书名完全切题。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这叫上梁不正 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 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 “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 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 大都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 鉴》最后一段写赵国，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 美，全信行吗？”$$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 是怎么回事？”小孟又提出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 变法，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还是朋 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 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 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司马光个人 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到底。固执不一 定是好事，但做学问需要这种精神。对的，当 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 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 年后也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 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 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 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 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 公论嘛！”$$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 司马光一人编的，现在才知道是 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 容易。”小孟感慨地说。“一个人， 就是三头六臂，也编不了这么一 部大书。”毛泽东说，“写上名字的 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 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 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当然， 主要是司马光主持，没有他主持， 一切都不会有。这段时间，他政治 上不得志，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 的原因。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 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 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 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 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 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 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另当别 论了。”$$ 小孟又问：“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对出《资 治通鉴》起了很大作用吧？”$$ “自从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出书方便多了。 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板印刷，这 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看来，成 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 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时，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那么 一大部书，写政治军事那么多，写经济文化 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 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搞法？ 政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 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 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 ‘相砍书’，可它比《通鉴》写战事少多了， 没有《通鉴》砍的有意思。《通鉴》是部大 的‘相砍书’。”$$ “‘相砍书’？有意思，‘砍’就是战争 吧？”$$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 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 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 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光靠秀才，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 “为什么秀才不行呢？”小孟好奇地问。$$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的多，做的 少，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 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 书坑儒，结果呢？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 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说到这里， 毛泽东哈哈大笑，十分开心。然后喝口水， 接着说：“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 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 治国家。历史的明君都有贤臣辅佐，不能离 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一 种难以捉摸的神情，陷入了沉思。接着他微 微睁开眼睛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 好书。”$$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 一生，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资治通鉴》为北宋时期司马 光及其助手参考正史、野史300余 种，呕心沥血，历时19年完成的编 年史巨著。毛泽东十分爱读这部史 料丰富的历史名著，在他的藏书中 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也有标 点的平装本，出差视察随身带，休 息睡觉时床头总放着这本书。他还 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他一生曾圈 点、阅读过该书17遍。$$ 1954年冬，毛泽东对历史学家 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 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 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 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 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 经验教训”。