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是一部卷帙浩繁、记事详实的 编年体北宋史，在文学发展史 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李焘（1115－1184年），字 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 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他生 活在北宋风雨如晦的岁月，经 历了金兵南下、二帝被俘、国破 人亡的痛苦。少年时代的李焘 便“慨然有志驰驱”，以报效国 家。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 后，他拒绝秦桧的笼络，“陆沉 远方凡三十年”。乾道三年 （1167年）应召进京，先后担任 路、府官长，兼文职。淳熙十一 年（1184年）升敷文阁学士，旋 卒。$$ 李焘对历史有浓厚的兴 趣。他博览群书，搜罗百氏，慨 然以史自任，尤其是全力研讨 本朝历史典故。从20几岁开 始，他以40年心血，仿《资治通 鉴》体例，撰成北宋编年史巨著 《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至 靖康，正文980卷，另撰《举要》 68卷，《目录》5卷，《修换事目》 10卷，共1063卷。这是中国史 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卷帙浩繁 的编年体皇朝史。$$ 重视历史的借鉴功能、重 视当代史的撰述是李焘《长编》 的第一个特色。他曾著《六朝通 鉴博议》，认为汉代学者的政论“皆取秦为 说”，不是他们不懂唐虞，而是那些遥远的史 事，“于当时之事机疏而不近，曷若取其近于 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监（鉴）之，则于谋谟 为有补矣”（《进六朝博议疏》）。即研究“近代 史”比“古代史”更有补于当朝的政治。清人彭 元瑞说：“仁甫此书，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 也。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今 势”，此乃“忠臣义士之用心也”（《知圣道斋读 书跋》）。李焘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当代史， 《长编》就是一部当代史。他要通过这部巨著， 记载“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 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为南宋统治者提 供祖宗的垂训。为此，他贯彻详近略远的编写 原则，太祖、太宗两朝每年一卷，太宗末期每 年两卷，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平均每年两卷 多，神宗朝则每年九卷，哲宗朝每年增至15 卷。$$ 遵循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所创立的义 例是李焘《长编》的第二个特色。但李焘之于 司马光，有继承也有发展。首先是在《通鉴》之 后很快开创了“续鉴”之风，促 成了此后编年体史书在史著领 域蔚为大国。其次是改进了编 撰方法。李焘曾制作10个大木 橱，每个设抽匣10个，编号以 为标记，将搜集的资料，按年月 日顺序分别归档存放，井然有 序，各不相乱。李焘以极其谦逊 的态度，不直称其书为《续资治 通鉴》，而姑称《续资治通鉴长 编》。$$ 纪事详实是李焘《长编》的 第三个特色。《长编》坚持“宁失 于繁，毋失于略”的编写原则， 以980卷之篇幅谱写北宋一代 168年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详 尽，为前史所不及。《长编》旁征 博引，取材广泛。“凡实录、正 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 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 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 较然。”（《文献通考·经籍考》卷 20）他在学术上崇仰司马光，但 他记宋神宗、王安石变法，除采 用反对派司马光、文彦博、韩 琦、苏辙、邵伯温等人的记载 外，也大量采用了变法派王安 石《熙宁奏对日录》、《吕惠卿 集》、曾布《目录》、沈括《自志》等 著述，使这段重要历史的记载 丰满充盈，精彩纷呈。$$ 对所使用的历史资料进行 严密的考证是李焘《长编》的第 四个特色。他继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 创立的考异法，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以自 注的方法，甄别史料，保存异说，“使众说咸会 于一”。如《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记杨业事，主要根据《九国志》的记载，但 对于其中的异说，李焘在自注中引用了《三朝 国史·杨业传》中大不相同的记载，并下以己 见：“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李焘的自 注考异法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长编》史料 的可信度，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 今本《长编》，系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 大典》中辑出，已缺治平熙宁至绍圣间的部分 记载以及徽、钦二朝史事，重新编次，厘为 520卷，仍 为详实的 北宋史。中 华书局有 《长编》新 点校本，极 便读者。

