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的作者出于商业炒作，往往随意歪曲篡改或虚构史实，恣意戏说历史，甚至大肆美化吹捧帝王将相，宣扬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又有某些影片不惜耗费上亿元资金，竭力打造豪华宏大的场景，却缺乏高尚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容，给人以假、大、空的感觉。还有一些历史电视剧中 ，演员穿着不今不古、不中不洋的奇装异服，说着不文不白脱离历史环境的语言，做出过分夸张或轻佻浮浪的动作，给人以滑稽可笑的印象。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万斌生著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是我近年来读过的较好的一部历史小说。它真实反映了北宋中期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品。作者站在唯物史观的认识高度，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相当准确地介绍并剖析了北宋神宗时期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艰难曲折的历程，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可贵的历史借鉴，并给人以道德情操的教益和文学艺术美的欣赏。 $$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发展和人物生平的过程中，有机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北宋中期赋税的苛重、土地的兼并、民生的困苦以及长期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同时还揭示了庆历新政失败后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科举制度的缺陷、人才的匮乏和辽、西夏对边防的威胁，从而为分析熙宁变法的原因作了铺垫。接着，小说以其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的相继推行以及对学校科举制度的改革，尤其着重描写了在变法过程中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尖锐的斗争。最后，作者还就变法派内部的分化、王安石的罢相、闲居和新法的被废，总结了熙宁变法的利弊得失和失败原因，使读者从中体会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和描写，作者基本上做到了忠于历史事实，有着大量文献史料的依据，没有随意篡改或歪曲历史，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小说作家应有的认真严肃态度。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同样注意尊重历史真实。书中对王安石、赵顼、司马光、苏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等人的外貌、性格、语言、衣着乃至生活习惯的描绘，大多可见于文献记载，有着扎实的史料依据，如实反映了北宋中期的时代风貌，如王雱的聪慧果敢、魏泰的豪侠仗义、刘攽的诙谐风趣、李士宁的神秘莫测…… $$此外，小说中所引用的大量诗词歌赋，所描绘的思想论辩、民情风俗、宗教活动、城乡环境，特别是开封府街市的布局以及宫廷礼仪等，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透露出深邃的人文精神，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民族传统。尤其是书中在涉及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这类枯燥的学术研究话题时，作者也能写得有声有色和意趣盎然，可见作者有着较高的史学修养和较强的文学表达能力。 $$但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严正的史学论著，从情节到人物必然会有某些虚构。如代表贫苦农民的铁蛋、暗恋王安石并支持他变法的侠女杜珊、出身孤儿的王安石的忠仆王宝、反抗朝廷弊政和贪官污吏的鲍雨……显然属于不见于史传的虚构人物。历史上虽然并未实有其人，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虚构却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不失艺术的真实。 $$总之，《王安石》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北宋神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状况的全貌，又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以及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并以熙宁变法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同时，本书文史知识丰富，人物形象生动，情节铺排合理，文辞优美流畅，即使部分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也符合生活和艺术的真实，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任意戏说历史。因此，本书可说是一部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严肃而高雅的作品。

王安石与司马光，均为我国历史上 伟大人物，他们各以其辉煌的文学、史学 贡献而彪炳后世。两人的道德品质均无 懈可击。他们年龄相仿（王安石1021- 1086；司马光1019—1086），面对的是同 一个北宋社会形势，两人又有幸相继成 为宋朝的宰相，有条件施展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但两人的政治经济观点却截然 相反。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的，正是司马 光极力维护的；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正是 司马光拼命抵制的。具体表现集中于对 待“熙宁变法”的态度上。$$ 王安石在两次罢相之后退居江宁， 仍然对元丰年间社会稳定、百姓康阜的 的局面作诗歌颂；司马光一旦执掌大 权，便在短短几个月中“尽废新法”。而 他在废尽新法之后便继王安石之死也 溘然长逝，留给后世争讼不已的是非评 说。$$ 司马光废尽新法，仓促之间恢复的 只是旧制。旧制又如何呢？仁宗 （1022—1063年在位）时期，豪强地主 兼并土地采取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纵容 态度，天下田畴一半以上为其占有。由 于被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 他们流离异乡，转死沟壑，农民武装斗 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与此 同时，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 深。究其原因，一则因为耗费太大，二则 因为天下一半以上的田畴被大官僚大 地主大商人霸占，而他们逃避赋税，将 负担分摊到中小地主和小有土地的农 民身上。当时军费占用全部赋税的十分 之八，却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和西夏的侵 犯，每年还要付出近八十万匹、两的“岁 币”。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不堪其负，只 好流亡他乡，导致北宋王朝赋税征收的 更趋减少。老路不通，走新路又如何？为 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仁宗 庆历年间由范仲俺领导推行“庆历新 政”，其重点也只是改革吏治，整顿政权 机构，并没有正面触及抑制兼并，整理 国家赋税的大问题。即使如此，也遭到 贵族倌僚的反对，只一年左右，就中途 夭折。$$ 英宗在位三年而死，子赵顼继位， 是为神宗。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六七集 中于豪强地主之手，且不纳田赋（《文 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朝廷财政每年 亏空达一千五百多万贯，财政处于危急 状况。整顿财政已是燃眉之急。神宗起 用王安石主持这项工作。王安石先后组 织制订并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场赋 法”等，展开了一场比范仲俺“庆历新 政”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这次运动以 理财为先，以富国强兵为旨归，被后人 称作“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会先 急”，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所以在他 的各项经济改革中，重点就首先放在减 轻农民的疾苦上。仅“农田水利法”的 实施，“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 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有奇。”（《宋史纪史本末》卷三。）而延续 了十六年之久（包括元丰年间）的变法 运动，仅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收夺豪商富人之利，北宋 财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由于生产的 发展，加上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加强，市 场趋于稳定，物价下降，米一斗只五十 文至八十文，麦一斗三四十文，酒一斗 百文。年丰物贱，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应当说，以理财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是 真正收到实效的。$$ 司马光的理财观点是什么呢？早在 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尚未着手进行变 法之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有过一次公开 的争论。