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枚硬币，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模 样；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也便会得到大相 径庭的认识。就这样，李广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两副 面孔。$$ 李广是历代文豪最为喜爱的那种人物：勇猛、浪 漫、洒脱，出身名门（李广为秦朝大将李信的后人，抓 住燕国太子丹的就是李信），武功高强，身经百战，快 意恩仇，既有带领大部队远征胡人的战绩，又像游侠 一样扮演着孤胆英雄，单人匹马肆意驰骋于匈奴阵 中。在生前，他不乏崇高的声望和热烈的追随者；在 身后，他的故事更是被热情讴歌，形象不断得到提 升。唐朝诗人卢纶就把李广射石的故事用脍炙人口 的诗歌来表达：“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 羽，没在石棱中。”边塞诗人王昌龄更是把李广视为 历代名将的代表：“秦时明月汉时关，万 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 马度阴山。”就连《汉武大帝》这部风行一 时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也在真实和虚构 之中选择了后者──李广本来是因为迷 路而没找到匈奴，怕下狱而自刎，结果作 品里说成李广首先冲入敌阵而阵亡── 维护了“飞将军”的高大形象。是啊，李广 西部牛仔式的性格，让他在文人骚客那 里赚足了分，赢得一代名将的美名。$$ 但只要我们把那层瑰丽的色彩从李 广身上去掉，更冷静、更客观地审视他的 一生，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广可能武 功盖世，但他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军 事上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书特书 的功绩。$$ 刚出道时，李广确实赢得了汉文帝 由衷的赞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 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汉高祖时 期正是中原最疲敝的时候，刘邦在白登 被匈奴包围，以后只能通过和亲和边贸 来维系关系，就这样还动不动被匈奴劫 掠一番。凭着李广的胆略和武功，要在那 个时期扬名立万确实不是难事。到了汉 武帝时期，一则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国力 有了很大提升：“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 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 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 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有足 够的实力主动同匈奴展开大规模作战， 二则汉武帝刘彻的性格同低调的祖父和 父亲不同，喜欢做一些好大喜功的事情， 加之匈奴内乱不断，其国力大不如前，此 时正是武将大展拳脚之时。虽然史籍上没 有记载李广的出生年份，但根据《史记·李 将军列传》的有关叙述可以大致推断，汉 武帝初继位时，李广的年龄应该在45岁 左右（李广于元狩二年自刎，自言当时 60余岁，而他在汉文帝十四年以“良家 子”出道，“结发”即与匈奴作战，年纪应 该二十岁左右），这时正是他年富力强、建功立业的 时候。$$ 最初汉武帝也很看好李广，官至九卿，让他数次 领兵打仗。但李广不是让敌人逃脱就是自己被俘，基 本上没有什么成功的战例，甚至被迫赋闲在家，靠打 猎自娱。有人说他在当右北平郡（北京东北方）太守 的时候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 入右北平”。但当时右北平郡并不是汉帝国同匈奴 征战的主战场，主战场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一 线──黄河大拐弯和库布齐沙漠──即呼和浩特和 银川之间。匈奴数岁不敢侵犯也未见得是多大功绩。 后来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虽说卫青有意让好 朋友公孙敖建功而让李广从旁道进军，但自诩“与匈 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竟然在进军途中迷了路，导 致战事结束后才同大军会合，卫青威胁要对他军法 从事。就因为害怕下狱，李广引刀自刎。从感情色彩 来说，他给我们留下来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他取得的 功绩却和他身负的期望严重不相符，“（李）广之军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然（李）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 卿”。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军队领导人，他的一生只 能用窝囊来形容。$$ 原因何在？$$ 正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有一个故事非常 有代表性，可以为我们分析李广悲剧的一生提供一个 注脚：“程不识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 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 自卫，莫府省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 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吏治军薄至明，军不得自便。 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 以禁；而其士亦侠乐，为之死。我军虽烦 忧，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 不识为名将，然匈奴畏广，士卒多乐从， 而苦程不识。”大概意思是说，李广安营 扎寨从来不讲求阵营，夜里也不设置打 更的人，更不派人处理军队的行政事务。 但他派出侦察兵，窥探敌方行动，没遇到 过什么险情。而同样身位边关名将，程不 识的做法却大异其趣：他谨慎设置营盘， 晚上派人巡逻，而且大量处理营中事务， 军吏为此感觉很不舒服。但同样，匈奴也 不敢进犯程不识的犬营。$$ 司马光在论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做了 如下评价：“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 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扰 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司马光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李广如此带兵的危害，但 并没有说到根子上。或许《论语》中的一 个故事可以为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对颜渊 说：“世间有需要就出来做事，世间不需 要了就老老实实待着，能够有这样良好 心态的就咱们两个。”子路很不服气，问 孔子：“那你带兵打仗带谁去？”言下之 意，打仗你不能找颜渊，还得靠我吧。但 孔子一句话就泼了他一头冷水：我可不 敢带空手博虎、冒险涉水过河的人。三军 打仗需要那种遇事有恐惧心理，谋定而 后动的人。而李广恰恰就是一个暴虎冯 河、子路式的人物。诚然，司马迁和班固 都强调李广高强的武功和对待部属真诚 的态度。但正如《周易》所说：“天地之大 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作为三军统 帅，如果视战争为儿戏，没有责任心，不 能百战百胜而保全下属生命，不能在其 位谋其政，对士兵再好也只是妇人之仁 而已！李广曾因为一件小事，假公济私杀 了一个守城门的小官吏，共胸襟同刘邦 封仇敌雍齿为侯、韩信重赏当年逼他钻 胯下之人有着多么大的差距！说好听是 快意恩仇，说不好听就是睚眦必报。这样不识大体的 人怎么可能成功呢？或许李广在射杀老虎，单挑匈奴 的过程中释放了压抑的个性，但他绝没有能力成为 出色的将领。$$ “匹夫之勇、妇人之 仁”是韩信对项羽的评 价，看来也同样适用于 李广。我们应该想想， 这种看似威风八面、胆 略过人、好评如潮，实则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志 大才疏、迷惑性极大的 李广式人物，是否还有 不少呢？

