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全国少儿歌曲电视演 唱大赛88首歌集》地推出让孩子们在今年的“六 一”儿童节有了一份更符合他们心意的礼物。该 专辑收录了中国音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全国 少儿歌曲创作大赛”评选出的88首推荐作品，由 中国音协音像出版社制作成光盘向社会推广。$$ 网友“旋转的村寨”表示：“这次曲目最大的 特点就是时尚化，与孩子们的生活联系更紧密 了。歌曲的时代性很强，北京奥运和宇航两个主 题成为最大的热门，这也是现在的孩子们最关心 的两件国家大事。同时。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歌曲 也占据了很大比例，除了像《北京胡同》《在公园 里》这些很有韵味的歌曲以外，《司马光砸缸》《盲 人摸象》《乌鸦与狐狸》这些寓言故事也被编成 歌。写得都还相当好听。此次歌曲的覆盖面虽然 已经很宽，但是可不可以更宽一点?比如，现在很 多小孩子都是很热爱体育的，继《足球梦》和《轮 滑小将》之后，体育歌曲就几乎绝迹了。自从姚明 进入NBA之后，篮球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已 经直线上升。可不可以考虑写一首以篮球为主题 的歌曲?说白了，孩子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儿童 音乐就应该去创作什么。”$$ 网友小雨点认为：“这届歌曲和前几届比有 所改变。歌曲的主要路子有两种，时尚和民族。我 想，歌曲的多样化对于小孩子来说肯定是一件好 事情这样能让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其中。民族歌曲 的减少。动感时尚歌曲的增加无疑给了小朋友更 广阔的空间，不像以前“传统”“新”儿歌让普通的 孩子遥不可及。这些儿歌适合流传，有些在老师 平时上课的时候也能教。今年大孩子的歌都非常 近，而且也很有新意。比如《月牙船》的风格就 是给大孩子唱的，而且这样的声音也久违了。”$$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最近也经常 接到电话和短信询问刚推出的这套“少儿歌 曲”专辑，种种状况令他十分欣喜：“这些年音 协组织、推广、宣传少儿歌曲的工作向前迈出 了一大步。虽然一部分作品题材显得陈旧，创 作者对孩子真正的思想状况还不够了解。但在 我所参加的所有歌曲的评奖中，本届全国少儿 歌曲创作大赛从参赛人数、作品数量、作品质 量等方面来说都是最高的。许多一线作词作曲 家都不计报酬地加入到了这项活动中，这也体 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8月的全国少儿歌曲 电视演唱大赛将是把这些歌曲进一步推广到 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音协今年准备组织 多次不同范围的实地采风，让词曲作者和孩子 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沟通。”$$ 记者认为，虽然近些年来中国音协为提高儿 童歌曲的创作质量做出了多种努力。但全面提高 儿童歌曲的水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 是中央电视台等强势媒体的积极推动显得尤为 重要。

内容提要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由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不仅为儒臣接近皇帝、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 儒家教育，增进品学。然而，在历朝沿用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尽管相关仪式日繁，但由于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并无帝师尊严，使其教育功效往往难以有效实现。 $$所谓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是指古代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一般认为西汉昭帝以八岁即位，因其年幼，辅政大臣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禁中授于御前；及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为侍讲经筵制的嚆矢。