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提高统治本领、丰富治国经验的金科玉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闪烁着夺目光彩。它与号称“正史”的《史记》、《左传》、《四库全书》并相辉映，记述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说起《资治通鉴》，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要作者是司马光，但《资治通鉴》集体创作的另一重量级编修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和川县令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 今江西 人，刘恕天资聪颖，18岁就以博学多识在皇佑元年以第一名（也就是人们统称的状元）中进士，据《中国通史》、《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和《岳阳县志》载，宋英宗治平年间任和川 今山西安泽县和川镇 县令。刘恕博闻强记，对于史学十分精通，除写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私纪杂说，无所不览。黄庭坚对刘恕赞誉至极，说：“刘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与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3《刘道原墓志铭》 ，说：“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群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时日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 《张右史文集》卷49《冰五堂记》 ，刘恕对历史知识的娴熟，即使是当时“号通史学，贯通古今”的司马光、欧阳修“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司马光对刘恕爱慕敬服，在其《传家集》中记道：“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对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十分精到。司马光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在洛阳时一同游万安山，道旁有一石碑，据碑文载乃是五代时一将领，此人并不是出名人物，常人不注意，刘恕却能详说此人生平事迹，司马光回来后，取史书查验，果然不差。由此可见，刘恕在当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史学专家。$$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受命在秘阁设立书局，并让自选馆阁英才助修史书，此时，司马光首先上书举荐刘恕：“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刘恕被选入局后，一面料理和川县政务，一面协助司马光编修史书，司马光每遇“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对刘恕的才识和能力，司马光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在确定《通鉴》的体裁、立意、章节等史书编修的重大问题上，司马光均与刘恕讨论后才制定，刘恕在整个史书的编修中实际上担任着副手的重要职责，对《通鉴》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深有感触地说：“光之得道原，尤瞽师之得相也”。刘恕在书局中不但承担着统揽全局的具体事务，而且亲自撰修部分内容。关于刘恕负责了哪个部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一说是专修五代部分，还有的说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不论哪种说法，都明证了刘恕参与了《通鉴》的具体编纂工作。《通鉴》的编修历经19个春秋，在撰修过程中，书局不断将已修好的部分呈上御览，宋神宗阅后，深为史书内容之丰富，叙事之平实，文笔之畅达，启智开思之功用所撼动，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为彰扬刘恕对《通鉴》编修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光特上书为刘恕请功：“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竟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间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先以为功力最多”，对刘恕赞誉有加，功推第一。$$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刘恕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今人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刘恕不满20岁到尧都根祖文化之域，孕育了传大先哲荀子之地任和川县令，他就不能不受积淀厚重的尧文化和荀子文化的熏陶和在史学潜能上产生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也不可能不对人类文化的根祖尧和旷世大儒荀子万分敬仰，推崇至极。《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疑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只录“荀 荀子 语，何不见其传略？”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记》没有记至荀子时代，若不是司马光《通鉴》的断限年代已囊括了荀子时期，刘恕一定会将荀子大书特书一番，那样，荀子生地在安泽也就有了定论，后人也就不再会有张冠李戴的歧议了。刘恕是宋朝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便在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中以“引经据典、见解独到”的出众才华惊服考官，被选为第一；出仕后，又被英宗、神宗赏识，行走于上层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么一位在当世极负盛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又何以能够到和川这样一个山区县充任县令呢？$$和川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晋南的腹地，在距史料准确记载的唐叔虞休养生息的唐城和叔虞屯兵蓄锐的唐王寨都不到30华里。可想而知，这里的开发历史较早，至大宋朝，当时的和川已无疑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地方。从地理方位上看，和川居于古上党关脚下，东扼上党，西控平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朝历代不能不把它视为居安思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经营重地。这样看来，朝廷把刘恕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政治抱负的人委任以和川县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和川县令”官小位重。$$宋时的和川县，虽说是一“弹丸”之地，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片风云际会，群星闪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这里曾经诞生了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以及著明的“四代八杰”、“五夫三卿”的冀缺家族 后世学者称，在中华家族史上只有闻喜裴家可与冀家比美 。和川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刘恕任和川县令后，这里的陶唐文化滋养了他，建功立业的人文精神激励了他，使他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协助司马光完成了宏篇巨制《资治通鉴》。