北宋哲宗赵煦（1086年）铸元通宝钱。数量大，存世多。元通宝篆、行成对。还有隶书钱。有一种篆、行成对背陕钱，大珍。元通宝行书钱是苏轼（东坡）手书，又称“东坡元”历史上颇负盛名。$$苏东坡名列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位。擅长行、楷为一代宗师。其弟苏辙说：“兄子瞻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苏轼摹古成癖，赏悬名迹于壁上，心摹手追。少习“二王”、中年喜颜（真卿）、晚追北海（李邕）书法，豪劲似北海。其崇尚皆行、楷名家，人评他写《前赤壁赋》就是他自己的《兰亭序》。$$苏轼生卒于：（1036—1101年）（仁宗赵祯景三年至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洵之子与弟苏辙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嘉二年兄弟同登进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谪黄州团练付使。哲宗继位召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后召任兵部尚书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院学士、侍读，病死于徽宗朝。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位置重要。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工诗擅词，开创豪放一派。精于书法，黄山谷称他“笔圆而韵胜”风格豪宕秀逸。东坡评论书画主张‘读万卷书始通神’不可区区求法点画波磔，不然会失之远矣。东坡能画竹，喜绘枯木怪石。存世墨迹有《黄州寒食诗帖》、《三赋》、《祭黄儿道元》、《答谢民师》、《治平帖》等多种。刻帖有《西楼帖》。$$为欣赏、验证帖文与钱文之渊源，本文特附影印《与董长官帖》手迹（附后）观其气息神韵自然天成和钱文相比出自一手信不诬也。$$元钱还有隶书一种，人云亦东坡书写。实非！东坡只擅长行楷，鲜见隶书。也有人说“行书乃司马光所写”，亦非！司马光元元年二月拜相，九月逝世，曾编《资治通鉴》数百卷，但于书法并无名气。诸多评研书法论著亦未读论其墨迹，据说“司马光擅隶书笔意亦法劲”。陶宗仪在《史书会要》中讲，“其正书不甚善，隶书笔意极险刻似其为人”。但“元”钱只有篆、行成对者，说司马光写行书“元”钱只能存疑。相反，苏东坡身为翰林学士时年仅51岁，正是书法炉火纯青之时，我们把“元”钱文和《寿帖字词》以及《与董长官帖》两相比较，却见有许多相似之处。东坡手迹与钱文书法吻合。堪称“二难并”，名帖、名钱相映生辉。

变法干将$$曾布（１０３６～１１０７），字子宣，北宋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异母弟弟，１３岁时丧父，从学于曾巩。嘉祐二年（１０５７），２２岁的曾布与３９岁的曾巩同时考中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当过多年地方官的曾布来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提出为政之本有两条，即厉风俗、择人才，并提出了当时的八大要务，即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神宗阅疏后，召见了曾布，谈得很合意。于是，神宗授其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等官职，命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免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当时，大臣及朝士多反对新法，争论非常激烈。曾布又上疏，建议神宗要坚定立场，专用王安石，摒斥玩忽朝命、胡说八道之人，使政令畅通。熙宁三年，曾任三朝宰相的元老重臣、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石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吕）惠卿与（曾）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法，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压力，令曾布进行追究。曾布将开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陈述于廷，认为市易法是利用官府权力而行兼并之事。吕惠卿、王安石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再知潭州（今长沙）、广州、桂州、秦州（今天水）、陈州（今淮阳）、蔡州（今汝南）、庆州（今庆阳）。元丰末（１０８５），复为翰林学士，进而升任户部尚书。当时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并下令曾布修改役法。曾布不同意，说：“免役一事，法令细微详尽。此法字字句句都出自我手。若骤然要我改变，从事理上决不可为。”结果又被外调。元祐初（１０８６）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再调真定府（今正定）、河阳、青州、瀛州。绍圣初（１０９４），哲宗亲政，曾布迁官江宁，路过京师，哲宗留他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后来，章惇为左相，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即将元祐年间所革除的一切全部恢复）之议，使王安石当年所制定的新法又得到推行。$$拥立徽宗$$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年）正月，哲宗突然病故，皇位空缺，哲宗又无子。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说：“简王（赵）似与大行皇帝一母同胞，天子既崩，按礼按律，都该是简王继位”。向太后说：“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莫难如此分别”。章惇又建言：“依照长幼顺序，则申王（赵）佖当立为帝”。太后说：“申王虽然居长，但患有目疾，万万不可。于次则端王（赵）佶当立”。章惇以为不可，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这时，曾布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接着，又对向太后说：“章惇从未与臣等商议过立天子之事。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不知他居心何在。