○高等教育不仅要传承文化，而且还要创新文化。一个人的德与才是他的文化的集中凝现。$$○本质上，德也是一种才，是精神的才。德与才是一个人素质不同方面的体现。$$我国培养与选拔高级专门人才有其优良的传统，叫做“德才兼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高级专门人才有严格的要求，叫做“又红又专”。近年来，对大学生的培养有明确的提法，叫做“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其实，本质一样，归为两点：第一，要有德，也要有才（含智体美），两者兼备，不可缺一；第二，两者决非并列，德应放在才前。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精辟解释：“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的才能越高强，德与才的这一关系就越密切、越重要。这时，“才”越是体现“德”的凭借，“德”越是率领“才”的统帅；德不仅由才所体现，而且为才所深化、所升华；才不仅由德所率领，而且为德所强化、所激活。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如果只是一般地谈德，谈理想信念，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而脱离了他的专业、他专门的才，就必然流于泛谈。$$人是文化的动物。生物界靠基因遗传而存在，靠基因变异而演化。人类社会靠文化传承而延续，靠文化创新而发展。胡锦涛同志今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十分强调文化的作用。他深刻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沉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高等教育不仅要传承文化，而且还要创新文化。一个人的德与才是他的文化的集中凝现。这里所讲的文化是教育的文化，一般包含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诸方面。五者之中，知识是基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文化；思维是关键，失去思维内涵的知识，是僵死的知识；方法是根本，只有经由方法，才可能将由思维激活了的知识付诸实践；原则是精髓，它贯穿并指导着知识、思维、方法；精神最为重要，它融入了知识、思维、方法与原则，成为它们的灵魂。精神就是德，就是追求，追求更真、更善、更美、更新。知识越高深，思维越精邃，方法越有效，原则越明确，而且当精神越高尚时，文化就越先进，由此文化而造就的人才，其素质就越优，其格调就越美，其作用就越好；相反，当精神越卑鄙时，文化就越腐朽，人才的素质就越劣，其格调就越毒，其作用就越坏。可以认为，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就是才。所以司马光进一步讲：“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什么在挟才？就是文化的精神、人的追求、人的德！$$我们的高级专门人才，在知识上，不仅应该宽博，而且要专而尖。专门人才，知识应专；高级人才，知识还应尖。尖，就是攀登与开辟知识的新高峰。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源于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一切创新之源。没有知识经济，就无需学习型社会，没有学习型社会，就无法支撑知识经济的发展。学习首先是学习知识。在思维上，思维要激活知识，使之超越已有的知识，创造未有的知识。思维要独立、独特。要独特，必须有独立；有独立，才可能有独特。要独立思考，决不能人云亦云。在方法上，体现着文化的方方面面，将其付于实践。但要能攻克艰难险阻，开拓创新，真正有付诸实践的方法，必须新鲜而有效。在原则上，原则既贯穿又指导着知识、思维与方法，应该明确而不能含糊、坚定而不可动摇；在专门领域中，攀登险峰，迎战危难，无此原则，就无法夺取最终胜利。$$至于精神，就是追求，就是德。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体现、深化与升华着精神、追求、德；精神、追求、德，又统帅、激活与强化着知识、思维、方法与原则。世上没有无才之德，也没有无德之才。本质上，“缺德”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样的德而已！本质上，德也是一种才，是精神的才。才能起作用，德何尝不能起作用？固然是精神起的作用，然而可以是更伟大的作用。其实，德与才都是一个人素质在其不同方面的体现。在精神上，体现为德，体现为人格，在智体美诸方面体现为才，体现为能力。素质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彼此既互别互异，又互融互动；才必彰显其德，德必率领其才。强调“德才兼备”，即在于此。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中，精神的污染，追求的堕落，道德的失范，莫不体现在知识、思维、方法与原则上，最集中的体现为各种弄虚作假。这种自以为是最聪明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已嘲笑过的最愚蠢的人。有一句名言：诚实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背离诚实，终必失败；背离得越远，将失败得越惨。$$胡锦涛同志多次在有关讲话中，指出了我们民族文化是饱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的，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他一再引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有“自强不息”，只有这样的精神追求，才有可能去创新；要能创新，必须要“自强不息”。（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夏县司马光公祠涑水书院内热闹非凡，我国著名国画家邵仲节艺术馆在这里落成剪彩。$$当天，这位老人把自己价值150余万元的62幅画作精品捐给了夏县，并在司马光曾经博览史书的涑水书院建起了自己的艺术馆。不久前，他还拿出价值50余万元的20余幅画作，资助他的母校———夏县庙前镇张郭店小学教学大楼的兴建。$$邵仲节先生，1926年出生于我省夏县庙前镇张郭店村，自幼习画，1945年毕业于运城师范学校，曾受到任佰年、吴昌硕、王雪涛等一代名家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末入川，开始了“一生为画”的事业。邵仲节爱画牡丹，更热爱着牡丹。古往今来，描画牡丹的人不计其数，他师承前人，既保持和发扬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又刻意创新，赋予牡丹以更新更博大的现实意义，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改革开放后，邵仲节的牡丹在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他不仅在成都、四川名噪书画节，在全国也独成一派，成为著名的“邵派牡丹”。邵仲节笔下的牡丹清丽华滋、雅俗共赏，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收藏。国家机关和领导人还把他的作品馈赠外宾。他著有《写意牡丹画法》，出版了《邵仲节国画集》《邵仲节牡丹专集》和邵仲节国画挂历等。$$十几岁就离开家乡漂泊，在80岁高龄时邵先生却选择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植在生他养他的热土上。在邵仲节艺术馆开馆仪式上，邵老动情地说：“我已经80岁了，我要把我的艺术成绩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作一个汇报。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农村进行文化下乡，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愿意把我的作品带回家乡，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运城市教育局李晋杰局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他说：“牡丹有价情无价，邵老捐资助学的浓浓乡情，不仅感动着张郭店的每一位村民，更激励着我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决心”。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 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 历间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 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 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 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 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步入仕途 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其中 最用心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 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他随读随作札 记，仅26岁所写读史札记，便达30余篇。$$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 危机，具有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 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 治国主张。此外，他本人在从政活动中，亦 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 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 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 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 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 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 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 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早在宋仁宗嘉佑 年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 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 编年之体，仿苟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 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 《资治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 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 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 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 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 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 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 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 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 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择了刘恕等人做为 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 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 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 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资治通 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 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 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 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 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 削。”$$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 骤：排列丛目；编写长编；删改定稿。$$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司马光 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 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 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 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 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 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 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 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 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 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资治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 “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 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资治通 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 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 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 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上)

《资治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 实，是一部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 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 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 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 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 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体更 臻于完善，将我国历史编纂学推进到新水平。$$ 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 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 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 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 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 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 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 成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 《资治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 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 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 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 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 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 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 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 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 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 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 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 散文的上乘。$$ 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 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 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 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 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 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 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 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 多附论，与《资治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成为贯彻 “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 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 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 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司马光倾 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 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 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实际上，《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 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 说：“《资治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 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如今，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正多 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