接着毛泽东把标点《资 治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两个 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所谓中 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 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 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 据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 云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 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 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 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 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 锦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 卧室里休息，同护士孟锦云讲《资 治通鉴》，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资 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 本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小孟回 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17遍。每 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 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 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喽。” 毛泽东问小孟关于这部书知道多 少，小孟回答说只知道是历史书， 听老师讲是司马光写的。毛泽东继 续追问书的内容，小孟只得羞怯地 摇摇头。毛泽东见其不好意思，便 鼓励她下决心读一读这部书，如果 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因 为这部书读上一遍，得好几年时 间。但是读与不读大不一样，要趁 自己年轻读读为好。小孟认为可以 试一试看，但不一定有那个毅力。 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 分认真地说：“孟夫子，你有个 词可用错了。不是毅力，而是兴 趣。因为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 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 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小孟 说自己对历史书提不起兴趣，读 不进去。毛泽东并不责怪她，并 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 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 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 觉得中国历史上全是精华，包医百 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 的观点是既有糟粕也有精华，既要 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后来，毛泽东在指导小孟读 《资治通鉴》时，还回答了许多该 书的问题。小孟问为什么《资治通 鉴》不从有史以来写，而从周烈王 二十三年写起。毛泽东认为，司马 光之所以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写起， 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 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 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 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 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了合法 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 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 也。”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 有是非。无是无非，非乱不可。这叫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也 一样，你上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 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三岁小皇 帝，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 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 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 事。皇帝是世袭的呀，只要老子是 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 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皇 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伴随毛 泽东的一生，书中有不少页都用透 明胶带粘住，这是一部被他读破的 书。

《资治通鉴》是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提高统治本领、丰富治国经验的金科玉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闪烁着夺目光彩。它与号称“正史”的《史记》、《左传》、《四库全书》并相辉映，记述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说起《资治通鉴》，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要作者是司马光，但《资治通鉴》集体创作的另一重量级编修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和川县令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 今江西 人，刘恕天资聪颖，18岁就以博学多识在皇佑元年以第一名（也就是人们统称的状元）中进士，据《中国通史》、《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和《岳阳县志》载，宋英宗治平年间任和川 今山西安泽县和川镇 县令。刘恕博闻强记，对于史学十分精通，除写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私纪杂说，无所不览。黄庭坚对刘恕赞誉至极，说：“刘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与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3《刘道原墓志铭》 ，说：“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群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时日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 《张右史文集》卷49《冰五堂记》 ，刘恕对历史知识的娴熟，即使是当时“号通史学，贯通古今”的司马光、欧阳修“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司马光对刘恕爱慕敬服，在其《传家集》中记道：“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对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十分精到。