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 实，是一部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 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 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 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 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体更 臻于完善，将我国历史编纂学推进到新水平。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 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 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 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 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 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 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 成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 《资治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 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 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 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 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 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 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 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 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 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 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 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 散文的上乘。
   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 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 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 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 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 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 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 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 多附论，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 “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 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 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司马光倾 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 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 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 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 说：“《资治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 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如今，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正多 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