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
  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
  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
  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
  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
  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
  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