司马光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在洛阳时一同游万安山，道旁有一石碑，据碑文载乃是五代时一将领，此人并不是出名人物，常人不注意，刘恕却能详说此人生平事迹，司马光回来后，取史书查验，果然不差。由此可见，刘恕在当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史学专家。$$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受命在秘阁设立书局，并让自选馆阁英才助修史书，此时，司马光首先上书举荐刘恕：“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刘恕被选入局后，一面料理和川县政务，一面协助司马光编修史书，司马光每遇“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对刘恕的才识和能力，司马光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在确定《通鉴》的体裁、立意、章节等史书编修的重大问题上，司马光均与刘恕讨论后才制定，刘恕在整个史书的编修中实际上担任着副手的重要职责，对《通鉴》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深有感触地说：“光之得道原，尤瞽师之得相也”。刘恕在书局中不但承担着统揽全局的具体事务，而且亲自撰修部分内容。关于刘恕负责了哪个部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一说是专修五代部分，还有的说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不论哪种说法，都明证了刘恕参与了《通鉴》的具体编纂工作。《通鉴》的编修历经19个春秋，在撰修过程中，书局不断将已修好的部分呈上御览，宋神宗阅后，深为史书内容之丰富，叙事之平实，文笔之畅达，启智开思之功用所撼动，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为彰扬刘恕对《通鉴》编修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光特上书为刘恕请功：“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竟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间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先以为功力最多”，对刘恕赞誉有加，功推第一。$$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刘恕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今人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刘恕不满20岁到尧都根祖文化之域，孕育了传大先哲荀子之地任和川县令，他就不能不受积淀厚重的尧文化和荀子文化的熏陶和在史学潜能上产生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也不可能不对人类文化的根祖尧和旷世大儒荀子万分敬仰，推崇至极。《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疑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只录“荀 荀子 语，何不见其传略？”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记》没有记至荀子时代，若不是司马光《通鉴》的断限年代已囊括了荀子时期，刘恕一定会将荀子大书特书一番，那样，荀子生地在安泽也就有了定论，后人也就不再会有张冠李戴的歧议了。刘恕是宋朝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便在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中以“引经据典、见解独到”的出众才华惊服考官，被选为第一；出仕后，又被英宗、神宗赏识，行走于上层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么一位在当世极负盛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又何以能够到和川这样一个山区县充任县令呢？$$和川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晋南的腹地，在距史料准确记载的唐叔虞休养生息的唐城和叔虞屯兵蓄锐的唐王寨都不到30华里。可想而知，这里的开发历史较早，至大宋朝，当时的和川已无疑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地方。从地理方位上看，和川居于古上党关脚下，东扼上党，西控平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朝历代不能不把它视为居安思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经营重地。这样看来，朝廷把刘恕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政治抱负的人委任以和川县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和川县令”官小位重。$$宋时的和川县，虽说是一“弹丸”之地，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片风云际会，群星闪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这里曾经诞生了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以及著明的“四代八杰”、“五夫三卿”的冀缺家族 后世学者称，在中华家族史上只有闻喜裴家可与冀家比美 。和川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刘恕任和川县令后，这里的陶唐文化滋养了他，建功立业的人文精神激励了他，使他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协助司马光完成了宏篇巨制《资治通鉴》。刘恕同尧文化与和川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正是他对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不记尧舜、不传荀子而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恕任和川县令时，尚不足20岁，他的黄金年华、人生的主要阶段是在和川度过的，他任县令11载，一面勤于政务，一面协修《通鉴》，他的理政修史精神确实值得永世传承。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印 刷术广泛使用，统治者又重 视文化，提倡文学，注重以史 资政，这无疑推动了宋代史 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史学 历经千余年发展，至此终于 达到它的高峰，《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就是宋代 史学划时代的丰碑。$$ 《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 县）涑水乡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四朝。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 马光因政见不同，受到排斥，居闲职 15年，专事《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 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宰 相后辞世。$$ 在多年担任皇帝侍讲的过程中， 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 综，况于人主”，故而先后撰成简述历 代兴亡教训的编年体史书《历年图》、 《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于 治平四年（1066年），命司马光设书局 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听 其讲授以后，赞扬该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在刘 恕、刘■、范祖禹三位学者的协助下， 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 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 1362年史事，共 294卷的编年体通史 巨著。