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县城区位优势明显，位于淮河北岸，大别山南麓，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处；这里交通条件便利，自然条件优越。近年来，光山县建设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发展观念，丰富发展内涵，开拓发展思路，加快推进生态园林县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特别是东城新区建设速度之快，品位之高，得到了各级的高度评价，并吸引了省内外和本县外出成功人士投资建厂、经商，有力推动了光山经济发展，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以规划为先导提升县城品味$$一个好的规划，不仅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低标准是最大的浪费，高标准是最大的节约，制定县城规划必须坚持高标准、高起点。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们一是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坚持量力而行、适度超前的原则，既立足于县城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又不受眼前发展条件的局限，按照“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的总体要求，高标准、高起点修订了《县城2000—2020年总体规划》。对一些暂时没有能力建设的项目，严格控制用地，预留发展空间，避免前建后拆，造成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二是注重规划的科学性。光山是智慧之乡、文明之乡，是司马光的诞生地，是邓颖超的祖籍，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处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带，生态资源条件优越，自然风光绚丽优美。为使县城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自然生态得到充分张扬，我们聘请了高层次的规划设计院对县城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确立了建设生态园林县城目标，把县城品牌定位为“生态绿色家园”。三是强调规划的权威性。坚持“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个法”，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了加强对单位建筑的规划和管理，我们规定所有单位建设和小区开发必须制定详细规划，制作单位建$$筑设计效果图，一般建筑的设计效果图由建设局规划审批小组审批；临街部位的建设效果图由主管县长审批；大型公共设施、关键部位的建设效果图由书记、县长召集县党政联席会，在充分尊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研究审定。四是强调功能的完整性。我们按照行政区、居住区、商贸区、休闲区等功能划分，尊重历史，因地制宜，相对独立，一手抓老城的改造，一手抓东城新区建设，把老城改造成商贸物流和居住中心，把东城新区建设成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县城的功能，我们还采取了“东扩西拓、北进南延”的发展思路，引导城关镇上关村通过“空心村”、砖瓦窑和废弃地综合整治等措施，腾出土地350余亩，采取统一租赁、统一规划、统一配套公共设施、分户投入的模式，创建了集居住、渡假、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农民新村小区——西紫湖生态农庄，建设“城边城”；扶持十里工业园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以白鲨针布、群力化纤等骨干企业为龙头，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建设“卫星镇”。开发小潢河、紫水森林公园、龙山湖“三点一线”风景带，建设县城的“后花园”。小潢河城区段治理投资2380万元，分三期综合开发治理，它的建成，既提高了县城防洪抗灾的能力，又为县城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城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好去处；紫水森林公园是由县城居民多年来自主开发建设，占地2200余亩的集旅游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省级森林公园。龙山湖是委托河南农大园林设计院高标准设计的“水乡园林”式的风景园区，下游与县城小潢河、紫水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带接壤，总投资5000万元，分三期规划建设实施。五是坚持规划的人本性。为了满足群众物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让县城居民有休闲、娱乐、健身之地，在县城规划中，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先后投资200万元在老城区建成南城广场、政府门前广场、金穗广场，又在东城新区规划建设了文化中心、体育中心、老干部中心。目前，正在推进行政中心门前司马光广场等重点工程的建设。$$以项目为依托加快县城建设$$广开投资渠道，多方筹措资金，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全面提速县城建设。三年来，我们在县城建设中共投资3亿元，实施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其中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就有20个。依托这些项目，大大加快了县城建设特别是东城新区的开发步伐。短短的三年时间内，我们就在东城新区拉起了9.6平方公里的建设框架，三纵八横的路网格局已经形成，各种配套设施基本完善。与此同时，老城也得到了较好的改造提升。二是争取上级部门的投入。县国税局、公安局等单位紧抓东城新区建设的机遇，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建成了办公楼，搬迁了看守所，改善了办公条件；县烟草局、石油公司等单位，瞄准东城开发的商机，争取上级主管部门投资1500万元，建成了豫南5县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和东城加油站。三是引导基础设施部门进行配套投入。为推进县城建设，我们按照“谁设资、谁受益”的原则，坚持市场化运作，赋予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引导市政、交通、水利、林业、电力、电信等部门，配套投入，完善县城基础设施。三年来，基础设施部门投资8000万元，先后实施了供水管道、电网改造、地面绿化等项目10个。