皇太后言应立端王，臣聆听多时，觉得圣谕极当，没有异议，一切敬请太后定夺。 ”蔡卞、许将相继附和。太后又说：“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章惇只得缄口。随后，端王赵佶被带到哲宗的灵柩前继皇帝位，是为徽宗。$$徽宗继位后９个月，章惇被罢。当年十月，韩琦的儿子韩忠彦担任左相，６５岁的曾布担任右相。曾布又矮又瘦，韩忠彦高大伟岸。两人并立廷下，反差甚大，时人戏称他们为“龟鹤宰相”。韩忠彦官虽居上，但性格柔弱，因而天下大事多由曾布决定，但曾布仍不能宽容他。当时，大臣对元祐、绍圣之政议论纷纷，认为有失偏颇，朝廷应处以大公至正，消除朋党之争，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１１０１）。后来，韩忠彦因“变易神宗法度”被罢左相，曾布独揽大权，继续推行王安石新法。$$客死贬所$$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徽宗召蔡京为尚书左丞。曾布在元符末年排挤过蔡京 故蔡京与曾布不和。六月的一天，曾布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而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陈佑甫与曾布是儿女亲家。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蔡京见机会来了，立即动本参劾。他说：“官爵俸禄是皇帝的，宰相怎么能够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戚？”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犬臣温益当即斥责道：“曾布，皇上面前安得失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得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免去他的右相，改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于是，曾布任相才二十个月，就退出了中央政坛。$$但是，蔡京仍不解恨，继续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命令二十多年前被曾布审查过的现任开封知府吕嘉问将曾布的几个儿子抓起来，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罗织罪名，迫使他们承认贪污。曾布没有办法，只好违心认罪。于是，曾布被罢去实职，只任太清宫提举，发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不久，又降为司农卿，分司南京。后来，蔡京之流又以曾布推荐的学官赵谂叛变之事，将曾布贬为散官、衡州安置。再后来，又以曾布放弃湟州之事，将曾布贬为贺州别驾、廉州司户。崇宁四年（１１０５），迁徙舒州，恢复太中大夫官衔、提举崇福宫。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卒于润州，享年７２岁。后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蒙冤青史$$曾布的诗词写得很好，尤以词见长。传世词只有９首。其中《江南好》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藉甚众多推。”描写了江南才子的情况。其《水调歌头》云： “袖笼鞭敲镫。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盻，不胜娇软倚银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咿哑声里，细说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佩，绸缪相顾不胜情。”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的情景，叙事状物细致生动，富有诗味。$$综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年轻时，他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他坚定地维护王安石新法；自己当政时，恢复了被废除的大部分新法，这就是他的功绩。他的过错就是当政时排挤同僚，打击政敌。当然，他一生中最大的过错，恐怕莫过于支持徽宗当皇帝了。他性格刚直，正如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曾布都称得上一个能臣，够不上一个奸臣。但《宋史》却因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力量，将他列入奸臣传，这真是千古奇冤！在《宋史》中，王安石也受冤枉，但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不乏其人。而曾布之冤，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却鲜见其人。曾布九泉之下，永背黑锅，令人扼腕长叹。

唐宋散文八大家，北宋就 占了六家，其中老苏（洵）家就 占了三位。哪三位，老苏和他 的两个儿子苏武、苏辙。由于 东坡名气太大，以致苏洵、苏 辙的文章提得人就少了。其实 这老苏还真是一个非常了得 的人物。$$ 北宋亡于金，靖康（1126 年）之变，当金兵掳掠了徽钦 二帝，席卷了无数中原的金银 细软、奇珍异宝迤逦北去的时 候，谁能想到，其实真正的败 因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形成 了。$$ 北宋出了不少有才华有 抱负的人物，如范仲淹、欧阳 修、韩琦、富弼、司马光等等。 虽然这些人的努力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北宋的大势，但至 少还是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 用，使得北宋在咄咄逼人的强 敌面前，还能够以中原经济的 富足，文化的发达立得住脚。 但是后来，社会状况一下子就 陷于混乱了。$$ 事情的起因来自于王安 石变法。王安石为什么要变 法，当然是要革除社会弊端。 但不知为何，新法施行之后， 却得不到广泛的响应。