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 实，是一部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 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 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 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 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体更 臻于完善，将我国历史编纂学推进到新水平。$$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 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 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 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 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 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 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 成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 《资治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 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 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 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 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 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 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 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 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 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 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 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 散文的上乘。$$ 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 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 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 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 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 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 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 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 多附论，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 “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 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 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司马光倾 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 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 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 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 说：“《资治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 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如今，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正多 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