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县城的开发建设。四是坚持党政机关搬迁带动投入。我们在规划东城新区$$以后，坚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搬迁与腾地招商相结合，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从老城搬迁，盘活存量土地资产，腾出黄金地段吸引外来投资商开发建设，这样既改善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条件，又加快了新区建设步伐，增强了开发商的投资信心，扩大招商引资效果。县委、人大、政协机关率先搬迁，腾地招商，引进深圳两家房产公司盘活了原机关办公旧址的土地资产，投资1.2亿元高标准建设新时代花园广场与此同时，在财政不投入分文的情况下，建成了九层主体大楼拥有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行政中心。在其带动下，18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陆续从老城区搬迁，入驻东城，收到了老城区改造和新区开发同步“双赢”的效果。截止目前，第一批入驻东城区的13家行政机关已基本实现搬迁，第二批计划入驻的10家行政机关部分已实现搬迁部分在紧张施工，年前可望实现全部搬迁。五是靠招商引资和挖掘民间资本投入。我们树立经营县城的理念，坚持以地生财，以地兴城，垄断国有土地一级市场，搞活二级市场，盘活存量土地。采取以情招商、以商招商等形式，大力实施“回归工程”，引导光山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参与县城开发建设；放宽准入，拍卖“四权”，搭建平台，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县城共有房地产开发商12家，他们投资2.2亿元，建设了商住开发小区16个。老城改造和新区建设，逐步完善了城市整体功能，提升了城市品位，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有利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以产业为支撑繁荣县城经济$$县城的建设和发展，归根到底靠产业支撑，繁荣经济，聚集人气。近年来，我们在改革户籍制度，并从就业、入学、医疗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农民进城的同时，把培育产业支撑作为重中之重和根本举措，让农民进的来、留的住，有业就能发展，努力实现县城建设的良性循环。一是大力发展城镇工业。我们在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大力招商引资，引进了蓝天集团、远大鑫鸳鸯等知名企业落户县城。河南蓝天集团在收购原光山伟力公司之后，投资4.86亿，利用小氮肥生产线产生的水煤气，兴建了年产20万吨甲醇工厂，年产值5.2亿，利税1.2亿元，解决多人就业。“十一五”期间，该集团还计划在光山继续投资建设30万吨燃气甲醇厂、20万吨醋酸厂、火车专用线及五岳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从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扶持白鲨针布、辰龙茶叶等一批民营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加快十里民营工业园区建设，引导城镇工业和外来投资企业集中发展。园区民营企业已发展到32家，年产值1.5亿，工业增加值4500万元，解决就业3000人。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达11家，年产值9000万元。二是大力发展商贸流通服务业。我们重点规划和建设了一批诸如新时代花园广场、阳光建材灯饰城、东苑商城等$$一批集商居一体的开发小区，既是部分农民进城后“生活有住所”，又解决了“就业有岗位”的问题。在改造提升宝相寺商场、水果批发市场、家具市场等一批专业市场的同时，建设羽绒材料经营一条街，目前，正在筹建羽绒材料大市场、阳光建材灯饰城等专业市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大力发展超市、仓储等物流产业，培育、引进了亚兴、西亚等超市或专营市场20多家，从业人员1000多人。三是大力推进社会事业产业化。在县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坚持社会事业产业化发展方向，县城的三座分办初中和高中全部实行了后勤社会服务化办学。三年来，全县共吸引外来资本和民间资金1000多万元，投入教育，改善办学条件。目前，仅县城民办学校就发展到22家。此外，还建设了一批民办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项目，既满足了城镇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要，又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县城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建设生态园林县城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我们将依据总体规划，坚持生态园林城市目标，努力把光山县城建设成为豫南大地一颗更加璀璨的明珠。

《投壶新格》的产生$$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根据封建礼节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他说：“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司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壶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壶者）、“连中”（第二箭连中）、“贯耳”（投入壶耳者）、“散箭”（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壶”（箭箭都中者）、“有终”（未箭入壶者）、“骁箭”（投入壶中之箭反跃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等。$$投壶这项活动，东汉以前礼教意味甚浓，魏晋南北朝开始向技艺多样化发展，增强了娱乐性。隋唐亦如此。《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司马光“更新定格，增损旧图”，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但这种“改进”对巩固当时统治政权是有好处的，所以，《投壶新格》在明清两代不断被士大夫重刊。$$投壶的衰落$$入明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壶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到了清朝，投壶日趋衰落。不过，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公园还保存了六只古代铜质投壶，这大约都是清代皇帝的遗物。