刘恕同尧文化与和川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正是他对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不记尧舜、不传荀子而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恕任和川县令时，尚不足20岁，他的黄金年华、人生的主要阶段是在和川度过的，他任县令11载，一面勤于政务，一面协修《通鉴》，他的理政修史精神确实值得永世传承。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有一段关于《隆中对》的精彩记述，一 千多年来一直作为史书中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学课本上的必修范文，这 一段是这样记载的：$$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 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 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 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 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 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 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 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 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 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 曰：‘善！’”$$ 这一段文字在《资治通鉴》六十五卷中也有雷同的记载，一望可知， 司马光是从《三国志》中摘抄来的，此事按下不提。也不提诸葛亮的思路 是否正确，战略是否可行，更不提这番话真实与否，单说说陈寿这段话是 从哪里听来的。$$ 按陈寿的记载，刘备向诸葛亮请教时，是“屏人”而后言的，那么这 番对白应当是出诸葛亮之口，入刘备之耳，不该有旁人听见。因此，传 出这篇对话的人只可能是刘备或诸葛亮。$$ 先说刘备。很讲究仁义的，善于收取人心，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 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陈寿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可见很 了不起。这样仁侠宽厚的人，早在若干年前就处心积虑地谋夺本家兄 弟刘璋的家产，即使真有此心，恐怕也不会宣之于口吧？得手之前，说 不得，说了则刘璋必有防备；得手之后，也不能说，说了败坏其政治形 象，反正已经得了实质性的好处，有些事烂在肚子里不是更好么？由 此，可以排除刘备泄密的可能性。$$ 那么，是诸葛亮透露出来的吗？先看看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人。陈老 夫子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 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 然。”刘备对他实有知遇之恩，提拔之德，这番恩德，说是天高地厚也 不过份。所以刘备临终前“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诸葛亮自己 也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说明诸葛亮自己是很领刘备的情的。据此 分析如下：刘备得西川前，诸葛亮没有透露过“隆中对”的细节，因为 刘璋及其部署都没有听说过；刘备去世前，诸葛亮也不会说，这为尊 者讳；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更没有写回忆录的理由，一是为死者讳，二 是刘备死无对证，诸葛亮的话只是一家之言，其真实性也很值得考究。$$ 说到此处，“隆中对”的当事二人都已排除，陈寿老先生是从哪里 听来的呢？流传甚广的“隆中对”原是不可考证之事。

北宋名臣司马光倾十七年之力潜心编 修了《资治通鉴》，以“臣光曰”而抒发自己 的见识。他在开篇《周纪·威烈王》总结智伯 的失败归于“才胜德”，由此而引发他对人 才的阐述。$$ 司马光对什么是德、才提出了自己的 标准，并认为“才者，德之资（资质）也；德 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的是圣人，德才都 无的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 人。他主张，在选不到圣人、君子时，与其选 小人，不如选愚人。其理由是“君子挟才以 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善无 不至矣。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愚者 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而“小 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等于如 虎添翼，为害就更大了。$$ 司马光强调德才兼备，并把“德”放在 重要位子，对小人持决不可用的态度，这是 作为一个政治家、史学家在历览历史、体察 现实之后的经验之谈。$$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了，但 在选贤任能方面，同样坚持德才标准。尤其 是选拔党政领导干部时更是持认真审慎态 度，把德能放在首位，也是有鉴于历史的教 训。但是，我们在坚持德才标准的同时，还 讲究事实求是精神。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 开放时期，重点是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 力。我们在选用人才方面，决不会再搞过去 “左”的一套，动辄查人祖宗三代，或者用同 一尺寸去为不同形体的人制作统一的服 装。“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科技是生产力， 而掌握科技的人才就是重要的生产力。如 果我们对待科技人才，也像选拔党政机关 干部一样去严格尺度，那就有失宽容，也不 实事求是。$$ 每个人的德能、才能都是动态的，不可 能一成不变。我们今天选拔的人才可谓德 才兼备，那也只能说明当时，谁也不能保证 若干年后还是兼备。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 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一个人如果能做到与 时俱进，注意加强自我品德修养，不断为自 己的知识“充电”，那么，就能立于不败之 地；相反，不思进取，自我陶醉，坐吃老本， 就会被时代扬弃。同样，有些德、才或缺的人，经过自己不懈的 努力、奋斗、磨练，也有可能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如今难的是如何保证人才被选拔出来。由于吏治的腐败，买 官卖官、以私恩取小人的现象并未杜绝。为整治吏治，党和 国家改革人事制度，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公务员竞争上 岗，考试、考核、考察相结合，并实行公示制度，避免了暗箱 操作和个别人说了算的腐败行为发生。 既是人才，就不愁报国无门，也不愁用 武之地了。

$F编者按$E$T“黄河两岸二司马”，指的 是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和山西夏县的 司马光。若论为文，司马迁写出了 “史家之绝唱”《史记》，而司马光则 写出了同样辉映千秋的鸿篇巨制 《资治通鉴》；若论为人，司马迁遭受 腐刑，命途多舛，忧伤以终老，仕途 上是失意落寞的，而司马光则官至 宰相，操持国政、造福万民，实现了 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本文作者刘 合心正是从为文和为人两个方面描 写与叙述了司马光的生平与贡献。 观点新奇，言人之所未言，描述精 当，状史实如眼前，可谓是这篇散文 佳作的主要特色。相信读者读罢此 文，定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E$$ 夏县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故乡，我曾数 次走进这里，去探访他的生命轨迹。每去一次 就加深一层对司马光的了解，就增添一分对这 颗史学巨星的敬意。$$ 司马光的故乡小晁村，坐落在涑水河畔， 鸣条岗下。史书记载，这里山清水秀，五谷丰 登，是一个衣食富裕的村落。现在的小晁村背 靠蜿蜒起伏的鸣条岗，司马光墓和司马温公 祠就座落在该村的北侧。站在司马温公祠门 前向南眺望，一座形似古式笔架的土山横亘 面前。