其实，就西汉的帝王教育而言，廷臣入内殿讲经乃偶尔行之，不是常制，且无侍讲之名。 $$侍讲之名始于东汉，本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但储君无外交之理，乃由廷臣入禁中教授。最初由虎贲中郎将何汤以《尚书》授太子。后来又诏拜何汤的老师，通《欧阳尚书》的一代名儒桓荣为议郎，入内教授太子，并经常留宿太子宫中。五年后，桓荣荐举门生胡宪侍讲，自己方才得以离开东宫，只须每日早晨入讲一次。明帝即位后，也常与桓荣子郁居中论经，问以政事，并亲自制定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又数召张酺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以其甚能契合心旨，令授皇太子（章帝）。张酺为人正直，执守经义，每趁侍讲间隙，屡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日后章帝说：“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公之风。”章帝喜好儒术，尤嗜古文《尚书》及《左传》，因感于经学有今古之分，且章句繁多，拟加减省，乃召集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亲自称制临决，如西汉宣帝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明、章二帝时期为东汉治世，二帝又都是博贯五经六艺、尊师崇儒的君主，其学识德行的养成，毫无疑问是得力于儒臣的侍讲。 $$章帝之后，东汉政局进入中衰时期。和帝以后，太子教育实已废而不存，皇帝教育则是采取选召廷臣入禁中侍讲的方式。除殇、少、冲、质四帝因即位时年龄过幼，在位皆不足一年，未有侍讲之事外，其余和、安、顺、桓、灵、献诸帝都行侍讲之制。侍讲制的产生，在君主教育的演变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入宫禁侍讲者多由低品阶官员兼任，以典司著述的议郎最多，而不由东宫师傅重臣专司辅导，显示皇帝对太子的控制防范加强，盖惟恐东宫自成势力，威胁皇权；其二、“侍”乃身分低卑者立于尊者之侧的意思，纵是一代大儒桓荣，亦称之为侍讲禁中。侍讲之名，反映出东汉帝师地位较西汉为低。所幸，由于累世经学的出现，造成了父子兄弟代作帝师，门生弟子亦多任讲职，侍讲者有其学术社会地位，加以特殊的家庭背景，故仍有帝师之名，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东汉以朝臣兼领侍讲之制，为三国魏吴及十六国政权所承袭。此外，南朝齐梁又有侍读之名。南朝东宫组织庞大且具有独立性，以东宫官说经于太子之前，谓之侍读，与东汉之侍讲有异。侍读侍讲并置，则始于北魏。唐初，太宗勤政好学，于弘文殿旁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典礼，讽诵诗书，然未用侍读侍讲之名。玄宗时，复行侍读之制。开元三年（715年），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皆以他官兼之，与东汉侍讲之制类似，为后世侍读讲学士官名之权兴。 $$宋代是我国君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侍读侍讲已成定制，为君主教育的最主要方式。真宗朝又有崇政殿说书之制，凡此皆概称之为经筵，经筵之名从此确立。讲官的身份，前代多由朝廷庶官入禁中讲经，宋代两省台端以上之官兼充讲读则被视为殊命，讲职多由近侍之臣翰林学士担任，或侍从以上如殿阁学士方得兼任。宋世翰林学士不领他局，实为正阙，若任讲读，虽得以翰林系衔，其实是入侍经筵之官，并不在学士院供职，亦即专任讲读之事。宋制，凡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及崇政殿说书，皆称为经筵官，为儒臣之荣选，乃至清要显美之官。其品秩虽卑，但能利用进讲的机会，藉解说经义向皇帝陈说对政事的看法，影响君主施政，偶尔亦能受到殊遇。宋代名臣吕夷简、王安石、曾公亮、司马光、吕惠卿诸人，皆曾任讲职。经筵讲官常在皇帝面前论辩政事得失。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尊何之故规时，因言守成勿变之道，隐射王安石变法之不当。至壬午日，吕惠卿讲《尚书》“咸有一德”，又言法不可不变，并谓司马光前日之论为非。于是神宗召光前来，与惠卿当面论辩新法得失。最后，吕惠卿竟谓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今在经筵中论新法不当，是失官守未尽言责，当去职。司马光立刻表示早已上疏指陈新法弊害，并问神宗是否见过奏疏，神宗表示已见到。