$$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扑时的服装，沿袭汉唐以来的旧制，比赛双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胯束有短裤，头上一般是梳髻不戴冠，也有时足下穿靴或鞋。在山西晋城南北宋墓中，墓室、南顶绘有一幅相扑图，生动地描绘出了宋代相扑的情景。画中四个相扑力士，都赤膊光腿，仅穿短裤，头巾黑色，穿靴。中间两人正在全力拼搏，左边的头被右边的夹在臂下，右边的左腿则被左边的力士抱住，二人相持不下，另外两人则站在旁边观看。至于女子相扑时的装束，可能与男子差不多，脚体裸露，因此当时的文人很看不惯。北宋时，司马光还特别写过《论上元会妇女相扑状》，要求禁止“使妇女裸戏于前”。文中说：“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予银绢，$$内有妇人相扑，亦被赏赍……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后，后妃侍旁，令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文四方也。”但是后来妇人相扑并没有被禁止。$$在民间也有相扑艺人，多在瓦子勾栏表演，“先以妇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这些艺人表演都有精彩绝活。除男相扑艺人外，还有女相扑艺人。$$宋代之时已有相扑的专著问世，署名调露子所著的《角力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摔跤史书。《角力记》的内容虽大多是叙述古代角力的发展情况，但其“述旨”中说：“夫角力者，宣男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矫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已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人之教勇，无勇不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开发相扑活动的意义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元时角抵在社会中也非常流行，正如《元史·刑法志》所说“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戏。”元曲《刘千病打独角牛》杂剧第三折中就说：“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圣诞之辰，我在这露台上，跌打相搏，争交赌筹，二年无对手了。”又说：“再无对手呵，这银碗花红表里缎匹，就都赏你。”可见当时相扑赛每年均有，胜者还有很多的奖品。

在北京旅游，不少人要看一看恭王府。坐上人力三轮，走过柳阴街，迈进恭王府花园，那个惬意，那个自得。但是，也有一个怪现象，即奔恭王府来，大家追寻的踪迹却是和珅，倒把恭王奕訢抛向一边，致使恭亲王苦心经营的王府花园的文化内涵被冷淡了。$$恭王府的独乐峰是主要景点之一，说是“峰”，实际上就是一块太湖石。这块石头不似江南名石那样玲珑剔透，其形也没有云升雾起之感，但却有人说它的形状像一尊站立着的“送子娘娘”，又传说和珅确实是见了此石才有了子嗣，于是如今的游人至此，都要和它照一张像。至于为什么非要和它照像，那就不要细说了，各人有各自的想法，可这个“想法”中唯独没有想为什么此石的名字是“独乐峰”。$$独乐一词出自《孟子》。原文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将“独乐”用于私家花园名则起自司马光。$$宋朝人司马光，字君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却宰相之职。罢相后的司马光回到洛阳的别业，营建了一座花园，并自作记一篇，现抄录于后：迂叟家洛五年，为园，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倦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热盥水，临高纵目，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独乐园。$$司马光建造了“独乐园”，实际上并不想独乐，而是用“独乐”提醒自己不要独自快乐，要时刻准备着再次登上政坛，把王安石的“新法”彻底毁掉。这一点心思，当时人看得非常清楚。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诗中很明显说出当时朝野一些人的心态，急切地盼望司马光走出独乐园。历史也确实如此，司马光没有在独乐园里读书、钓鱼、浇花、斫竹，而是忙着和公卿大夫们谈时事，研究对策，直至又担任了宰相。$$恭亲王是为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立下大功的，但结果却是被削职归家。他能甘心吗？自然不能。他要向司马光学习，所不同的是，司马光修建了一座独乐园，恭亲王是竖起一座独乐峰，“峰”可比“园”高大得多。此后，恭亲王数次被任以要职，又数次被罢官削职，其心理始终是用“独乐”提醒自己“不能独乐”，而不是真的追求“独乐”。$$参观了“独乐峰”，接着就要走进大戏台。大戏台是私家戏园子，当年有哪些名角在这里登过台，演过一些什么戏，今天的人并不关心。大家要看的是大戏台的富丽堂皇，气势宏伟，用具豪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音响效果。恭亲王营造这样一座大戏台，可谓煞费苦心，单看台上的匾额就与众不同：中间巨匾写的是“赏心乐事”，两侧的上场门和下场门上写的是“始作”“以成”。$$南朝宋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同时享受到这四样东西，实在是太难了，但在恭王府花园里，既逢良辰，又观美景，还要有欢畅的心情和快乐的事情，却并不是十分难的，单说在大戏台里看戏吧，名角由自己挑，剧目由自己点，本身就是极快乐的事，又怎么能心情不欢畅呢？$$一般的戏台上，上场门和下场门上都写着“出将”“入相”，当然也有写“金声”“玉振”的，恭王府戏台上有点与众不同，写的是“始作”“以成”（篆书）。$$“始作”“以成”两词，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现将原文附后：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何晏注：言乐始于翕如而成于纯、皦绎三者也。）$$如上这段语，用现代语讲，即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大师）说：“音乐的演奏过程是非常明白易懂的。以五音齐奏、配合密切开始，接着逐渐放开，其声清浊抑扬，和谐一致，节奏明快，或缓或疾，又总是首尾贯穿，连绵不绝，发挥的淋漓尽致，直到最后全部完成，给人一种浑然一体、完美无缺的感觉。$$恭亲王在自家的戏台上，不用通常人喜欢用的“出将”“入相”，而采用了孔子说的“始作”“以成”，大概是要抒发一下自己的某种政治抱负吧！$$邀月台也是游人必至的地方，因为景点系和珅设计，很特别，要登台必须快走一段斜坡，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和珅的目的是要快速升官发财！$$孔子曾经说过，一个人拉着一辆空车子，怎么摆弄，也越不过一个三尺高的门槛。