尤其是 一些元老重臣，不但不支持， 反以激烈的言辞 痛陈新法根本不 可行。$$ 两派势力势 成骑虎，结果是， 王安石虽说排除 了一切阻力大力 推行他的新法，但毕竟雄心受 挫。而且，实事求是的讲，这些 新法，例如“青苗法”、“均输 法”、“将兵法”、“农田水利法” 等等，也确实存在很多毛病。 例如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的 时候，突然发现监狱里的犯人 一下子增多了。他挺奇怪，一 了解，才知这些犯人原本也是 良民，由于触犯了新法，就被 投进监狱里来了。其实并没犯 什么大错。如果新法稍加修改 一些，执法者再多一些仁厚之 心，情况就会好得多。杭州还 是富庶之邦，那些经济状况差 得多的地区，情况岂不是更糟 糕吗。苏东坡不禁感叹，上面 制定的“法则”偏了那么一分， 下面的混乱状况不知要厉害 多少倍。$$ 但是他的这些话还是不 能说出来，因为王安石有个毛 病，听不得别人劝阻，可能不 劝还好点，越劝越变本加厉 了，要不怎么人称“拗相公” 呢。司马光在写给皇上的一封 信里就说“安石以为贤则贤， 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 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 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 慝。”所以苏东坡只能写点文 字排遣苦闷──“除日当早 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 念此系中囚。”这分明是替这 些老百姓喊冤了。$$ 自王安石变法起，朝廷士 大夫互相之间争斗得更厉害 了。好像变法只是个“由头”， 也可以说成了一种借口。如果 当权者是倾向变法一派，那么 “保守派”就倒霉了，贬官的贬 官，发配的发配。如果“保守 派”占了上风，倒霉的与得意 的马上又互换了位置。从此之 后，北宋无宁日，争来斗去，连 最开始争的是什么都忘了，还 在那里叨扰不休呢。$$ 很多事儿是说不清的，本 来王安石并没怀有什么恶意， 但结果却走向了反面；本来那 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也都是为 了朝廷好，却不料，也掉进了 党争的怪圈，而且任谁也摆脱 不掉了。$$ 处于这种纷繁的状态，苏 东坡越发怀念他的父亲苏洵 了。不为别的，只因为苏洵的 眼光远在他们之上。这个“他 们”，不仅包括了他和弟弟苏 辙，也包括了北宋的不少名 臣，如欧阳修、富弼、韩琦等 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 苏写有一篇《辨奸论》，矛头直 接指向王安石。要知道，这时 候王安石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官吏，只不过有一些文名罢 了。很多人都觉得王安石是个 挺不错的官，挺有才 干的，仅此而已。可老 苏偏偏“小题大作”， 先是引经据典，从历 史上找根据，比如晋 代的山涛见了王衍就 说：“误天下苍生者， 必此人也。”唐时的郭汾见到 卢杞也推测说：“此人得志，吾 子孙无遗类矣。”然后再从日 常的一些小事上加以论证，他 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 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虏立农，食犬彘之食，囚 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 也哉。”最后推出结论：“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 慝。”$$ 仔细推敲起来，老苏的这 篇议论情感多于理智。历史上 固然有不少带着“相”的小人， 但是王安石真是这一类人吗？ 好像不好类比。至于说到日常 的生活做派，各人有各人的习 惯。$$ 说起来这王安石还真就 是这么一个人，穿什么，吃什 么，全都无所谓。有人还做了 个试验，就餐之前，在他的面 前摆了一种极一般的菜，别 人的面前，却是好酒好菜。后 来发现，王安石吃光了眼面前 的菜之后，就停下筷子，不吃 了。大家都觉着奇怪，怎么这 人是这样的呢？可再怎么奇 怪，他也根本不去理会。$$ 不过好多事就是这么怪， 我们只可理解为老苏的一通 议论完全是一种直感，也可能 他隐约意识到王安石的后面 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一 时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把他的 怀疑，他的担心表达出来，以 此引起大家的注意。有没有人 相信，那就是别人的事了。$$ 老苏在苏轼苏辙二兄弟 金榜题名，又都分别有了些为 官的经历之后，溘然逝去，时 间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而王安石变法是从神宗 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也就 是说，世道再怎么变幻，他都 不知道了。

在北京旅游，不少人要看一看恭王府。坐上人力三轮，走过柳阴街，迈进恭王府花园，那个惬意，那个自得。但是，也有一个怪现象，即奔恭王府来，大家追寻的踪迹却是和珅，倒把恭王奕訢抛向一边，致使恭亲王苦心经营的王府花园的文化内涵被冷淡了。$$恭王府的独乐峰是主要景点之一，说是“峰”，实际上就是一块太湖石。这块石头不似江南名石那样玲珑剔透，其形也没有云升雾起之感，但却有人说它的形状像一尊站立着的“送子娘娘”，又传说和珅确实是见了此石才有了子嗣，于是如今的游人至此，都要和它照一张像。至于为什么非要和它照像，那就不要细说了，各人有各自的想法，可这个“想法”中唯独没有想为什么此石的名字是“独乐峰”。$$独乐一词出自《孟子》。原文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将“独乐”用于私家花园名则起自司马光。$$宋朝人司马光，字君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却宰相之职。罢相后的司马光回到洛阳的别业，营建了一座花园，并自作记一篇，现抄录于后：迂叟家洛五年，为园，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倦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热盥水，临高纵目，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独乐园。