司马光遂谓其言不蒙采用而不去，诚为有罪，自请罢官。一时气氛颇僵，神宗只好打圆场，谓：“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经筵进讲，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其于君主之德行学识及对政事的认识，自有莫大裨益。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 $$明代太子教育方式亦行与君主相似之讲读制。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定东宫出阁讲学仪。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仅侍读讲官入值。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熟练。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一如帝王经筵讲学，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定制之时，对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年龄，并无明文规定。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大学士张居正以皇太子年已八岁，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请出阁讲学。穆宗不允，必待皇太子十岁才令讲学。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

今年进入盛夏的天气还属正常，不太闷热。不过京 城邮市并不理会这与往年的差别，行情照歇不误，而且 歇得十分投入。6月底，关于歇不歇夏的问题还在唇枪 舌剑地争论不休，现在已演化成歇夏歇多久的争论。近 日网上邮市论坛上类似“惊喜买盘突起”、“秋季行情已 拉开序幕”等就是前期“不会歇夏”观点的延续。$$ 7月的第二周，邮市行情总体延续了第一周的调整 走势，不过炒作热门品种和小版张（票）系列稍有反弹。 炒作品种“文房四宝”绢质版由116元降至108元后升 至115元，“恭贺新禧”小全张由17.7元升至18.2元， “恭贺新禧”绢质版由41元降至40元后升至43元，“香 港回归”小全张由33.5元降至29元后升至35.5元，北 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和“会徽吉祥物”不干胶由 130元、88元和76元升至131元、93元和81元。$$ 小版张（票）系列价格稍好于上周。2003年小版张 基本持平，2004年至今各年小版张（票）稍有反弹，如 “甲申猴”小版由29元升至30元，“司马光”由39元升 至40元，“华南虎”由29元升至30.5元，“世界地球 日”由15.5元升至15.9元、“安徒生”不干胶由15元升 至17元，“中国电影”由20.5元升至20.8元，“洛神赋 图”由17.7元升至18.5元，“丙戌狗”赠送版由16.5元 升至17.2元，“奥运项目（一）”不干胶由32.5元升至 34元，“邮政储蓄银行”由25.5元升至26.5元等。$$ 老邮票品总体继续回调，小型（全）张板块，无论是 1992年以前的还是以后的，都有不少品种走低，如 J85M“集邮联”由65元降至60元，J133M“孙中山”由 40元降至35元，J176M“西藏”由18元降至16元， 1995年的“桂花”（无齿）由315元降至300元，1997年 的“香港回归”金箔张由37元降至36.3元，1998年的“九寨沟”由 6.6元降至6元，1999年的“九龙壁”由7元降至6.5元，2001年的 “武当山”由11元降至10元，2002年的“丽江古城”小全张由7.5 元降至7元等。又如生肖版票“庚申猴”由26万元降至25.5万元， “辛酉鸡”由6000元降至5800元，“癸亥猪”由2500元降至2400 元。再如“编号票新全”由7200元降至7000元，“1983至1991年大 全”由3100元降至3000元。1980年年册由7100元降至7000元， 1981年年册由1400元降至1300元，1983 年年册由1200元降至1100元等。