而另一个人拉着千片货物的车子，却能攀上万纫高山。这是为什么呢？前者遇到的一座直立的障碍物，后者走的是斜缓的山坡，于是其结果就大不同。$$圣人的话，原意是讲刑法、民情和德育之间关系的，但又不能不承认是充满哲理的，对许多方面都有启示作用。聪明绝顶的和珅不可能不读《孔子家语》，读了就不会不受启发，于是这段看似突发奇想的斜坡，便成了他生活和行动的警示。恭亲王奕訢不同于和珅，不贪也善于逢迎，是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在营建花园时保留了和珅府这段遗迹，恐怕也是心有所悟、心有所想的。$$恭王府是在和珅府基础上扩展再建的。两位府第主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一是清王朝鼎盛时期，一是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于是两人的处世态度就大不相同，营建府第花园的想法、宗邑也不相同。和珅府旨在享受，追求的是富丽堂皇；奕訢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承担过匡扶济危的重任，因而在山水树石之间有寄意、有隐喻。所以，当我们今天走进恭王府花园时，千万不要让和珅遮挡住了奕訢，而是应该更多的了解、研究奕訢，因为他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丰富到了可为我们现代人提供研究封建王朝灭亡的史料的程度。$$本文谈了一块石头、两条坡道和“始作以成”四个篆字，是猜想，是揣摸，是点而不透。究竟对与否，还需大家指正。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行了《儿童生活》、《世纪交替千年更始——— 21世纪展望》、《司马光砸缸》等儿童题材的邮票。这些邮票发行后，受到了广大青少年集邮爱好者的欢迎。其中，《司马光砸缸》以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思想性和生动的故事性，备受青睐。$$其实，在我国还有许多类似的益智故事。“文彦博灌水取球”的故事在我国现在使用的《小学语文》第四册同步阅读中就有登载，是与“司马光砸缸”齐名的益智故事。$$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 1006年），卒于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 1097年），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市城区文家庄）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彦博少年时期与张升（后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高若纳（后官至参知政事）从颍昌史（火召）学习经术，天圣五年（公元 1027年）进士及第，先后任翼城知县、绛州通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据史料记载：文彦博自幼天资聪颖，幼年与儿童玩球时，一不小心，球掉进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去。$$小朋友尝试伸手进树洞取球，可是树洞太深，怎么也摸不到底，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来。文彦博看着树洞想了一会儿，说：“我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随后他叫几个小朋友提来几桶水，把水一桶一桶往树洞里灌，不一会儿水就把树洞给灌满了，皮球也忽忽悠悠地浮了上来。文彦博幼年树洞灌水取球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祖籍———山西省介休市。这一故事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历史上的文彦博是一个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当时西部边境有军事行动，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的情况发生。文彦博上奏朝廷云：“此事于太平年间尚属无妨，若遇战乱年代，何所济之？平时将权不专、兵法不肃。”宋仁宗采用了他的意见。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减省冗费之事，朝中大臣多认为此法不容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害怕在灾荒年间发生灾民暴动，便在灾区大规模征兵，以减其势；分若减省冗兵，恐怕所减之人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也迟疑不决，文彦博决然地说：“分公私困竭，冗兵是其原因之一，若汰兵有事发生，臣请为国而死 !”朝廷接纳了文彦博的意见，如其言，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皇祐元年（公元 1049年）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三年，因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曾送蜀锦给张贵妃，被罢官。至和二年（公元 1055年）六月，文彦博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以后，又去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做地方官。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文彦博递事四朝，国内国外声誉很高，备受敬重，元祐年间有契丹使者由苏轼引见文彦博，使者见他精神抖擞地立在殿门外，为之惊讶，苏轼向使者介绍说：“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递。”使者拱手说：“天下异人也。”$$文彦博历仁、英、神、哲四朝，任将相 50年，执政于国家承平之时，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俭朴、节俭虽然说是生活的 事，其实讲的是品格，是能够深刻 影响立身、立家、立国各种品行的 首要品格。$$ 一个俭字，如何列为德首？其 中的原由在于：俭可清心，使人不 滋贪念；俭可生勤，使人艰苦攀 登；俭可促廉，使人守纪奉公；俭 可致和，使人乐群爱众。可见，从 俭关乎人格，关乎名节，关乎功 业，决非生活小事，断不可轻视。$$ 那么，俭是什么？简单地说： 俭就是寡物欲，忌挥霍，不贪占。 如果加以解析，其意主要有四：一 是体恤民情，心里头常要想想，生 产虽然发展了，但一粮一衣裳，仍 然来之不易；生活虽然提高了，但 穷乡僻壤，依旧有着饥寒。倘若钱 物丰，要有扶助匮乏之念；倘若钱 物缺，不生窃掠他人之心。二是得 取有道。应该得的是报酬，不该得 的是横财。不取无理之物，不收亏 心之钱。三是不竞奢华。人的生活 各循其趣，衣食住行难有止境。虽 未必主张安贫，却要提倡乐道。四 是吃苦耐劳。劳生俭，逸生侈。人 生乐趣，在于成就。俭朴的人只怀 平常之心，没有非分之想，因而不 越轨，不犯人，自然不怕半夜敲 门，更不会罪祸临身。如果说奢为 惹祸之源，那么俭是平安之根。$$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恶奢侈、倡 俭朴的传统，把拥有清正、才华、 作为和众望视为无价之宝。古往 今来的仁人志士在讲修身、齐家、 治国的时候，总喜欢讲“贫贱不能 移，富贵不能淫”，无不重道义、重 品格，并由此而使人性笃实、生活 充实、神情踏实。司马光说：“有德 者皆由俭来”。 这是历史的经 验，也是生活的 昭示。古今多少 成败事，都在俭、 奢演义之中。