当地人说，像这样的风水，是注定要出 大文豪的。司马光的祖祖辈辈就在这方水土 的养育下生长繁衍。司马光虽然出生在淮南 西路光州所辖的光山县（今河南光县），但是祖 祖辈辈却生活在这里，因而血脉中流淌着这 方水土的精魂。$$ 小晁村的背后是鸣条岗。鸣条岗是一座 声名显赫的山岗。或许是黄土高巍的缘故吧， 这里安葬着不少上古时的帝王将相。名传千 秋的帝舜就葬在山岗的南面，往北不远，据说 大禹的子孙从夏启到最后一位国君都安卧在 这巍峨的黄土岗上。司马光的祖茔也坐落在 其中，与帝王比肩俯瞰着千秋万代。司马光去 世后叶落归根，安葬进了祖茔。宋哲宗赐他太 师温国公，因而后人在祖茔边建起司马温公 祠。祠旁有座余庆禅院，原是司马光祖茔的香 火院。宋英宗时司马光上奏，为在京老臣祖坟 建佛院，由僧人代为行孝，准奏后香火院改建 为禅院。后神宗皇帝赐名余庆，显然此名取自 古语“积善人家庆有余”。余庆禅院的东侧是 涑水书院，也叫温公书院，始建于宋冶平二 年，即公元1065年。这年二月，在京都知谏院 为官的司马光归里省亲，目睹乡民的艰辛生 活，十分忧虑，归京后仍牵挂在心，特派人送 回一笔银子建起这座书院，供农家子弟就读求 知。如今，在鸣条岗上，祖茔、祠堂、禅院、书院 错落有致，蔚为壮观，显示出往昔的不凡盛 景。$$ 在鸣条岗上，我的思绪飞越时空，跨进历 史深处，一刻也难以平静。我忽然想起余秋雨 所写的称颂明清晋商，而又为今日山西之沉 寂与落后感慨万端的散文佳作《抱愧山西》。 我想起这篇文章，是想借助余秋雨的文题来 表达我的心情，此时此刻我觉得惟有“抱愧司 马光”才符合现实状况，也符合我对这种状况 的认识。$$ 的确如此，中国史学界如双峰对峙，在黄 河两岸耸立着两位巨匠，这就是司马迁和司马 光。司马迁以其《史记》名世，开创了纪传体通 史的先河；司马光以《资治通鉴》传世，开创了 编年体通史的先例。可以说，两位司马的历史 著作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构成了中国乃至 世界不朽的史学丰碑。两位司马应该并称史 学圣笔，光耀华夏，远播五洲。然而，世事却完 全不公。司马迁被世人尊为了史圣，生平传 记、研究文集、影视、戏剧，屡见不鲜，光彩照 人。而司马光则资料零散，传著少见，影视舞 台更是少之又少。这正是我们应该抱愧司马 光的原因所在。$$ 平心而论，司马光的人生以及他对历史的 贡献，远远胜过司马迁。我这样评价决不是要 贬损司马迁这位世人公认的史圣，而是说他的 历史功绩仅仅局限于史学界。当然，就这也足 够让我们仰慕称颂了；我们称颂还忙不过来， 哪里敢有微词不恭之说？不过，若是将司马光 和司马迁相比较则另是一种结论了：司马光的 生命价值因史学而辉煌，却绝不仅仅止于史学 的辉煌。我认为，他一生的每个阶段都喷射着 辉煌的光彩。$$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去领悟一下司马光的 生命风采吧！$$ 少年辉煌，尽人皆知。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一年，他仅仅七岁，年幼 的司马光随父亲移居洛阳，在后花园玩耍时， 一位小伙伴不慎落入水缸，其他小伙伴吓得四 散逃走，只有司马光遇险不惊，捡起一块大石 头，砸破水缸，救出了落水者。此事被世人传为 千古美谈，司马光成为有口皆碑的少年才俊。$$ 青年辉煌在于司马光考中进士。宋宝元三 年，即公元1038年，司马光20岁。父亲在同州 做官，司马光从这里长途跋涉，前赴京都科 考，一举皇榜高中，成为进士，而且列入甲科。 皇帝授任他为奉礼郎，他请为华州判官，以便 邻近父亲，常听他的教诲。司马光靠自己的学 识才能，挥毫走笔，鱼跃龙门，一举步入政坛， 可以说写下了青春岁月崭新的一页。$$ 壮年辉煌是他在从政的同时，开始了《资 治通鉴》的编修工作。司马光40岁左右时，即 宋仁宗嘉祐年间，就开始“托始于周威烈王命 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明丘编之体， 依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了。司 马光将这部书名定为《通志》。到宋治平三年， 即公元1066年，《通志》已完成了前8卷，宋英 宗亲阅后，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史学著作。于 是，命他继续编写一部记录历代君臣事迹的大 书。司马光领命，确定了这部史书的目的和内 容：目的是方便日理万机的皇帝阅读，把历代 政治得失写清楚；内容则突出国家兴衰、民生 休戚，其余浮沉之文尽可不载。目的、内容明 确后，很快成立了书局，由司马光亲选人员， 着手编纂。$$ 宋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 世，宋神宗继位。次年九月，宋神宗要司马光 到宫中讲书，他讲的就是该书的内容。神宗听 后，大有助益，深受启发，觉得该书“有资于治 道”。其时，该史书仍名为《通志》，神宗取《诗 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意思，赐书名 为《资治通鉴》，并赐写了序言。之后，司马光 对该书的编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宋熙宁五 年，即公元1072年，他到洛阳任闲职，奏请皇 帝将书局迁移洛阳，一心一意编纂该书。$$ 毋庸置疑，《资治通鉴》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其中渗透了每位编修人员的心血。作为主 编的司马光更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仅审阅 定稿，他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以范祖禹编写 的《唐纪》部分为例，原稿长达600卷，比定稿 后的《资治通鉴》还要长出一倍。司马光通览 删节，最终定为81卷，前后用去了4年时光。 为此，他筋骨疲惫，视力减退，牙齿脱落的所 剩无几了。$$ 经过19年的努力，宋元丰七年，即公元 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定稿成书。这部史书 记载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16个 朝代，时间长达1362年，共计294卷， 约300多万字。中国史学界的一部惊 天动地的巨著就这么问世了！$$ 《资治通鉴》印行后，受到了历代 帝王的重视。宋神宗看了后赞叹“前代 未尝有此书！”。史学界更是评价颇高，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此天地间不可 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 学者梁启超说“其体制之宏伟，取材之 丰瞻，使后者有欲著通史者，实不能不 据为蓝本。”“温公亦伟人哉！”一代伟 人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喜欢，一 生读了19遍之多，那本线装的书上写 满了眉批和体会。1949年，他从西柏 坡进北京时，随身携带的就是《资治通 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马光用他 生命的辉煌再现了历史，滋润着世人。$$ 接下来我们该说一下他晚年的辉 煌了。司马光晚年的辉煌是他登上了 一生最高的职位──宰相。用后世的话说是一 人之下，百官之上，权倾朝野了。对此持有异 议的人不少，因为在宰相职位上，司马光全部 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自王安石推行新法，到 司马光出任宰相已是15个年头，施行过程中 的弊端也显现清楚。应该说，此时作相应的调 整变更，也未尝不可。然而，司马光却 出于个人的政治见解，不问青红皂 白，将新法全部废除，这当然有欠妥 当。自此，不少人评价司马光时都认 为这是历史的污点，因而以瑕掩瑜。 其实，公正的说，司马光废除新法虽 然有过火的举动，但是也不乏合理的 成份。因而，无论如何晚年的司马光 能登上显赫的职位，也是他一生忠国 爱民的辉煌结果！$$ 至此，我们从司马光的人生过程 可以看出，他的确不逊色于司马迁， 而且，其生命的价值与司马迁比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声誉却 远远不及司马迁，这能不说是世事 的偏失，如此看来，我们抱愧司马光 就不无道理了！那么，司马光如何会 创造出这么光彩照人的辉煌？探讨他 的生命过程，我以为至少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水土的滋养。夏县是一块有着悠 久历史文化的土地。这里有西阴文化遗址。黄 帝夫人嫘祖曾带领先民在此栽花养蚕，开启了 中华民族最早的缫丝业。之后，大禹治理了天 下洪水，继承了虞舜的帝位，定都古安邑（也就 是夏县），划定九州，统领天下，形成了最早的 较完备的国家格局。但是，同样在这里，大禹 的后人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扭曲了历史的运 行轨道。至今，禹王城遗址还有夏桀的酒池、 肉林的旧地。这块土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能不引起司马光的反思。司 马光虽然没有出生在故乡，但是屡次回家探 亲，父母亲去世后在故里守孝三年。因而故乡 的沉浮沧桑成为他叩问历史、关注现实的焦 点。