编者按$$《人文天下·文史》自今日起开辟“古代儿童游戏”栏目，刊登文章摘要介绍古代的儿童游戏。目的是提醒大家思考，我们还能像古人那样单纯地又是全面地快乐吗？还想告诉沉迷在电脑世界的现代人，游戏、快乐可以是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在古代的游戏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躯体、精神同样重要。$$古代的游戏启迪着一种生活智慧。而在网络游戏、聊天等一些让现代儿童沉迷忘返的虚拟方式中，古人在游戏中所享受到的快乐早已不再。$$今天，古代儿童的游戏正在不断消亡着。$$愿读者和我们一起打开泛黄的书本，追寻古人的记忆，写下关于某一个古代儿童游戏的故事，开始一段快乐之旅。您的参与将使这个栏目体现更多的含义。来稿请寄yang129@263.net。$$栏目开始之前，我们再重温一点关于儿童游戏的知识。$$古代游戏也称嬉戏，是古代儿童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七八岁以上的贵族儿童在学校除学习识字外，还必须接受舞蹈、射箭、驾车等教育，由此学习礼仪和常识，为进入成年社会作准备。$$中国古代儿童游戏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除了模仿成年人的体育、生产和战争活动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由古代儿童创造并代代传习下来的。$$古代儿童游戏中也体现着一些传统的哲学概念和思想，如“气”、阴阳五行、八卦、天人合一、动静相因相成、整体与局部的对立统一等。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古代儿童不仅注意到人体外部的肢体活动，更注意到身体内部机能的锻炼，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自然界的变化去调整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投壶是儿时常玩的一种游戏，玩法十分简单：在地上划一个圈，或者划一方格，圈与方格都不大。每个孩子手中抓一把石子，分别站在离圈或方格相等距离的地方，往圈或方格里投石子，谁投入的石子多，谁就是胜者。$$“此游戏已失传”$$偶然翻阅《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看到一种游戏名叫投壶，其玩法竟然与我小时侯常玩的这个游戏相似，只是需要的器具不像我们这样简单罢了。$$但书中加注曰：此游戏已失传。$$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的原型的确是消失了，人们也不再玩这样的游戏。但如果能够延伸的话，把此游戏的玩法当作是否消失的凭据，那么儿时的这种“投圈”游戏应该完全来源于此。我现在所做的就是追溯历史，还原儿时游戏之原型。$$由“射礼”演变而来$$投壶最初是从“六艺”中的“射礼”演变而来的。其实在远古时候，人们就已经很重视射箭了。当时如果谁家生了男孩，要在门口挂一张弓，并且取六支箭射向天地四方，表示男孩长大后，要用弓箭征服四方。$$箭，据说由黄帝的大臣牟夷发明。它是在总结和改进石箭镞的基础上制作而成，此时的矢是用人手投掷的。后来，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又发明了弓。弓、箭合为一体，才出现弓箭之称，它与刀、剑相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弓矢一器。以弓矢之利，威镇天下。”进而也出现象征礼仪的“射礼”。它来源于六艺中之“射礼”，因而其中渗透着儒家的“礼”。《礼记》中还专门设有投壶之礼。宋代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一书中曰：“夫投壶闹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这是后人对投壶之礼意义的积极肯定。周代时，各种大宴会上都要进行射礼。上至天子、诸侯，下及大夫、士，各有不同的射礼仪式。不能参加的人必须“辞以疾”。后来由于设靶射箭费力费时，还需要很大的地方，就用壶替代靶，用短矢代替长箭，改为投壶。$$投壶口广腹大、颈细长。在壶中装满小红豆，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矢的长度以“扶”（汉制，约相当于四寸）为单位，分五、七、九扶，光线愈暗距离愈远，则所用之矢愈长。$$首先，它要求参加投壶的宾主，包括侍从，都要受礼的约束。“毋怃、毋敖、毋俏立、毋锦言”，即是指不能怠慢、不可傲慢、不得背立、不准谈论他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此乃恭敬谨慎之态度，正是孔子所倡导的“恭近于礼”之意。其次，它的礼节也很繁琐。投壶之前，主客之间要请让三次才能进行。$$投壶时，专有管计数的人面东而立。如果主人投中一次，就从装着记数竹签的器皿里抽出一支，丢在南面；如果客人投中一次，就把竹签丢在北面。最后由记数的人根据双方在南、北地面上得竹签的多少来计算胜负。两签叫一“纯”，一签叫一“奇”。比如，如果主人投中十支，报数时称为“五纯”；如果客人共中九支签，报数时称“九奇”；结果，主人胜客人“一奇”。