$F编者按$E$T“黄河两岸二司马”，指的 是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和山西夏县的 司马光。若论为文，司马迁写出了 “史家之绝唱”《史记》，而司马光则 写出了同样辉映千秋的鸿篇巨制 《资治通鉴》；若论为人，司马迁遭受 腐刑，命途多舛，忧伤以终老，仕途 上是失意落寞的，而司马光则官至 宰相，操持国政、造福万民，实现了 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本文作者刘 合心正是从为文和为人两个方面描 写与叙述了司马光的生平与贡献。 观点新奇，言人之所未言，描述精 当，状史实如眼前，可谓是这篇散文 佳作的主要特色。相信读者读罢此 文，定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E$$ 夏县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故乡，我曾数 次走进这里，去探访他的生命轨迹。每去一次 就加深一层对司马光的了解，就增添一分对这 颗史学巨星的敬意。$$ 司马光的故乡小晁村，坐落在涑水河畔， 鸣条岗下。史书记载，这里山清水秀，五谷丰 登，是一个衣食富裕的村落。现在的小晁村背 靠蜿蜒起伏的鸣条岗，司马光墓和司马温公 祠就座落在该村的北侧。站在司马温公祠门 前向南眺望，一座形似古式笔架的土山横亘 面前。当地人说，像这样的风水，是注定要出 大文豪的。司马光的祖祖辈辈就在这方水土 的养育下生长繁衍。司马光虽然出生在淮南 西路光州所辖的光山县（今河南光县），但是祖 祖辈辈却生活在这里，因而血脉中流淌着这 方水土的精魂。$$ 小晁村的背后是鸣条岗。鸣条岗是一座 声名显赫的山岗。或许是黄土高巍的缘故吧， 这里安葬着不少上古时的帝王将相。名传千 秋的帝舜就葬在山岗的南面，往北不远，据说 大禹的子孙从夏启到最后一位国君都安卧在 这巍峨的黄土岗上。司马光的祖茔也坐落在 其中，与帝王比肩俯瞰着千秋万代。司马光去 世后叶落归根，安葬进了祖茔。宋哲宗赐他太 师温国公，因而后人在祖茔边建起司马温公 祠。祠旁有座余庆禅院，原是司马光祖茔的香 火院。宋英宗时司马光上奏，为在京老臣祖坟 建佛院，由僧人代为行孝，准奏后香火院改建 为禅院。后神宗皇帝赐名余庆，显然此名取自 古语“积善人家庆有余”。余庆禅院的东侧是 涑水书院，也叫温公书院，始建于宋冶平二 年，即公元1065年。这年二月，在京都知谏院 为官的司马光归里省亲，目睹乡民的艰辛生 活，十分忧虑，归京后仍牵挂在心，特派人送 回一笔银子建起这座书院，供农家子弟就读求 知。如今，在鸣条岗上，祖茔、祠堂、禅院、书院 错落有致，蔚为壮观，显示出往昔的不凡盛 景。$$ 在鸣条岗上，我的思绪飞越时空，跨进历 史深处，一刻也难以平静。我忽然想起余秋雨 所写的称颂明清晋商，而又为今日山西之沉 寂与落后感慨万端的散文佳作《抱愧山西》。 我想起这篇文章，是想借助余秋雨的文题来 表达我的心情，此时此刻我觉得惟有“抱愧司 马光”才符合现实状况，也符合我对这种状况 的认识。$$ 的确如此，中国史学界如双峰对峙，在黄 河两岸耸立着两位巨匠，这就是司马迁和司马 光。司马迁以其《史记》名世，开创了纪传体通 史的先河；司马光以《资治通鉴》传世，开创了 编年体通史的先例。可以说，两位司马的历史 著作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构成了中国乃至 世界不朽的史学丰碑。两位司马应该并称史 学圣笔，光耀华夏，远播五洲。然而，世事却完 全不公。司马迁被世人尊为了史圣，生平传 记、研究文集、影视、戏剧，屡见不鲜，光彩照 人。而司马光则资料零散，传著少见，影视舞 台更是少之又少。这正是我们应该抱愧司马 光的原因所在。$$ 平心而论，司马光的人生以及他对历史的 贡献，远远胜过司马迁。我这样评价决不是要 贬损司马迁这位世人公认的史圣，而是说他的 历史功绩仅仅局限于史学界。当然，就这也足 够让我们仰慕称颂了；我们称颂还忙不过来， 哪里敢有微词不恭之说？不过，若是将司马光 和司马迁相比较则另是一种结论了：司马光的 生命价值因史学而辉煌，却绝不仅仅止于史学 的辉煌。我认为，他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喷射着 辉煌的光彩。$$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去领悟一下司马光的 生命风采吧！$$ 少年辉煌，尽人皆知。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一年，他仅仅七岁，年幼 的司马光随父亲移居洛阳，在后花园玩耍时， 一位小伙伴不慎落入水缸，其他小伙伴吓得四 散逃走，只有司马光遇险不惊，捡起一块大石 头，砸破水缸，救出了落水者。此事被世人传为 千古美谈，司马光成为有口皆碑的少年才俊。$$ 青年辉煌在于司马光考中进士。宋宝元三 年，即公元1038年，司马光20岁。父亲在同州 做官，司马光从这里长途跋涉，前赴京都科 考，一举皇榜高中，成为进士，而且列入甲科。 皇帝授任他为奉礼郎，他请为华州判官，以便 邻近父亲，常听他的教诲。司马光靠自己的学 识才能，挥毫走笔，鱼跃龙门，一举步入政坛， 可以说写下了青春岁月崭新的一页。$$ 壮年辉煌是他在从政的同时，开始了《资 治通鉴》的编修工作。司马光40岁左右时，即 宋仁宗嘉祐年间，就开始“托始于周威烈王命 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明丘编之体， 依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了。司 马光将这部书名定为《通志》。到宋治平三年， 即公元1066年，《通志》已完成了前8卷，宋英 宗亲阅后，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史学著作。于 是，命他继续编写一部记录历代君臣事迹的大 书。司马光领命，确定了这部史书的目的和内 容：目的是方便日理万机的皇帝阅读，把历代 政治得失写清楚；内容则突出国家兴衰、民生 休戚，其余浮沉之文尽可不载。目的、内容明 确后，很快成立了书局，由司马光亲选人员， 着手编纂。$$ 宋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 世，宋神宗继位。次年九月，宋神宗要司马光 到宫中讲书，他讲的就是该书的内容。神宗听 后，大有助益，深受启发，觉得该书“有资于治 道”。其时，该史书仍名为《通志》，神宗取《诗 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意思，赐书名 为《资治通鉴》，并赐写了序言。之后，司马光 对该书的编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宋熙宁五 年，即公元1072年，他到洛阳任闲职，奏请皇 帝将书局迁移洛阳，一心一意编纂该书。$$ 毋庸置疑，《资治通鉴》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其中渗透了每位编修人员的心血。