他从政后，无论任职何方，无论是当朝进谏， 也无论是他主编《资治通鉴》，都体现出忧国忧 民的一往深情。而这样的情感，与故乡水土的滋养 自然是分不开的。$$ 家庭环境的陶冶是司马光成长的重要因 素。据清代光绪版《夏县志》记载，司马家族是 个世代贵胄大户，其远祖是西晋皇族司马懿的 次弟司马孚，曹魏时官至太傅。东晋、十六国 时，司马家族传至司马阳，他曾任北魏征东大 将军，死后安葬在夏县涑水河畔，鸣条岗上， 其子孙便在此繁衍生息。时代变迁，战争纷 乱，司马家族沉默了一段。到了北宋初期，其 祖父司马炫考取进士，又把这个家族推入官坛 政界。司马炫任富平县令，法纪严明，廉洁自 守，成为有口皆碑的地方官。其父亲司马池同 样考取进士，为官任职清正廉洁，办事干练， 同样成为政绩突出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成 长的司马光，耳濡目染，很早就接受了忠君爱 民、尽职尽责的思想，可以说这样的思想指导 他努力躬行了一生。$$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司马光自我奋斗的内 在因素。司马光博学多识，才华横溢。他通经 述，懂音律，知天文，长书法，会历算，尤其精 于史学。广博的学识使他鉴古知今，纵横捭 阖。对于国家大事具有超前的感知能力。司马 光诚实正直，严守职责，官场仕途50载，任职 四代皇帝，做过地方官、州府幕僚、学官、言 官、侍从官、首辅宰相，始终竭尽忠诚，恪守职 责。凡是他以为害国病民的事情，决不看风使 舵，都能直言上谏。而且注重实际，不图虚荣， 对于朝廷所授的职务，符合其长，欣然受命。 否则，再三退辞，决不贪图名利，追逐爵位。$$ 司马光崇尚节俭，廉洁自律。他为官多年， 家中积蓄很少，在郓州做学官时，家中被盗，会 客时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他出任宰相，居 住在西府，其被服“仍如陋巷之士”，而且还 亲自书写榜文，立规示众，对自己的过失请 求规正，拒绝“私书宠谕”、“私第垂访”。所 有这些在司马光身上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 都是他严于自律、奋发努力的结果。适宜的外 部条件和良好的自身素质相结合，便催生出 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学家、政治家！$$ 请原谅我以杰出的政治家称道司马光，我 以为，司马光是杰出的史学家这已无可非 议，但是，离开了杰出的政治家，他便对国事 政界缺少了应有的体验，这样的缺少会影响 到他的胸怀和眼界，而胸怀的狭小、眼界的 浅近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的察识评判，也就很难有这么一部颇具 历史价值的《资治通鉴》了。因而，正确的认 识应该是，司马光的从政促进了他的史学 研究，史学研究促进了他对政坛物事的决 断，他既无愧于杰出的史学家，也无愧于杰出 的思想家、政治家，我们的确不应该再局限在 某种历史的浅见中简单的为他定论。我想这才 是比较客观的评判。$$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件小事。前些时我从 媒体上看到，某个剧组要请一些企业家赞助，拍 一部以司马迁为题材的电视剧而未果，其原 因是这些企业家居然连司马迁都不知晓。 那么，他们还能知道司马光吗？我看很难。现 今，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头，了解 历史对于我们把握现实、走向未来，有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我愿更多的人们了解历史，当然也 就了解了司马迁、司马光，因为，在他们身上浓 缩着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会不时地提醒我们 在通往未来的征途上减少失误，快速前进！$$ $T（作者系中共临汾市委副书记）$E

$T稿本在书法艺术中的价值如何，读了汤 大民先生的这篇文章，大家就会有所认识， 就会对稿本珍而惜之。目下，书坛多是较狭 义地就书法论书法，较少能将书法置之于博 厚沉雄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剖 析、探讨，已而，其讨论往往难免单薄。其实， 书法与许多边缘学科盘根错节，无法剥离， 故有人指出，书法是深居在中华文化内核的 东西。亦如汤先生所言，书法写到最后，就是 写文化了的人格。在这种大文化的背景下来 评谈“大书法”，无论是对书法本身，还是对 整个民族文化，对我们书人，似乎更有意义。 本报欢迎有“大书法”意识与视角的文稿。但 不可泛泛空谈，而应从与书法相关的某一具 体项目切入，作视角独特的介绍和论述。$$ ──编者$E$$ 稿本是书籍版本的原创形式和“孤 本”存在，不仅在学术史上和版本学上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是中华独秀的书 法艺术一座丰富的宝库，具有独特的美学 意义。$$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完全著录， 我国已知现存善本古籍中，稿本有四千九 百五十五种（据今人陈先行《中国古籍稿 钞校本图录》“前言”统计）。用美学眼光 去审视，其中多数堪称书法佳作和精品。 另据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①不完全著 录，清代以前以“善书”名重史册并被当 代或后世品评的约有二千八百余人，其中 兼著学名、诗文名的不下数百人。把马氏 著录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加以 对照，不难发现，许多著名于书史的人都 有稿本存世。尤堪注意的是，在现存稿本 中，还有许多具有书法价值的佳构未被书 法史学所关注，它们也是继承和发扬书法 艺术的重要历史资源，为今后书法研究提 供了新的空间和增长点。$$ 在我国，汉字的书写分为实用书写和 审美书写两大类。前者出于交际目的，以 汉字作为储存、传递文化信息的载体；后 者把汉字的平面形态──点画、结体、篇 章组合审美化，创造出供人们欣赏或自我 娱悦的书示艺术作品。稿本，无疑是实用 书写的产物，书写者的目的是、或主要是 通过字义向人们传达书写的内容含义。但 是，汉字与其它拚音文字不同，它的独特 的个体形态本身就是实用性和审美性合二为 一的复合体，因此实用书写和审美书写之间 先天地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书法艺术进 入自觉时代大约在东汉后期，这之前近两千 年的汉字书写（刻划），都是出于实用目的， 审美意识的渗入也都是为实用服务的。但殷 商甲骨、钟鼎铭刻、秦汉简帛和汉代隶碑， 虽为实用形态，却又多为审美珍品，甚至是 不可企及的典范。在书法自觉时代，抄写实 用文字的书手成为书法家以及成名书家从事 实用书写，也是一种常见态势。许多学者、 诗人、文章家皆“善书”，而许多名书家也 能著书立说，创作诗文，因而传存的稿本， 在书法上不少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其实， 汉字书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利用实 用性来发展审美性，在汉字的实用过程中促 进审美功能的完善和审美意识的觉醒，在汉 字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动态平稳中求得书法 的独立和发展。“可以说，汉字的实用史和 书法的演变史，是双层列车，同步穿越时 空，达到永恒和辉煌。”②稿本，正是这一 基本规律的“标志性建筑”，它不仅辉煌于 学术殿堂，而且璀璨于书法家园。$$ 书法作品有手迹墨本、临摹墨本、碑刻 及其拓片、石印和影印本等等版本形式，其 中，手迹墨本具有最珍贵的审美价值和最重 要的史学意义，因为它具有原创性、唯一性 和本真性。当我们考订和研究一位书家或一 个时段书法真相时，流传的其它版本固然可 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但只有手迹才是最后 的依据。稿本中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是作 者的手迹本，因而，它在书法史上也如同考 古学上的地下文物那样，具备了绝对的权威 意义。事实上，稿本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书 法史的生存状态，这不仅由于上节所说的 实用书写是审美书写的基础，而且是因为 它本身就是书法的原生态存在。$$ 现存我国第一部“稿本”，当是殷商甲 骨文。殷商甲骨文是当时人神对话的文字 纪录和国家的大事记，实际上是一部日积 月累而成的殷商当代史专著，它具备了后 世稿本的一切要素，如原创性、惟一性、 撰书（刻）合一、撰书者署名等等。而在 书法史上，甲骨文又是在宗教实用意识支 配下的第一次以成熟的汉字为载体的审美 实践，它以童年艺术的天真和稚朴，发现 和创造了汉字书法的笔（刀）法、结字法 和章法的基本规范，奠定了汉字书法的历 史走向和总体格局。甲骨文表明，正是 “稿本”揭开了中国书法史辉煌的序幕。$$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 说，以汗牛充栋形容当时稿本之多，当不 为过，可惜均已亡佚。