$$司马光建造了“独乐园”，实际上并不想独乐，而是用“独乐”提醒自己不要独自快乐，要时刻准备着再次登上政坛，把王安石的“新法”彻底毁掉。这一点心思，当时人看得非常清楚。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司马君实独乐园》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诗中很明显说出当时朝野一些人的心态，急切地盼望司马光走出独乐园。历史也确实如此，司马光没有在独乐园里读书、钓鱼、浇花、斫竹，而是忙着和公卿大夫们谈时事，研究对策，直至又担任了宰相。$$恭亲王是为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立下大功的，但结果却是被削职归家。他能甘心吗？自然不能。他要向司马光学习，所不同的是，司马光修建了一座独乐园，恭亲王是竖起一座独乐峰，“峰”可比“园”高大得多。此后，恭亲王数次被任以要职，又数次被罢官削职，其心理始终是用“独乐”提醒自己“不能独乐”，而不是真的追求“独乐”。$$参观了“独乐峰”，接着就要走进大戏台。大戏台是私家戏园子，当年有哪些名角在这里登过台，演过一些什么戏，今天的人并不关心。大家要看的是大戏台的富丽堂皇，气势宏伟，用具豪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音响效果。恭亲王营造这样一座大戏台，可谓煞费苦心，单看台上的匾额就与众不同：中间巨匾写的是“赏心乐事”，两侧的上场门和下场门上写的是“始作”“以成”。$$南朝宋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同时享受到这四样东西，实在是太难了，但在恭王府花园里，既逢良辰，又观美景，还要有欢畅的心情和快乐的事情，却并不是十分难的，单说在大戏台里看戏吧，名角由自己挑，剧目由自己点，本身就是极快乐的事，又怎么能心情不欢畅呢？$$一般的戏台上，上场门和下场门上都写着“出将”“入相”，当然也有写“金声”“玉振”的，恭王府戏台上有点与众不同，写的是“始作”“以成”（篆书）。$$“始作”“以成”两词，出自《史记·孔子世家》，现将原文附后：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何晏注：言乐始于翕如而成于纯、皦绎三者也。）$$如上这段语，用现代语讲，即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大师）说：“音乐的演奏过程是非常明白易懂的。以五音齐奏、配合密切开始，接着逐渐放开，其声清浊抑扬，和谐一致，节奏明快，或缓或疾，又总是首尾贯穿，连绵不绝，发挥的淋漓尽致，直到最后全部完成，给人一种浑然一体、完美无缺的感觉。$$恭亲王在自家的戏台上，不用通常人喜欢用的“出将”“入相”，而采用了孔子说的“始作”“以成”，大概是要抒发一下自己的某种政治抱负吧！$$邀月台也是游人必至的地方，因为景点系和珅设计，很特别，要登台必须快走一段斜坡，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和珅的目的是要快速升官发财！$$孔子曾经说过，一个人拉着一辆空车子，怎么摆弄，也越不过一个三尺高的门槛。而另一个人拉着千片货物的车子，却能攀上万纫高山。这是为什么呢？前者遇到的一座直立的障碍物，后者走的是斜缓的山坡，于是其结果就大不同。$$圣人的话，原意是讲刑法、民情和德育之间关系的，但又不能不承认是充满哲理的，对许多方面都有启示作用。聪明绝顶的和珅不可能不读《孔子家语》，读了就不会不受启发，于是这段看似突发奇想的斜坡，便成了他生活和行动的警示。恭亲王奕訢不同于和珅，不贪也善于逢迎，是个政治上有作为的人，他在营建花园时保留了和珅府这段遗迹，恐怕也是心有所悟、心有所想的。$$恭王府是在和珅府基础上扩展再建的。两位府第主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一是清王朝鼎盛时期，一是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于是两人的处世态度就大不相同，营建府第花园的想法、宗邑也不相同。和珅府旨在享受，追求的是富丽堂皇；奕訢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承担过匡扶济危的重任，因而在山水树石之间有寄意、有隐喻。所以，当我们今天走进恭王府花园时，千万不要让和珅遮挡住了奕訢，而是应该更多的了解、研究奕訢，因为他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丰富到了可为我们现代人提供研究封建王朝灭亡的史料的程度。$$本文谈了一块石头、两条坡道和“始作以成”四个篆字，是猜想，是揣摸，是点而不透。究竟对与否，还需大家指正。

作者简介：郭天印，男，1955年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87年出版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太原保卫战》，其后，在从事文学编辑职业之余，相继推出长篇报告文学《蓝光曲》、学术专著《四书五经经典故事》、《流血的政治与不流血的战争》等约100万字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与郭俊明等联手创作未来战争幻想小说丛书三部曲（《美利坚大崩溃》、《航空母舰北京号》、《远东虎在行动》）共1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郑成功》（三卷130万字），以及同名电视剧本。作者现为某文学期刊主编。$$金：最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作品的极大比重，打开电视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皇帝和太监扑面而来，王子和公主飘来飘去，这无疑构成一个令人沉思的“文化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对电视剧制作无孔不入的渗透、不难看出封建幽灵在舞台上下的复活，也许这有其特殊条件下的某种必然性，但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杜：最近，山西作家郭天印的长篇小说《大宋三杰》另辟蹊径，小说以“文化名人”为突破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宋三杰》的选材，无疑给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更为深邃的文化空间。