$$ 司马光组织《通鉴》写作有一套严 密的编撰程序。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 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 题，据标题排列有关史料。第二步做长 编，由分修者对丛目的史料进行整理 考订后，撰写出初稿。第三步由司马光 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 熔铸润色，写成定稿。同时，司马光还 编出《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通 鉴目录》等简本，以供一般人选择阅 读。又编成《通鉴考异》，收录对《通鉴》 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 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 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 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究其特 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千余年 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 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 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 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 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 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 书材料零散不相联贯的弊病，开辟了 编年史体的新纪元。它使读者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 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记史信 实。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 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 的书现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 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 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 支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多详 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 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 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 书。$$ 三、书中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 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并“发挥精 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 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 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 的记录。书中大量揭露历代 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以 为劝戒。并且以“臣光曰”的 形式，从北来的现实政治出 发，有针对性地对史事发表 评说，阐述经验教训，希望实现清明政 治。$$ 四、《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 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 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 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 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 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 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 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 脍炙人口。$$ 《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 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 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 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 体和纲目史体。因此，可以说《通鉴》 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

在大运公路的南端，横亘着一道上百里长的黄土岭，人们 称它为峨嵋岭。该岭中部夏县段的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一座 规模宏丽、古朴肃穆的茔祠──司马温公祠。深秋时节，我们 慕名来到这里。只见祠前峰岭逶迤，奔突成势；祠后涑水环绕， 奔流生趣；祠中古冢高垒，石刻遍布；祠堂红砖碧瓦，雕梁画 栋。浓浓的古香白色和诗情画意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登堂入 院”，去探寻这位宋代名相、史学泰斗的历史足迹。$$ 司马光幼时砸缸救童，名声远扬$$ 一个特别的“警枕”陪伴他度过 一生$$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代帝王 和史学家的推崇$$ 茔祠百余亩大，景色秀丽，风光怡人。我们无暇欣赏那 精雕细刻的石人、石马，也无意去观看那翠绿的松柏和盛开的 秋菊，而是跟着导游，首先来到了祠堂正殿。殿内宽敞明亮，四 壁的40余幅连环画，讲述了司马光生平的离奇故事。而最引 人注目的是殿中央的一排玻璃柜，柜里陈列着司马光编写的 惊世巨著──《资治通鉴》，各种版本，多种封面，透过玻璃，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司马光砸缸救童的故事，得知他聪敏 过人，大智大勇。中学时代，对他有了大概的了解：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涑水（夏县水头镇小晁村）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杰出的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而今天， 当我们走进司马光祠，在讲解员的帮助下，才对司马光有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令我们叹服的是他刻苦攻读、精心著 述的精神。$$ 讲解员告诉了我们一个“警枕”的故事：司马光出身书香 门第，从小接受到知识的熏陶，酷爱读书。青少年时代，他经常 起五更、睡半夜，珍惜寸阴。 为了不“睡懒觉”，误时光，他 专门让木匠做了一个圆木枕 头，读至深夜要睡觉时，便垫 高床的一头，枕着圆木，脚高 头低地睡上“坡式床”，枕时 间长了，头一抬动，圆木便顺 坡滚下，惊醒后便继续读书。 据说，这个“警枕”曾陪伴他 度过一生。正是警枕促使他 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从而精 通史籍，通晓音乐、律历、天 文等知识，20岁便考中进士 甲科。也正是警枕激励他在 朝为官时，时时不放松读书 学习；特别是在因反对变法 而遭贬洛阳之后，更是发奋 苦读，读遍了历朝的各种正 史、偏史、野史等等，考订异 同，删削增补，加工润色。带 领有关人员，苦干19个春 秋，书写300余万字，编成了 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 代十国共计1362年的历史 巨著──《资治通鉴》。完成 之后，宋神宗亲自赐名、作 序，每看完一篇，都在首尾盖 上图章作记。称其“尽古今之 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 事，是亦典型之总会，册牍之 渊林矣”。