现存的，怕只有 “载书”了。载书又称盟书，是当时诸侯之 间、诸侯与丈夫之间结盟的契约和誓言， 多为祝、史等文吏撰书。《周礼·秋官·司 盟》郑玄注云：“载盟辞，盟者书其辞于 策，杀牲取血，坎其牲， 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 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 的近万片载书，盟誓词是 用毛笔蘸朱、黑墨直接书 写在玉石片上的。其字体 是蝌蚪文，其书法具有迅 速行笔、快捷成篇、笔画 简约、笔势流畅、自然连 带的特征。这些特征，开 启了后世毛笔书写隶楷和 行草的审美航程。$$ 书法史上有号称“天 下三大行书”的经典之作， 而列居第一、第二的都是 “稿本”。存世至初唐的 《兰亭序》原稿本，是为兰 亭雅集诗酒唱和撰写的 “序言”稿，在文学史上也 是著名的散文，由于王羲之把它写得出神入 化，在书法史上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 虽然唐以来，只有唐摹本传世，但它的被尊 崇实是因为摹本传达出来的原稿本的艺术神 韵。“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是颜 真卿怀着激愤心情草拟的祭文，勾勒涂改多 处，表明了他撰写时根本无意于书法的追 求，但字行间所显示的精湛书艺却已臻化 境。千载而下，凡学书者没有未临摹过这两 个“稿本”和苏轼的《寒食帖》的，受其泽 被的后世书家也岂止千人！$$ 迄今所知，唐及唐以前的手书墨迹仅存 单篇残页，专著稿本，无一发现。宋代专著 稿本，也仅有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司马光 （1019－1086）的《资治通鉴》残叶， 计29行，460余字。司马光以书为余事， 但亦颇获时誉。黄庭坚云：“温公正书不甚 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观此残叶 笔迹，法度严整而刻励过甚，确与其为人、 为学相一致，当得起“极端劲”之评。特别 是其笔法和扁平构架，似来自钟繇和南北朝 墓碑志，并为后来的宋绍兴二、三年刻本 《资治通鉴》所直接继承，影响更及于宋刻 印刷体，因而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元代稿 本，今存郭畀（1280－1335） 《手写日记》 五十二页，清劲秀逸，出入赵孟頫。 由元入明的陶宗仪，为文字学家、书法史学 家，著有《书史会要》，尤精篆法。现存手 稿《古刻丛钞》一卷，楷法流美， 堪称上乘之作。$$ 如果说元以前的存世稿本寥若晨星，明 清稿本存世之多，则可比做满天繁星。稿本 多，固然由于时代相近，但也表明了随着学 术研究和诗文创作活动的繁荣，书法艺术得 到了空前广泛的普及和提高。传存明清稿 本，就作者而言，大量出于硕学鸿儒、著名 诗人、文学家之手。如高攀龙、顾炎武、钱 谦益、朱鹤龄、黄宗羲、归庄、朱 彝尊、王士禛、戴震、程廷祚、惠栋、全祖 望、洪亮吉、钱大昕、章学诚、吴翌凤、张 惠言、严可均、焦循、顾广圻、袁枚 、祁■藻、张廷济、俞樾、李慈 铭、孙诒让、朱祖谋等等，都为著名的经学 家、史学家、小学家、诗人、词家、文章家 ……其中有的是一代学术宗师或文坛泰斗， 他们并未存心以书艺流芳千古，但其专著稿 本所展现的书法素养，均达到了极高的境 界。还有许多稿本出自书法名家之手，如沈 周、文征明、丰坊、姜宸英、翁方纲、梁同 书、钱泳、恽南田、杨沂孙、何绍基、包世 臣、康有为等，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左右书法 潮流和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他们精心结 构的作品至今还流光溢彩于书斋精室、高堂 华殿、山川圣地、亭榭楼台、通衢闹市、寻 常巷陌……他们的美学思想、理论主张启迪 着一代又一代艺术探险者，而稿本却从平常 的书写角度，展示了他们之所以成为书家的 历程，与其精心结构相互辉映，印证着他们 当之无愧的盛名。$$ 古代书法史发展到明清时代，其重要成 就之一是书事活动的全民性规模。一方面是 创作群体的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是欣赏群体 的空前广泛，达到了凡是能写汉字的人都是 书法家的后备队伍，认得字的人都能或深或 浅地欣赏书法艺术的程度。《书林藻鉴》著 录清一代有姓名留传的书人近千人，占三千 五百年书史著录人数三分之一以上。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书事的繁盛和普及。稿本 的存在状态，无疑为这种历史盛况提供了生 动的写照，充分展现了我国书法艺术普及与 提高、通俗与高雅、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生存态势。$$ $T注：①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 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参见汤大民《中国书法简史》，江苏 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6－7页。$E

人才，通常指德才兼备的人。《资治通鉴》 的主编司马光论德才：“德者，人之帅也，才 者，德之资也”。在人才价值的构成中，德处于 首位，作为人，首要是做人，老老实实做人，清 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人，这样的人，才有 着巨大的人格力量。$$ 是人无才不行。才，从广义上讲，指掌握 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有一定才华的人。没有 才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不能成为先 进的生产力。辞海中解释人是“能制造工具并 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人不能只 停留在高级动物上，而要充实自己的才能，使 思想、理论、文化、心理、技能得到提高，从而 做到与时俱进，成为对社会有作为的人。$$ 有才不是人更不行。这种人被人们称为 “缺德”的人。一个品德好的人，有才华对社会 的贡献就大，一个品德不好的人，才华越显 著，对社会的破坏性就越大。人们最害怕的就 是那些品行不正的人。$$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并不是没 有缺点，求全责备，也很难选出德才兼备的 人。但是我们所说的缺点，只是性格上的差 异，方法上的不足，如有的过于自信、骄傲，有 的过于主观、武断，这与品德上的差异是有区 别的。$$ 还是那句话：人才，人才，既要是人又要 有才，人才不能分离。是人无才不行，有才不 是人更不行。

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讲到他撰写《太史 公书》（即后人所称《史记》）的宗旨时，这样写道：“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这里说的“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历史思想 的核心和他在史学上的报负；而广泛地搜集史料、考订 史实，探究历史上朝代、人事的成败兴衰的道理，则是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司马迁作史的宗旨，我们可以得 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当十分关注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 理”。是否可以认为，我们读史，应特别关注同民族、国 家、社会治乱盛衰有密切关系的事件、人物、思想、政策 等等。通观《史记》一书，上起黄帝、下讫汉武，上下三千 年，多少人和事，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揭示了社会生 活中“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法则（见《史记·平准 书》），而人们的生产、交换活动井然有序，那不过是符合 于“道”的“自然之验”罢了（见《史记·货殖列传》序）。司 马迁的卓识，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 《史记》给人们启迪最多、最深刻之处，是关于秦汉 之际的那一段历史：贫弱的秦国为什么强大起来，先后 灭亡其它六国，实现统一大业？统一后的秦国何以二世 而亡？势力强大的项羽为什么成了悲剧英雄？力量弱小 的刘邦凭借什么在楚汉战争中成了胜利者？汉初政治 家、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对汉初制定基本国策有何积 极意义？等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有关 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生动的记述和深刻的解释， 使人读后沉思不已。