鼎鼎大名的北宋三大文化名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因同处一个时代，并因为“熙宁变法”而卷入错综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的争斗之中，他们同为朝臣，既为朋友，又为政敌，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其命运沉浮、心灵震荡，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金：《大宋三杰》的写作耗费了郭天印的不少心血，也集中反映了郭天印多年以来对宋史的研究心得，并以艺术的形式贯注其中，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早已隐没于不可探测的黑洞之中，成为永恒之谜，一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历史的猜测、想象、虚构和重新创造，因此才会有对同一事件的众说纷纭。《大宋三杰》以“熙宁变法”为主要的描写目标，小说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曲折起伏地展开，尤其是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在这一场变革中历经了巨大的人生震荡、痛苦的心灵碰撞，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与保守的对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郭天印在《大宋三杰》中，对王安石独立特行的奇崛个性、一意孤行为变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给予充分地肯定，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的天平上，他无疑倾向了王安石，对苏轼和司马光，则主要描写他们突出的文化建树、高尚正直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则轻描淡写。这样，本书“为改革者立言”的主旨，便强劲地凸现出来。$$杜：“王安石变法”从今人的角度看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他这一套“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而司马光和苏轼所追求的“仁政”，无疑还带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市场”的成份。王安石诸多变革对中国知识者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心灵象征”的意义，他这种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是中国“士人”阶层最为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天印的倾向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觉得对司马光和苏轼的描绘缺乏深度，尤其是对苏轼的描绘太拘泥于男女私情，而对他命运的起浮沉落、他被谪贬后的心灵痛苦、他的博爱精神及豁达的人格，着墨不多。$$金：在《大宋三杰》里，郭天印好像更多着墨于苏轼那种风流潇洒、放纵旷达的性格侧面，却有点忽略了他那复杂的心灵世界。实际上，苏轼作为中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不可回避中国士人内心深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波之中后，精神上的剧烈搏斗就更为尖锐、更为惨烈、更无调和的余地。从苏轼的文章词赋中可以清楚地感到：儒学的“入世”、道家的“出世”，还有佛家的否定生命、弃绝欲望，都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的影响，有时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混杂在一起。我想，在苏轼风流潇洒的表相之下，肯定是一颗心灵的难以平息的骚动，以及焦虑，宿命感、绝望感、孤独感……郭天印笔下的苏轼，是简化了、也单一化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苏轼无疑显得单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作家的创作目标有关。$$杜：作为最为倾心的主人公王安石，郭天印是浓墨重彩，力排众多史家对王安石的非议，从他的智慧、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情感，以及悲剧的命运着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王安石，这是《大宋三杰》的亮点所在。作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评价，对王安石的用人失当、改革带来的“扰民、病民”等负面影响未予回应。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思想集中在一个清明吏治的基础之上，而吏治腐败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顽疾，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这种从上到下的巨大的腐败环境中去责备改革的得失，或者贬抑某某人的人格，有失公允。$$金：或许，作家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就文学而言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能否获得一种“审美效果”。具体到历史小说，既然是小说，作家就有权表达对某个人物的特殊爱好及特殊憎恶；而众多史学家责备的“不真实”，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特权”。