$$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 代封建帝王和史学家的推崇 和重视。宋元之际文学家胡 三省评价：“为人君而 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 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 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 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 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 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 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 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 害，此必然者也。”$$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 启超说，《通鉴》确实是中古以来一 大创作，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 毛泽东主席对《通鉴》也爱不释手，一生竟 通读了19遍之多，1949年进京时，身边还带着 《史记》和《资治通鉴》，并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们 多看看此书。$$ 这部巨著传至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和版 本，它充分展现了司马光的卓越功绩，奠定了他 千古帝师的地位。$$ 皇帝题写碑额，苏轼撰写 碑文的神道碑$$ “杏花碑”述说了司马光、 王安石、苏轼三巨子的 沉浮$$ 圣世泰斗人生坎坷，精神 不朽$$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四块镶嵌 在杏花碑厅里的“杏花碑”。据说它原是宋哲宗 在司马光死后为其立的一块神道碑。那么，它为 何破成四块被镶嵌在厅中的墙壁上，又叫做“杏 花碑”呢？讲解员告诉了我们它的来龙去脉。$$ 哲宗元年，司马光从被贬的洛阳返回京都，重 新当了宰相。一上任，便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 除，并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吏贬出京城。由于他年 事已高，身体不佳，加上昼夜劳累，积劳成疾，为相 8个月便溘然逝世，终年68岁。宋哲宗嘉其为国 尽力，亲临其丧，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命苏轼 为其撰写碑文。哲宗亲笔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 六字碑额，在司马光坟前竖起了一幢巨大的神道 碑，详细述说了司马光生前的功绩和他死后人们 痛悼情景：“人们罢市往吊，哭公甚哀，如哭私亲， 哭公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 不久，太皇太后病逝，年幼的哲宗左右不了 局势，变法派一批老臣返京执政，说司马光 诬谤先帝，要求哲宗对其追贬，夺回赠 谥，焚棺扬尸，因遭众臣反对未 能如愿，便拿神道碑出气。 派人来到司马祖 坟毁掉碑楼， 砸坏石碑，磨 平字迹，将 其深埋地下，并将撰写碑文的苏 轼逐出朝廷。只因碑额上有哲宗 亲书的“忠清粹德之碑”六字，他 们不敢砸，便弃之一旁。然而，不 知是上天有灵，还是有人暗中保 护，几十年之后，埋碑的地方长着 一棵杏树，“晓枝蟠曲，周映交护， 如幄如盖，春华秋实”，金皇统八 年，即公元1148年，新上任的县 令拜谒司马光墓，眼前荒草丛生， 瓦砾遍地，只有那株杏树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他向周围的百姓和僧人打听 后，得知神道碑就在杏树旁，便让人从杏树下 挖出四块断碑，并在司马光的后代家里找出 了碑文拓本，将碑文摹刻于上，将石碑镶嵌在 墙壁之上，盖起厅子加以保护。由于此碑是从 杏花落下的地方找到的，故称“杏花碑”，此厅 也叫“杏花碑厅”。$$ 那么，祠堂前的忠清粹德之碑又是怎么 回事呢？讲解员说，明嘉靖二年（1506年），巡 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到河东视察，拜谒了 司马光墓，他看到了残破的杏花碑之后，感慨 不已。出于对司马光的崇敬和爱戴，他决心重 竖司马光的神道碑。于是，派人到百里之外的 稷王山精选碑料，磨制成巨碑，先后动用了 10000多个民工，历时3年，用滚木慢慢运到 了夏县。他亲手书写了苏轼的碑文，令石匠镌 刻在上，配用宋代时皇帝亲书的“忠清粹德之 碑”碑额和碑座，依照宋碑的规制，恢复了原 貌。全碑高达8．3米，宽1．7米，厚0．4米，终 于再现了原碑浩气雄风。其螭首之大，龟座之 巨，碑身之宏，碑雕之精，为华夏罕有。$$ 碑成之后，朱实昌又令工匠建造碑楼一 座加以保护，至今碑楼高高耸立，楼上的对联 仍然清晰可见：上联是：忠清发越秀峨嵋，下 联为：粹德辉煌流涑水，横批是：圣世泰斗。$$ 这座巨碑，诉说了司马光平生坎坷，展示 了他的不朽精神。$$ 司马光不信佛，祖坟旁 却建了佛寺$$ “余庆禅院”是皇帝赐名 的家庙$$ 司马光祠是国保级文物 也是夏县的文化品牌$$ 跟随着导游，我们来到了余庆禅院。据 说这是司马光祖坟的香火院。大殿始建于 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虽经 千年风雨，却完好无损，宋味犹存， 为我国现存的宋代建筑之一，吸引着游人久久驻足观望。$$ 司马光一生不喜释、老。不信佛、道，而又为何在他的祖坟 旁建佛寺呢？讲解员又告诉了这样一段故事：$$ 宋朝时，先帝死后往往耗去国家的巨大钱财，建造十分豪 华的陵墓，同时还有专门的护陵机构来负责皇家百官的祭祀 拜谒。宋英宗时，除了增加造墓的投资之外，还要在陵前再建 大寺庙，让数百名僧人常住庙中，为先帝护陵求福。司马光得 知后，力劝英宗减少建墓投资，停建陵前寺庙，将省下的钱用 于强军和安慰朝臣。他说，不少文臣武将终年为国尽忠，而生 前不能尽孝，死后坟地荒凉，确实令人见了心寒，不如将省下 的钱拿出一部分在朝臣们的祖坟前建个小寺，让一二个僧人 去坟地，一则种地糊口；二则护坟祭拜。以解文武百官的后顾 之忧。宋帝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在一批朝臣的祖坟旁建起了 寺庙。司马光虽然百般推辞。然而，宋帝还是派人在他家的祖 坟旁也建了寺庙，并赐名“余庆禅院”。$$ 禅院佛殿五间，大门匾额上书：“别有天地”，据说是清乾隆 年间一进士所书，殿内三尊彩塑大佛，披金盘坐于莲台之上。如 来佛居中，两眼正视，右手高抬，好像在传经处事；弥勒佛在左， 双目微闭，右手抚胸，好像在思索着如何将人们带入极乐世界； 药师佛在右，双目下视，双手握拢，像是在详察人世，考虑着为人 们驱邪造福。中间有两个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是文殊菩 萨。前有护法神将，侧为16罗汉，象征着释迦牟尼的16个弟子， 或怒，或喜，或沉思，或倾听，或仰视，或俯瞰，形态各异，活灵活 现。后墙壁画上的阿兰与迦叶两个大弟子，紧随佛祖之后，时刻 听从吩咐。大殿里塑像造型传神，画幅施彩绚丽，栩栩如生，满堂 生辉，确是一个佛教师弟们欢聚一堂的美丽世界。我想，这大概 就是前人所书“别有天地”的意思吧！$$ 公元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死时家中陈设萧然，唯有 数箱图书。按照他的遗嘱穿着旧衣服，盖着旧被褥入棺后，归 葬于祖坟中。余庆禅院的僧人们因敬重司马光高尚品德和卓 越才识，精心地看护着他的坟院，日夜焚香诵经，为其求福求 佑，超度亡灵。而当次年毁坟 砸碑的大难来临之时，僧人 们又同砸碑官兵作了不屈的 斗争。$$ 公元1148年，余庆禅院 主持圆真和尚，在县令王廷 直的鼎力支持下，和众僧一 起，挖出杏花碑，并拿出多年 的积蓄，盖起杏花碑厅进行 保护。后来的僧人们，都以圆 真和尚为榜样，与司马光的 后裔们一起，精心守护着司 马光的坟院。解放后，党和人 民对禅院和茔祠的其它部分 进行了维修，1988年，司马 公祠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并被省、地、县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出茔祠之门，眼前是 一个宽敞、庄重的大广场，广 场青砖铺地，红砖围墙，鲜花 绿草点缀其间，一尊6．8米 高的司马光大铜像屹立在广 场中央。夏县为了发展旅游 业，将司马光祠这个国保单 位作为龙头，筹集资金，全面 整修，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不 久前，在这里召开了盛况空 前的“禹都文化节暨旅游经 贸洽谈会”，夏县以司马光祠 为主要旅游产品，发展旅游 经济的战略已经开始实施， 司马光这张文化品牌将为夏 县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