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赵煦（1086年）铸元通宝钱。数量大，存世多。元通宝篆、行成对。还有隶书钱。有一种篆、行成对背陕钱，大珍。元通宝行书钱是苏轼（东坡）手书，又称“东坡元”历史上颇负盛名。$$苏东坡名列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位。擅长行、楷为一代宗师。其弟苏辙说：“兄子瞻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苏轼摹古成癖，赏悬名迹于壁上，心摹手追。少习“二王”、中年喜颜（真卿）、晚追北海（李邕）书法，豪劲似北海。其崇尚皆行、楷名家，人评他写《前赤壁赋》就是他自己的《兰亭序》。$$苏轼生卒于：（1036—1101年）（仁宗赵祯景三年至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洵之子与弟苏辙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嘉二年兄弟同登进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谪黄州团练付使。哲宗继位召为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后召任兵部尚书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院学士、侍读，病死于徽宗朝。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位置重要。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工诗擅词，开创豪放一派。精于书法，黄山谷称他“笔圆而韵胜”风格豪宕秀逸。东坡评论书画主张‘读万卷书始通神’不可区区求法点画波磔，不然会失之远矣。东坡能画竹，喜绘枯木怪石。存世墨迹有《黄州寒食诗帖》、《三赋》、《祭黄儿道元》、《答谢民师》、《治平帖》等多种。刻帖有《西楼帖》。$$为欣赏、验证帖文与钱文之渊源，本文特附影印《与董长官帖》手迹（附后）观其气息神韵自然天成和钱文相比出自一手信不诬也。$$元钱还有隶书一种，人云亦东坡书写。实非！东坡只擅长行楷，鲜见隶书。也有人说“行书乃司马光所写”，亦非！司马光元元年二月拜相，九月逝世，曾编《资治通鉴》数百卷，但于书法并无名气。诸多评研书法论著亦未读论其墨迹，据说“司马光擅隶书笔意亦法劲”。陶宗仪在《史书会要》中讲，“其正书不甚善，隶书笔意极险刻似其为人”。但“元”钱只有篆、行成对者，说司马光写行书“元”钱只能存疑。相反，苏东坡身为翰林学士时年仅51岁，正是书法炉火纯青之时，我们把“元”钱文和《寿帖字词》以及《与董长官帖》两相比较，却见有许多相似之处。东坡手迹与钱文书法吻合。堪称“二难并”，名帖、名钱相映生辉。

史学本应该是门鲜活的学问。人人都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是时间的来去构成了历史，所以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也在行走，行走在你我他之中，只要你留意，就会发现它就在身边存在。$$我有这点感悟，为时并不太久，那是绕了一个圈子才找到的原点。$$还在学生时代，一首“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的诗句，曾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多少盛极一时的王朝，赫赫声威，都在川流不息的岁月中消融，只留下残陵断阙，渔樵闲话，任后人数点评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古兴亡俱成既往，惟有清风明月如故，难道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在我选择了史学专业以后，这一答案是毋庸争议的。从古人的资治通鉴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为纲，阐述王朝的兴亡盛衰就成为史学研究的方向，强烈的资政色彩，使得作者只关注那些大事变、大人物，读者也局限在当政者和少数同行，这样的史书似乎与民众无缘。$$这个感觉在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中更为强烈，最近网上有人连续对历史意义的主体进行拷问，提出：“我们不是治国者，需要时时以史为镜，也不是治学者，需要常常以古思今。”“怎样突出历史中真正吸引我们视线的那些东西，并且用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方式的文本展示给大家？”这个问题提得尖锐而中肯，因为这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可以说，这一挑战蓄积已久，去年《北京晚报》一则报道，就足以使史学工作者反思，那是一项在青少年中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试卷的调查，被试者的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令人震动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问题出在哪里？结论说，这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在我看，这只说对了一半，请看当今的史学教材和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动读者的兴趣？$$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销售难，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至今仍未走出这一阴影；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座，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也许史学研究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芸芸众生的历史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和传奇性的经历，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事态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和情节性，它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能不能让历史“活”起来？有没有文采是个问题，但这不是吸引读者的惟一办法。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对激发读者的兴趣更有迫切的意义。$$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中就已有呼吁，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的同时，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李大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他们都把人生的变迁和国民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然而百年来，并没有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窠臼，史学读物仍然以凝重的主题，教科书式的文本使读者望而生畏。所以上述的调查和提问，也是对这多年来史学研究远离民众生活的回应。$$让史学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不是趋时媚俗，而是中华文化固有之义，这是最有潜力而又没有充分开拓的资源，这点我在有关文章中已作了叙述。$$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奔走在闹市，是在山水之间倘佯，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得之于心的点点滴滴，信手而来，留在笔端，因为这也是我生命的历史。$$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思想者不老》的集子，这本集子所体现的正是我的这个信念：抒写生活和生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