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 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 历间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 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 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 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 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步入仕途 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其中 最用心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 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他随读随作札 记，仅26岁所写读史札记，便达30余篇。$$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 危机，具有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 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 治国主张。此外，他本人在从政活动中，亦 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 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 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 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 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 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 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 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早在宋仁宗嘉佑 年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 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 编年之体，仿苟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 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 《资治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 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 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 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 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 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 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 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 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 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择了刘恕等人做为 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 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 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 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资治通 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 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 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 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 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 削。”$$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 骤：排列丛目；编写长编；删改定稿。$$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司马光 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 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 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 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 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 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 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 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 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 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资治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 “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 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资治通 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 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 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 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上)

《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 实，是一部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 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 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 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 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体更 臻于完善，将我国历史编纂学推进到新水平。$$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 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 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 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 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 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 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 成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 《资治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 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 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 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 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 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 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 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 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 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 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 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 散文的上乘。$$ 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 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 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 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 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 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 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 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 多附论，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 “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 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 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司马光倾 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 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 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 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 说：“《资治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 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如今，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正多 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