起因是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 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 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当时司 马光、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 为，救灾节用，应白贵官、近臣始，“宜 听两府辞赏为便”，即免去例行之赏赐。 王安石却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 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 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 也。”司马光反驳道：“国家自真庙（真 宗）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 急务也？”王安石说：“国用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 财者，不过头会箕敛（按人头计数征 税，用畚箕取所征谷物，譬喻赋税繁 苛）耳。”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 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 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以上史实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 三○）。$$ 司马光所说：“设法夺民”的“民”， 指的是哪些人呢？联系北宋的社会实际 和王安石变法中的作为，可知正是那些 占据了天下十分之六七的农田（往往 是良田、上等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 大官僚大商人。王安石的理财方针主要 放在“开源”上，一手向天地要财富，一 手向豪强地主夺财富，这就难怪司马光 处处要与王安石为敌了。“熙宁变法” 中，新法一出，司马光辄起而反对，成为 名副其实的旧党领袖。一俟真正掌握了 国家大权，司马光就迫不急待地在短短 几个月中将新法尽行废止。$$ “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王朝中变法 与反变法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而当 时双方都是以江山社稷忠君爱国为口 号的。反对变法的人群中，恰又多是以 前支持过范仲俺“庆历新政”的激进人 物、三朝老臣，司马光以其道德文章成 为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时代，王安石也 许没有意识到推动生产、扩大内需可以 “拉动”、“带动”或“刺激”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意义，但他的理财方针无疑是 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财政困难， 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 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 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 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 历间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 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 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 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 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步入仕途 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其中 最用心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 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他随读随作札 记，仅26岁所写读史札记，便达30余篇。$$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 危机，具有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 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 治国主张。此外，他本人在从政活动中，亦 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 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 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 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 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 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 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 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早在宋仁宗嘉佑 年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 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 编年之体，仿苟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 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 《资治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 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 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 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 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 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 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 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 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 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择了刘恕等人做为 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 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 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 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资治通 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 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 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 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 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 削。”$$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 骤：排列丛目；编写长编；删改定稿。$$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司马光 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 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 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 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 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 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 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 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 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 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资治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 “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 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资治通 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 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 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 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