如果双方得签数相等，叫作“均”，报数时称“左右钧”。这也正符合孔子当年曰“我爱其礼”之目的，即对礼节形式的重视。当年子贡对每年表面形式的祭祀很是不满，认为那是在浪费食物，而孔子对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在这里强调礼仪形式相对于祭祀用的羊来说，更为重要。$$最后，主人要为宾客演奏“狸首”之乐。在儒家那里，礼乐总是合在一起说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至此，整个投壶过程才算完成。$$投壶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很盛行。春秋末年，晋平公去世，晋昭公即位。晋国是当时诸侯的盟主，齐、郑、卫诸国的国君，都到晋国来祝贺并进行会盟。那时各国政治外交，人们的交谈都是通过委婉的话语表达出来的，通常采用《诗经》之语。在宴会之上，各国国君也通过投壶之语委婉地祝贺晋昭公和表达自己的意思。其中，齐国国君取箭杆祝曰：“寡人中此与君代兴。”此话一方面是祝贺晋昭公国家兴旺，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晋昭公盟主地位的不服。$$战国时的淳于髡说，在男女杂坐、六博投壶之时，可饮八斗之酒却只有两分醉意。投壶之戏，竟然可以为他助酒性。最为重要的是，他说此话的目的是向齐威王褒扬自己的能力。当时，齐国遭到楚国的攻击，淳于髡临危受命，往赵国请来了十万救兵，楚军闻之，夜引兵而去。回国后，齐威公庆功，宴会之上，问淳于髡喝多少能醉时，淳于髡说了此话。$$演化成纯娱乐的百姓之戏$$《神仙传》曰：“玉女投壶，天为之笑。”意思是说，玉女屡次投壶不中，引起天帝发笑。在礼仪恭敬谨慎的场所为何允许有发笑之声呢？为何渗透着厚重国礼的投壶之戏竟然变得如此轻松欢快了呢？其原因就在于，此地之投壶乃是秦汉以后的投壶之戏。$$秦汉之后，废除射礼，投壶便成为一种宴宾的娱乐。汉武帝最喜投壶，由此也爱屋及乌，即他同样也喜欢善投壶之人。如《西京杂记》上说，当时有一个姓郭的门客，特别喜投壶。因为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返，所以装小豆于壶中，这样矢就不可能跃出。郭舍人改竹为矢，倒掉壶内的小豆，这样就可以激矢令还，一矢百余返，百投百中。汉武帝最喜看他投壶。他每为武帝投壶，也总能得到金帛之赐。$$至今保存的南阳汉画像砖《投壶图》，场合清晰地描绘出当时的投壶情景：画像中部一壶一酒樽，壶内有两矢，樽内有勺。在鼓乐声中，宾主二人正抱矢投壶。投入壶中为胜，投不中者为输，对输者要进行罚酒，由旁边的司射裁判。图左那个彪形大汉好像服输饮酒过量，醉醺醺地瘫地坐着，面部表情很是难看，正被人搀扶离席。中间的二人跪坐两旁，一手怀抱数支矢，一手执一支矢，以壶口为目标，全神贯注，用矢投入。$$以投壶输赢来赌酒，在此投壶才真正成为没有礼节约束的酒令。尽兴而玩，尽兴而喝。$$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雅歌与投壶合而为一，是当时一种高雅的活动。据《太平广记》载：西晋之时的陆机初入洛阳，晚间投宿，与三国魏玄学家王弼的鬼魂相遇。陆机见王弼置于屋内的竟然是投壶和《周易》。此处并非虚拟出来的。一代玄学大师王弼确实喜欢投壶之戏。何劭作王弼传曰：“弼性好弘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三国名士邯郸淳还特意作《投壶赋》献给当时的魏文帝曹丕。魏文帝看后，甚是高兴，赐帛十匹。$$魏晋之后，投壶又增添了许多花样，比如可以闭着眼投壶，隔着屏风投壶。有个叫薛昚惑的人，还可以将壶背在身后，由身前反着投掷，照常能百发百中。$$如此一种暗含政治礼仪的活动竟然开始演化成纯娱乐的百姓之戏，这使一些正宗儒派大为不满。宋朝司马光重订的“投壶新格”，将那些花样删除掉，想使投壶成为“纳民心于中正”的活动。这对于以娱乐为主的百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投壶在成为复礼活动的同时，也抹杀了它的娱乐功能，于是渐渐地消失了。其在后代的出现，也是复礼活动的象征，如民国初年四省联军司令孙传芳通过提倡投壶，进而倡导尊孔复礼之风。$$在童年中依稀留存$$虽然投壶游戏消失泯灭了，但是它的玩法把一物投入另一物中，却保留下来了。孩子们可以寻找许多的东西来替代壶与矢，比如，他们可以找一个小篮子或在地上画个圈替代壶，用纸团或石子替代投壶之矢。$$“往日依依今在否？”古人也许无法想到，真正保留他们当年盛行之戏的竟然是一群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孩子。$$这种保存还会持续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