作为主 编的司马光更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仅审阅 定稿，他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以范祖禹编写 的《唐纪》部分为例，原稿长达600卷，比定稿 后的《资治通鉴》还要长出一倍。司马光通览 删节，最终定为81卷，前后用去了4年时光。 为此，他筋骨疲惫，视力减退，牙齿脱落的所 剩无几了。$$ 经过19年的努力，宋元丰七年，即公元 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定稿成书。这部史书 记载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16个 朝代，时间长达1362年，共计294卷， 约300多万字。中国史学界的一部惊 天动地的巨著就这么问世了！$$ 《资治通鉴》印行后，受到了历代 帝王的重视。宋神宗看了后赞叹“前代 未尝有此书！”。史学界更是评价颇高，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此天地间不可 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 学者梁启超说“其体制之宏伟，取材之 丰瞻，使后者有欲著通史者，实不能不 据为蓝本。”“温公亦伟人哉！”一代伟 人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喜欢，一 生读了19遍之多，那本线装的书上写 满了眉批和体会。1949年，他从西柏 坡进北京时，随身携带的就是《资治通 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马光用他 生命的辉煌再现了历史，滋润着世人。$$ 接下来我们该说一下他晚年的辉 煌了。司马光晚年的辉煌是他登上了 一生最高的职位──宰相。用后世的话说是一 人之下，百官之上，权倾朝野了。对此持有异 议的人不少，因为在宰相职位上，司马光全部 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自王安石推行新法，到 司马光出任宰相已是15个年头，施行过程中 的弊端也显现清楚。应该说，此时作相应的调 整变更，也未尝不可。然而，司马光却 出于个人的政治见解，不问青红皂 白，将新法全部废除，这当然有欠妥 当。自此，不少人评价司马光时都认 为这是历史的污点，因而以瑕掩瑜。 其实，公正的说，司马光废除新法虽 然有过火的举动，但是也不乏合理的 成份。因而，无论如何晚年的司马光 能登上显赫的职位，也是他一生忠国 爱民的辉煌结果！$$ 至此，我们从司马光的人生过程 可以看出，他的确不逊色于司马迁， 而且，其生命的价值与司马迁比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声誉却 远远不及司马迁，这能不说是世事 的偏失，如此看来，我们抱愧司马光 就不无道理了！那么，司马光如何会 创造出这么光彩照人的辉煌？探讨他 的生命过程，我以为至少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水土的滋养。夏县是一块有着悠 久历史文化的土地。这里有西阴文化遗址。黄 帝夫人嫘祖曾带领先民在此栽花养蚕，开启了 中华民族最早的缫丝业。之后，大禹治理了天 下洪水，继承了虞舜的帝位，定都古安邑（也就 是夏县），划定九州，统领天下，形成了最早的 较完备的国家格局。但是，同样在这里，大禹 的后人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扭曲了历史的运 行轨道。至今，禹王城遗址还有夏桀的酒池、 肉林的旧地。这块土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不引起司马光的反思。司 马光虽然没有出生在故乡，但是屡次回家探 亲，父母亲去世后在故里守孝三年。因而故乡 的沉浮沧桑成为他叩问历史、关注现实的焦 点。他从政后，无论任职何方，无论是当朝进谏， 也无论是他主编《资治通鉴》，都体现出忧国忧 民的一往深情。而这样的情感，与故乡水土的滋养 自然是分不开的。$$ 家庭环境的陶冶是司马光成长的重要因 素。据清代光绪版《夏县志》记载，司马家族是 个世代贵胄大户，其远祖是西晋皇族司马懿的 次弟司马孚，曹魏时官至太傅。东晋、十六国 时，司马家族传至司马阳，他曾任北魏征东大 将军，死后安葬在夏县涑水河畔，鸣条岗上， 其子孙便在此繁衍生息。时代变迁，战争纷 乱，司马家族沉默了一段。到了北宋初期，其 祖父司马炫考取进士，又把这个家族推入官坛 政界。司马炫任富平县令，法纪严明，廉洁自 守，成为有口皆碑的地方官。其父亲司马池同 样考取进士，为官任职清正廉洁，办事干练， 同样成为政绩突出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成 长的司马光，耳濡目染，很早就接受了忠君爱 民、尽职尽责的思想，可以说这样的思想指导 他努力躬行了一生。$$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司马光自我奋斗的内 在因素。司马光博学多识，才华横溢。他通经 述，懂音律，知天文，长书法，会历算，尤其精 于史学。广博的学识使他鉴古知今，纵横捭 阖。对于国家大事具有超前的感知能力。司马 光诚实正直，严守职责，官场仕途50载，任职 四代皇帝，做过地方官、州府幕僚、学官、言 官、侍从官、首辅宰相，始终竭尽忠诚，恪守职 责。凡是他以为害国病民的事情，决不看风使 舵，都能直言上谏。而且注重实际，不图虚荣， 对于朝廷所授的职务，符合其长，欣然受命。 否则，再三退辞，决不贪图名利，追逐爵位。$$ 司马光崇尚节俭，廉洁自律。他为官多年， 家中积蓄很少，在郓州做学官时，家中被盗，会 客时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他出任宰相，居 住在西府，其被服“仍如陋巷之士”，而且还 亲自书写榜文，立规示众，对自己的过失请 求规正，拒绝“私书宠谕”、“私第垂访”。所 有这些在司马光身上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 都是他严于自律、奋发努力的结果。适宜的外 部条件和良好的自身素质相结合，便催生出 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学家、政治家！$$ 请原谅我以杰出的政治家称道司马光，我 以为，司马光是杰出的史学家这已无可非 议，但是，离开了杰出的政治家，他便对国事 政界缺少了应有的体验，这样的缺少会影响 到他的胸怀和眼界，而胸怀的狭小、眼界的 浅近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的察识评判，也就很难有这么一部颇具 历史价值的《资治通鉴》了。因而，正确的认 识应该是，司马光的从政促进了他的史学 研究，史学研究促进了他对政坛物事的决 断，他既无愧于杰出的史学家，也无愧于杰出 的思想家、政治家，我们的确不应该再局限在 某种历史的浅见中简单的为他定论。我想这才 是比较客观的评判。$$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前些时我从 媒体上看到，某个剧组要请一些企业家赞助，拍 一部以司马迁为题材的电视剧而未果，其原 因是这些企业家居然连司马迁都不知晓。 那么，他们还能知道司马光吗？我看很难。现 今，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头，了解 历史对于我们把握现实、走向未来，有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我愿更多的人们了解历史，当然也 就了解了司马迁、司马光，因为，在他们身上浓 缩着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会不时地提醒我们 在通往未来的征途上减少失误，快速前进！$$ $T（作者系中共临汾市委副书记）$E