文学不能成为历史的教材，不能成为史实僵硬的、缺乏意义的堆积，郭天印小说《大宋三杰》相当突出的演义成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史实上，但早已经过了他的想象，他的重新塑造、重新阐释，从而构建出一个与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距离的“空间”。历史和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早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对于读者来说，他也不会天真到要从一本历史小说或者帝王戏里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研究历史，历史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对“真实”的历史的对抗、疏离、歪曲、裂变，把一个所谓历史中早已死去的死人写成一个比活人还栩栩如生的活人，才是作家不可多得的才能，也肯定是郭天印的理想。$$杜：《大宋三杰》所描写的历史背景还是尊重了“正史”的记载，比如北宋的孱弱、辽和西夏的威胁，还有屈辱的条约，这都是“熙宁变法”最直接的背景；同时，小说对北宋民风民情、都城开封的繁华、各种人的生活形态，以及稗官野史中的传说，均有涉猎，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让读者徘徊在小说“思考”和“娱乐”相互交织的画卷中，张弛有序，回味无穷；作家虚构的艺妓“梅雨”和“梅红”，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串接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凑。$$《大宋三杰》无疑倾注了作家多年的心血，但对于这样三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这本小说展示的只不过是他们丰富而博大的灵魂世界的一个侧面，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今人再回想王安石的变法，无疑会更深地体验到王安石变法过程的艰难曲折，体验到人类在变革过程中灵魂的痛苦裂变与价值颠覆后的迷惘。$$名家眼里的《大宋三杰》$$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的引人与否，在于故事的精彩程度。我说《大宋三杰》之所以好看，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令人一旦拿起便割舍不下的故事情节，尤其是苏轼与名妓梅红、苏轼与歌女朝云；苏辙与名妓梅雨，王雾、韩彪与梅雨，还有王霈与杨人龙，以及僧人佛印与妓女操琴这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情爱关系，更使作品所展示的政治人物有血有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宋三杰》的出版，既是作家自己的成果，也是山西文学界的又一可喜收获。$$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宋三杰》所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1000年前中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政治文明与道德准绳。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彼此之间既是政治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相互敬重的友人，更是生活中交往甚密的至交。这种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似乎玄妙的关系，其实正是“三杰”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精神世界。$$葛红兵（文艺理信论家、上海大学教授）：$$成功的人物群像塑造，是《大宋三杰》突出的成就之一。“三杰”之外，文彦博四朝三相，长青不老；韩琦难辨忠奸，党朋云集；而欧阳修翩翩风度，道骨仙风；还有一个杨人龙，以杨家将传人的面貌出现，忠肝义胆，侠骨柔肠。这一个个，无疑都是各具特色且自成一家的崭新形象。而在这60万字的作品中，林林总总上上下下多达上百个人物的形象描写也足见作者的功力。$$黄献国（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毫无疑问，《大宋三杰》是我这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属于难得一见的“上乘”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把握，正如同他所擅长的军事小说一样，行兵布阵，行止有序，开启闭合，谋算得当，在天印兄的笔下，写小说似乎就是在指挥一场战役，一旦展开，便不容喘息，无怪乎洋洋60万言读来却有一气呵成之快感。宋学武（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终于看到一部不写“辩子”的历史小说，终于看到在一部小说中正面展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繁荣和最值得研究的那一段。这部不写“辩子”的小说便是《大宋三杰》，而这段历史便是该书所描写的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的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宋词”坚强的基石。而在这个年代，中国人的政治文明肯定独步全球。$$周宗奇（著名作家）：$$干炼的文字，精妙的对话，在文言与白话间穿梭自如，于历史和现实间巧妙铺排，《大宋三杰》在用白话写作的同时，却能基本体现出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人文风、历史背景，殊难得也！而书中多达60余首古诗词以及奇联妙对点缀其间，更有点睛之妙，也使得作品蕴含了更多的文化气息、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