$$ 其后，唐太宗读史，意在“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 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堪 称古代大政治家读史的风范。他在做秦王、当太子、君 临天下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同虞世南、魏征等重 臣讨论历史问题，直到晚年一次御前会议上，自我总 结历史经验，皆事关治国安邦之理。所谓“贞观之治”， 留在历史上的不仅仅是盛世气象，还有那之所以成为 盛世的思想遗产。关于此，我们不妨一读唐代史家吴 兢所著的《贞观政要》。司马光同司马迁并称“两司 马”，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当然，司马光的史识比 不上司马迁，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见《进资治 通鉴表》），写入史书，还是得其大要的。《资治通鉴》问 世后，而有“《通鉴》学”的兴起，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写 出《读通鉴论》并对资、治、通、 鉴一一作出诠释，司马光的思 想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印 刷术广泛使用，统治者又重 视文化，提倡文学，注重以史 资政，这无疑推动了宋代史 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史学 历经千余年发展，至此终于 达到它的高峰，《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就是宋代 史学划时代的丰碑。$$ 《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 县）涑水乡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四朝。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 马光因政见不同，受到排斥，居闲职 15年，专事《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 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宰 相后辞世。$$ 在多年担任皇帝侍讲的过程中， 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 综，况于人主”，故而先后撰成简述历 代兴亡教训的编年体史书《历年图》、 《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于 治平四年（1066年），命司马光设书局 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听 其讲授以后，赞扬该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在刘 恕、刘■、范祖禹三位学者的协助下， 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 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 1362年史事，共 294卷的编年体通史 巨著。$$ 司马光组织《通鉴》写作有一套严 密的编撰程序。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 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 题，据标题排列有关史料。第二步做长 编，由分修者对丛目的史料进行整理 考订后，撰写出初稿。第三步由司马光 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 熔铸润色，写成定稿。同时，司马光还 编出《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通 鉴目录》等简本，以供一般人选择阅 读。又编成《通鉴考异》，收录对《通鉴》 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 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 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 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究其特 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千余年 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 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 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 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 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 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 书材料零散不相联贯的弊病，开辟了 编年史体的新纪元。它使读者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 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记史信 实。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 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 的书现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 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 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 支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多详 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 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 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 书。$$ 三、书中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 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并“发挥精 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 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 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 的记录。书中大量揭露历代 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以 为劝戒。并且以“臣光曰”的 形式，从北来的现实政治出 发，有针对性地对史事发表 评说，阐述经验教训，希望实现清明政 治。$$ 四、《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 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 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 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 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 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 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 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 脍炙人口。$$ 《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 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 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 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 体和纲目史体。因此，可以说《通鉴》 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