作者简介：郭天印，男，1955年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87年出版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太原保卫战》，其后，在从事文学编辑职业之余，相继推出长篇报告文学《蓝光曲》、学术专著《四书五经经典故事》、《流血的政治与不流血的战争》等约100万字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与郭俊明等联手创作未来战争幻想小说丛书三部曲（《美利坚大崩溃》、《航空母舰北京号》、《远东虎在行动》）共1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郑成功》（三卷130万字），以及同名电视剧本。作者现为某文学期刊主编。$$金：最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作品的极大比重，打开电视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皇帝和太监扑面而来，王子和公主飘来飘去，这无疑构成一个令人沉思的“文化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对电视剧制作无孔不入的渗透、不难看出封建幽灵在舞台上下的复活，也许这有其特殊条件下的某种必然性，但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杜：最近，山西作家郭天印的长篇小说《大宋三杰》另辟蹊径，小说以“文化名人”为突破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宋三杰》的选材，无疑给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更为深邃的文化空间。鼎鼎大名的北宋三大文化名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因同处一个时代，并因为“熙宁变法”而卷入错综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的争斗之中，他们同为朝臣，既为朋友，又为政敌，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其命运沉浮、心灵震荡，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金：《大宋三杰》的写作耗费了郭天印的不少心血，也集中反映了郭天印多年以来对宋史的研究心得，并以艺术的形式贯注其中，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早已隐没于不可探测的黑洞之中，成为永恒之谜，一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历史的猜测、想象、虚构和重新创造，因此才会有对同一事件的众说纷纭。《大宋三杰》以“熙宁变法”为主要的描写目标，小说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曲折起伏地展开，尤其是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在这一场变革中历经了巨大的人生震荡、痛苦的心灵碰撞，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与保守的对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郭天印在《大宋三杰》中，对王安石独立特行的奇崛个性、一意孤行为变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给予充分地肯定，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的天平上，他无疑倾向了王安石，对苏轼和司马光，则主要描写他们突出的文化建树、高尚正直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则轻描淡写。这样，本书“为改革者立言”的主旨，便强劲地凸现出来。$$杜：“王安石变法”从今人的角度看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他这一套“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而司马光和苏轼所追求的“仁政”，无疑还带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市场”的成份。王安石诸多变革对中国知识者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心灵象征”的意义，他这种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是中国“士人”阶层最为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天印的倾向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觉得对司马光和苏轼的描绘缺乏深度，尤其是对苏轼的描绘太拘泥于男女私情，而对他命运的起浮沉落、他被谪贬后的心灵痛苦、他的博爱精神及豁达的人格，着墨不多。$$金：在《大宋三杰》里，郭天印好像更多着墨于苏轼那种风流潇洒、放纵旷达的性格侧面，却有点忽略了他那复杂的心灵世界。实际上，苏轼作为中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不可回避中国士人内心深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波之中后，精神上的剧烈搏斗就更为尖锐、更为惨烈、更无调和的余地。从苏轼的文章词赋中可以清楚地感到：儒学的“入世”、道家的“出世”，还有佛家的否定生命、弃绝欲望，都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的影响，有时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混杂在一起。我想，在苏轼风流潇洒的表相之下，肯定是一颗心灵的难以平息的骚动，以及焦虑，宿命感、绝望感、孤独感……郭天印笔下的苏轼，是简化了、也单一化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苏轼无疑显得单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作家的创作目标有关。$$杜：作为最为倾心的主人公王安石，郭天印是浓墨重彩，力排众多史家对王安石的非议，从他的智慧、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情感，以及悲剧的命运着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王安石，这是《大宋三杰》的亮点所在。作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评价，对王安石的用人失当、改革带来的“扰民、病民”等负面影响未予回应。