智伯瑶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曾是十分显赫的风云人物。在晋国国君大权旁落于六家大夫手中之后，经过连年混战，最后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而以智伯瑶率领的智家势力最为强大。就在智伯瑶野心勃勃地逼迫韩（康子）、魏（桓子），即将制服赵（襄子）之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赵、韩、魏联手，打败了智伯瑶。从此，智家的势力消失了。赵、韩、魏三家分晋，势力壮大起来。 $$智伯瑶大夫兴衰成败的是是非非，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评价智伯瑶的得失似乎已无多大的意义。倒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用生动的史料，叙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之后，由对智伯瑶的评价而引出的关于德与才问题的论述，很值得后人三思。 $$司马光认为，智伯瑶的失败在于多才少德。“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资治通鉴》第一册第14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司马光提出德与才问题的切入点。司马光的这个论断背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初，智宣子（智伯瑶的父亲）在考虑让智伯瑶当接班人时，引起了家族的争议。智氏家族一位叫智果的人劝智宣子说，“不如宵（智宣子的另一个儿子）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同上书，第6—7页）后来，智伯瑶的失败验证了这番话是对的。但是，司马光不同意用“贤与不贤、仁与不仁”的说法来评价智伯瑶，而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对一个人的才与德没有加以正确区别和分辨，才导致用人失察的恶果，智伯瑶的失败就是最恰当不过的历史证明。在司马光看来，对一个人的才与德进行审视、分辨，是用人问题上的关键。否则，必将导致智伯瑶那样的严重后果。 $$司马光对才与德的内涵作了界定，并且精辟地阐述了才与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同上书，第14页）由此看来，司马光把一个人的德（道德、品行、思想品格）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聪明才智的灵魂来看待的。这种认识充满哲理，有着辨证思维的成分。司马光关于才与德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对后世的知人用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司马光德才观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 $$司马光依据其德才观，提出了选人用人应德才兼备的主张。司马光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同上书，第14页）这一番议论颇有惊世骇俗的味道。这样区分圣人、君子、愚人、小人，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如果从司马光的德才观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其实司马光依旧是在强调德作为“才之帅”的重要性，强调德与才密不可分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司马光自己的解释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同上书，第15页）很显然，司马光将智伯瑶归为小人之列了。智伯瑶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才智在一般人之上，但其才没有以德作支撑，那么，他的才能为他的作恶多端起到了促进作用，走向灭亡则不可避免。圣人难得，愚人也并非多见。在司马光看来，德才兼备是用人的最高准则。如果德才兼备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选用不到，宁可用“愚人”，也决不能用“才胜德”那样的“小人”。可见，司马光对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怀有深深的憎恶。 $$司马光对用人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同上）有德之人令人敬畏，而有才之人令人喜爱。爱才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因爱才而忽略对德的审视。若想避免选人用人上的失误，既要重才，更要重德。司马光对“蔽于才而遗于德”的历史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富有睿智的认知。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同上）司马光以如此有力的话语结束了他对德才关系的论述。至此，司马光的德才观也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时至今日，时代变了，但司马光的德才观还不能说已经失去了价值，它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

在大运公路的南端，横亘着一道上百里长的黄土岭，人们 称它为峨嵋岭。该岭中部夏县段的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一座 规模宏丽、古朴肃穆的茔祠──司马温公祠。深秋时节，我们 慕名来到这里。只见祠前峰岭逶迤，奔突成势；祠后涑水环绕， 奔流生趣；祠中古冢高垒，石刻遍布；祠堂红砖碧瓦，雕梁画 栋。浓浓的古香白色和诗情画意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登堂入 院”，去探寻这位宋代名相、史学泰斗的历史足迹。$$ 司马光幼时砸缸救童，名声远扬$$ 一个特别的“警枕”陪伴他度过 一生$$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代帝王 和史学家的推崇$$ 茔祠百余亩大，景色秀丽，风光怡人。我们无暇欣赏那 精雕细刻的石人、石马，也无意去观看那翠绿的松柏和盛开的 秋菊，而是跟着导游，首先来到了祠堂正殿。殿内宽敞明亮，四 壁的40余幅连环画，讲述了司马光生平的离奇故事。而最引 人注目的是殿中央的一排玻璃柜，柜里陈列着司马光编写的 惊世巨著──《资治通鉴》，各种版本，多种封面，透过玻璃，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司马光砸缸救童的故事，得知他聪敏 过人，大智大勇。中学时代，对他有了大概的了解：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涑水（夏县水头镇小晁村）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杰出的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而今天， 当我们走进司马光祠，在讲解员的帮助下，才对司马光有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令我们叹服的是他刻苦攻读、精心著 述的精神。$$ 讲解员告诉了我们一个“警枕”的故事：司马光出身书香 门第，从小接受到知识的熏陶，酷爱读书。青少年时代，他经常 起五更、睡半夜，珍惜寸阴。 为了不“睡懒觉”，误时光，他 专门让木匠做了一个圆木枕 头，读至深夜要睡觉时，便垫 高床的一头，枕着圆木，脚高 头低地睡上“坡式床”，枕时 间长了，头一抬动，圆木便顺 坡滚下，惊醒后便继续读书。 据说，这个“警枕”曾陪伴他 度过一生。正是警枕促使他 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从而精 通史籍，通晓音乐、律历、天 文等知识，20岁便考中进士 甲科。也正是警枕激励他在 朝为官时，时时不放松读书 学习；特别是在因反对变法 而遭贬洛阳之后，更是发奋 苦读，读遍了历朝的各种正 史、偏史、野史等等，考订异 同，删削增补，加工润色。带 领有关人员，苦干19个春 秋，书写300余万字，编成了 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 代十国共计1362年的历史 巨著──《资治通鉴》。完成 之后，宋神宗亲自赐名、作 序，每看完一篇，都在首尾盖 上图章作记。称其“尽古今之 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 事，是亦典型之总会，册牍之 渊林矣”。