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思想集中在一个清明吏治的基础之上，而吏治腐败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顽疾，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这种从上到下的巨大的腐败环境中去责备改革的得失，或者贬抑某某人的人格，有失公允。$$金：或许，作家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就文学而言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能否获得一种“审美效果”。具体到历史小说，既然是小说，作家就有权表达对某个人物的特殊爱好及特殊憎恶；而众多史学家责备的“不真实”，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特权”。文学不能成为历史的教材，不能成为史实僵硬的、缺乏意义的堆积，郭天印小说《大宋三杰》相当突出的演义成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史实上，但早已经过了他的想象，他的重新塑造、重新阐释，从而构建出一个与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距离的“空间”。历史和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早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对于读者来说，他也不会天真到要从一本历史小说或者帝王戏里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研究历史，历史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对“真实”的历史的对抗、疏离、歪曲、裂变，把一个所谓历史中早已死去的死人写成一个比活人还栩栩如生的活人，才是作家不可多得的才能，也肯定是郭天印的理想。$$杜：《大宋三杰》所描写的历史背景还是尊重了“正史”的记载，比如北宋的孱弱、辽和西夏的威胁，还有屈辱的条约，这都是“熙宁变法”最直接的背景；同时，小说对北宋民风民情、都城开封的繁华、各种人的生活形态，以及稗官野史中的传说，均有涉猎，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让读者徘徊在小说“思考”和“娱乐”相互交织的画卷中，张弛有序，回味无穷；作家虚构的艺妓“梅雨”和“梅红”，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串接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凑。$$《大宋三杰》无疑倾注了作家多年的心血，但对于这样三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这本小说展示的只不过是他们丰富而博大的灵魂世界的一个侧面，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今人再回想王安石的变法，无疑会更深地体验到王安石变法过程的艰难曲折，体验到人类在变革过程中灵魂的痛苦裂变与价值颠覆后的迷惘。$$名家眼里的《大宋三杰》$$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的引人与否，在于故事的精彩程度。我说《大宋三杰》之所以好看，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令人一旦拿起便割舍不下的故事情节，尤其是苏轼与名妓梅红、苏轼与歌女朝云；苏辙与名妓梅雨，王雾、韩彪与梅雨，还有王霈与杨人龙，以及僧人佛印与妓女操琴这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情爱关系，更使作品所展示的政治人物有血有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宋三杰》的出版，既是作家自己的成果，也是山西文学界的又一可喜收获。$$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宋三杰》所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1000年前中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政治文明与道德准绳。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彼此之间既是政治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相互敬重的友人，更是生活中交往甚密的至交。这种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似乎玄妙的关系，其实正是“三杰”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精神世界。$$葛红兵（文艺理信论家、上海大学教授）：$$成功的人物群像塑造，是《大宋三杰》突出的成就之一。“三杰”之外，文彦博四朝三相，长青不老；韩琦难辨忠奸，党朋云集；而欧阳修翩翩风度，道骨仙风；还有一个杨人龙，以杨家将传人的面貌出现，忠肝义胆，侠骨柔肠。这一个个，无疑都是各具特色且自成一家的崭新形象。而在这60万字的作品中，林林总总上上下下多达上百个人物的形象描写也足见作者的功力。$$黄献国（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毫无疑问，《大宋三杰》是我这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属于难得一见的“上乘”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把握，正如同他所擅长的军事小说一样，行兵布阵，行止有序，开启闭合，谋算得当，在天印兄的笔下，写小说似乎就是在指挥一场战役，一旦展开，便不容喘息，无怪乎洋洋60万言读来却有一气呵成之快感。宋学武（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终于看到一部不写“辩子”的历史小说，终于看到在一部小说中正面展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繁荣和最值得研究的那一段。这部不写“辩子”的小说便是《大宋三杰》，而这段历史便是该书所描写的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的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宋词”坚强的基石。而在这个年代，中国人的政治文明肯定独步全球。$$周宗奇（著名作家）：$$干炼的文字，精妙的对话，在文言与白话间穿梭自如，于历史和现实间巧妙铺排，《大宋三杰》在用白话写作的同时，却能基本体现出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人文风、历史背景，殊难得也！而书中多达60余首古诗词以及奇联妙对点缀其间，更有点睛之妙，也使得作品蕴含了更多的文化气息、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