$$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 代封建帝王和史学家的推崇 和重视。宋元之际文学家胡 三省评价：“为人君而 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 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 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 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 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 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 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 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 害，此必然者也。”$$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 启超说，《通鉴》确实是中古以来一 大创作，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 毛泽东主席对《通鉴》也爱不释手，一生竟 通读了19遍之多，1949年进京时，身边还带着 《史记》和《资治通鉴》，并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们 多看看此书。$$ 这部巨著传至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和版 本，它充分展现了司马光的卓越功绩，奠定了他 千古帝师的地位。$$ 皇帝题写碑额，苏轼撰写 碑文的神道碑$$ “杏花碑”述说了司马光、 王安石、苏轼三巨子的 沉浮$$ 圣世泰斗人生坎坷，精神 不朽$$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四块镶嵌 在杏花碑厅里的“杏花碑”。据说它原是宋哲宗 在司马光死后为其立的一块神道碑。那么，它为 何破成四块被镶嵌在厅中的墙壁上，又叫做“杏 花碑”呢？讲解员告诉了我们它的来龙去脉。$$ 哲宗元年，司马光从被贬的洛阳返回京都，重 新当了宰相。一上任，便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 除，并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吏贬出京城。由于他年 事已高，身体不佳，加上昼夜劳累，积劳成疾，为相 8个月便溘然逝世，终年68岁。宋哲宗嘉其为国 尽力，亲临其丧，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命苏轼 为其撰写碑文。哲宗亲笔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 六字碑额，在司马光坟前竖起了一幢巨大的神道 碑，详细述说了司马光生前的功绩和他死后人们 痛悼情景：“人们罢市往吊，哭公甚哀，如哭私亲， 哭公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 不久，太皇太后病逝，年幼的哲宗左右不了 局势，变法派一批老臣返京执政，说司马光 诬谤先帝，要求哲宗对其追贬，夺回赠 谥，焚棺扬尸，因遭众臣反对未 能如愿，便拿神道碑出气。 派人来到司马祖 坟毁掉碑楼， 砸坏石碑，磨 平字迹，将 其深埋地下，并将撰写碑文的苏 轼逐出朝廷。只因碑额上有哲宗 亲书的“忠清粹德之碑”六字，他 们不敢砸，便弃之一旁。然而，不 知是上天有灵，还是有人暗中保 护，几十年之后，埋碑的地方长着 一棵杏树，“晓枝蟠曲，周映交护， 如幄如盖，春华秋实”，金皇统八 年，即公元1148年，新上任的县 令拜谒司马光墓，眼前荒草丛生， 瓦砾遍地，只有那株杏树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他向周围的百姓和僧人打听 后，得知神道碑就在杏树旁，便让人从杏树下 挖出四块断碑，并在司马光的后代家里找出 了碑文拓本，将碑文摹刻于上，将石碑镶嵌在 墙壁之上，盖起厅子加以保护。由于此碑是从 杏花落下的地方找到的，故称“杏花碑”，此厅 也叫“杏花碑厅”。$$ 那么，祠堂前的忠清粹德之碑又是怎么 回事呢？讲解员说，明嘉靖二年（1506年），巡 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到河东视察，拜谒了 司马光墓，他看到了残破的杏花碑之后，感慨 不已。出于对司马光的崇敬和爱戴，他决心重 竖司马光的神道碑。于是，派人到百里之外的 稷王山精选碑料，磨制成巨碑，先后动用了 10000多个民工，历时3年，用滚木慢慢运到 了夏县。他亲手书写了苏轼的碑文，令石匠镌 刻在上，配用宋代时皇帝亲书的“忠清粹德之 碑”碑额和碑座，依照宋碑的规制，恢复了原 貌。全碑高达8．3米，宽1．7米，厚0．4米，终 于再现了原碑浩气雄风。其螭首之大，龟座之 巨，碑身之宏，碑雕之精，为华夏罕有。$$ 碑成之后，朱实昌又令工匠建造碑楼一 座加以保护，至今碑楼高高耸立，楼上的对联 仍然清晰可见：上联是：忠清发越秀峨嵋，下 联为：粹德辉煌流涑水，横批是：圣世泰斗。$$ 这座巨碑，诉说了司马光平生坎坷，展示 了他的不朽精神。$$ 司马光不信佛，祖坟旁 却建了佛寺$$ “余庆禅院”是皇帝赐名 的家庙$$ 司马光祠是国保级文物 也是夏县的文化品牌$$ 跟随着导游，我们来到了余庆禅院。据 说这是司马光祖坟的香火院。大殿始建于 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虽经 千年风雨，却完好无损，宋味犹存， 为我国现存的宋代建筑之一，吸引着游人久久驻足观望。$$ 司马光一生不喜释、老。不信佛、道，而又为何在他的祖坟 旁建佛寺呢？讲解员又告诉了这样一段故事：$$ 宋朝时，先帝死后往往耗去国家的巨大钱财，建造十分豪 华的陵墓，同时还有专门的护陵机构来负责皇家百官的祭祀 拜谒。宋英宗时，除了增加造墓的投资之外，还要在陵前再建 大寺庙，让数百名僧人常住庙中，为先帝护陵求福。司马光得 知后，力劝英宗减少建墓投资，停建陵前寺庙，将省下的钱用 于强军和安慰朝臣。他说，不少文臣武将终年为国尽忠，而生 前不能尽孝，死后坟地荒凉，确实令人见了心寒，不如将省下 的钱拿出一部分在朝臣们的祖坟前建个小寺，让一二个僧人 去坟地，一则种地糊口；二则护坟祭拜。以解文武百官的后顾 之忧。宋帝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在一批朝臣的祖坟旁建起了 寺庙。司马光虽然百般推辞。然而，宋帝还是派人在他家的祖 坟旁也建了寺庙，并赐名“余庆禅院”。$$ 禅院佛殿五间，大门匾额上书：“别有天地”，据说是清乾隆 年间一进士所书，殿内三尊彩塑大佛，披金盘坐于莲台之上。如 来佛居中，两眼正视，右手高抬，好像在传经处事；弥勒佛在左， 双目微闭，右手抚胸，好像在思索着如何将人们带入极乐世界； 药师佛在右，双目下视，双手握拢，像是在详察人世，考虑着为人 们驱邪造福。中间有两个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是文殊菩 萨。前有护法神将，侧为16罗汉，象征着释迦牟尼的16个弟子， 或怒，或喜，或沉思，或倾听，或仰视，或俯瞰，形态各异，活灵活 现。后墙壁画上的阿兰与迦叶两个大弟子，紧随佛祖之后，时刻 听从吩咐。大殿里塑像造型传神，画幅施彩绚丽，栩栩如生，满堂 生辉，确是一个佛教师弟们欢聚一堂的美丽世界。我想，这大概 就是前人所书“别有天地”的意思吧！$$ 公元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死时家中陈设萧然，唯有 数箱图书。按照他的遗嘱穿着旧衣服，盖着旧被褥入棺后，归 葬于祖坟中。余庆禅院的僧人们因敬重司马光高尚品德和卓 越才识，精心地看护着他的坟院，日夜焚香诵经，为其求福求 佑，超度亡灵。而当次年毁坟 砸碑的大难来临之时，僧人 们又同砸碑官兵作了不屈的 斗争。$$ 公元1148年，余庆禅院 主持圆真和尚，在县令王廷 直的鼎力支持下，和众僧一 起，挖出杏花碑，并拿出多年 的积蓄，盖起杏花碑厅进行 保护。后来的僧人们，都以圆 真和尚为榜样，与司马光的 后裔们一起，精心守护着司 马光的坟院。解放后，党和人 民对禅院和茔祠的其它部分 进行了维修，1988年，司马 公祠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并被省、地、县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出茔祠之门，眼前是 一个宽敞、庄重的大广场，广 场青砖铺地，红砖围墙，鲜花 绿草点缀其间，一尊6．8米 高的司马光大铜像屹立在广 场中央。夏县为了发展旅游 业，将司马光祠这个国保单 位作为龙头，筹集资金，全面 整修，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不 久前，在这里召开了盛况空 前的“禹都文化节暨旅游经 贸洽谈会”，夏县以司马光祠 为主要旅游产品，发展旅游 经济的战略已经开始实施， 司马光这张文化品牌将为夏 县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