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古钱资料和历史刊物上说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书写了“元丰通宝”钱文，还说钱币界称之为“东坡元丰”，而也有一些泉友认为，“元祐通宝”钱文才是苏轼留下的墨迹，笔者更认同后一种观点。$$清代著名收藏家和著录大家张端木《钱录》中考“元丰”钱没有苏轼书钱文之说。而马端临《钱币考》和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却都有“元祐通宝”（行草书）钱文为苏轼所书的记载。马端临云：“元祐最工，相传司马温公、苏文忠公诸贤所书”。翁树培云：“（培）见近人钱谱云：‘元祐通宝’，或云司马温公、苏文忠公书”。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历史大观园》杂志1992年第12期刊陈小陶“宋代古钱文字与名家书法”一文：“现经有关专家鉴定，此（元祐通宝）行草钱文与苏轼存世的墨迹笔法书意十分吻合，俨然东坡面目”。$$从北宋时期的史实情况分析，苏轼书写“元祐”钱文与史实十分吻合，而其书写“元丰”钱文有悖于当时的史实。史载，苏轼在元丰年间被搅于司马光、韩琦与王安石的矛盾斗争中不能自拔，又因元丰二年（1079年）被指控讽刺新法被御史劾奏下狱。出狱后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这种背景下，按照社会常理看，他是不可能书写“元丰通宝”的。到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是司马光一派的人，很快被召回朝廷，历任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才有资格为朝廷书写“元祐通宝”4个字。$$夏龙著《币海漫游》中说：“苏轼的书法与其文章一样，除去了当时文坛上的‘绮罗香泽之态’，苍劲豪放，态浓意淡，体势秀伟，骨劲肉丰”。正如苏轼自称的“诗不求工字求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他的“元礻右通宝”钱文也具这种态势。钱文“元”字点笔的“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苏轼《八声甘州》词首句），其左撇的飘逸之悠和右折钩的缚肋之笔，不正是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吗？钱文“祐”字用笔跌宕豪放，结体险奇，“通”字书态“天真烂漫”。“宝”字中的“贝”显得肥硕，犹如诸多金银堆积其中，一种“成竹在胸”之感油然而生。给人以苏轼词中那“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句）振聋发聩的共鸣！$$如果你一边拜读苏轼作的词，一边欣赏他的钱文书法，他那笔寓词中意、词寓笔中书的美感，自然就是理解笔者的观点。

近期股市涨升连连，股指已突破2000点大关，然而邮市却没有与其互勉共振，而是跌声不断，其时间之长和涉及品种之多为历史少见。邮商和投资者观望气氛浓重，成交进一步萎缩，网上大量类似“特大行情”、“一触即发”的喊声早已被“骂声”取代。仔细分析近期邮市，虽然部分老票品行情有所回升，但绝大多数邮品，包括2006年新邮的行情却持续下滑。$$上一周，1992年前小型（全）张尚有10余个品种回调，而本周不但没有回调品种，还有数个品种上行；文票、编号票、老纪特买盘增加，货源紧俏，价位有所反弹；《庚申年》单枚票从2350元已回升至2400元等。$$11月15日，邮政资费上调后，部分低值票微升走势仍在维持，品种略有扩大，涉及0.1元、0.2元、0.3元、0.4元和0.5元，这些品种现价为0.11元、0.19元、0.27元、0.38元和0.4元。不过编年票中的打折型张，由于面值高、消耗少，市价难以趋强，8元面值票由5.4元降至5.25元，6元的由4.3元降至4.2元，3元的现为2.2元。$$老票品形势有所好转，如小型张纪50《关汉卿》由1300元升至1450元，纪86“世乒赛”由3700元升至3800元，编号票《智取威虎山》由260元升至280元。还有“文”票新全由4.8万元升至4.9万元。$$不过，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年册行情却不太乐观。如1974年至1982年大全（含型张）由2.55万元降至2.5万元，1983年至1991年大全由2450元降至2400元，1985年至1991年大全由1000元降至980元，1987年年册由350元降至320元。$$此外，2003年小版连日阴跌，如《癸未年》小版由34.5元降至32.5元，《鼓浪屿》小版由64元降至63元，《陨石雨》小版由40元降至38元，《崆峒山》小版由54.5元降至52元，《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小版由55元降至53.5元等。2004年小版也回调不止，不过力度小于前者，如《甲申年》小版、赠版由23.6元、15.6元分别降至23元、15元，《成语故事》小版由18元降至17.7元，《司马光砸缸》小版由22元降至21.4元，《绿绒蒿》小版由17元降至16.7元，《中国名亭》小版由22元降至21.3元等。$$2005年小版也有所回调，如《乙酉年》小版、赠版由13.4元、10元分别降至12.7元、9.7元，《世界地球日》小版由9.5元降至9元，《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小版由11.5元降至11元，“十大将”小版由9.7元降至9.4元，《洛神赋图》小版由13.1元降至12.8元等。$$2006年新邮同时走软，如《丙戌年》大版张由22元降至20.5元，《民间灯彩》小版由16元降至15.3元，《全面取消农业税》小版由78元降至74元，《中国航天五十周年》小版由29元降至28.5元等。$$炒作热门品种总体向下，由于庄家设局，有的品种时升时降，如《文房四宝》绢质小版由90元降至85元后，又回升至86.5元，“奥运”极限片由168元降至138元后，又回升至141元，“太原邮展”叠色样张由56元降至52元。

最近，我收藏了一枚特殊的银币。$$ 银币直径54毫米，重30克，上部 有一个直径7毫米的小孔，两侧各有一 个直径12毫米的外张孔。银币内圈为 齿轮形状，正面有一长方框，内书“金壹 两”三字，四角有四个小圆，内书“南部 马市”四个字。银币背面写着“天明六年 秋九月，此通货其所伪造者从税处严罚 者也。”后面的落款是“马役所。”$$ 据辞海历史条目记载，中国历史上有 两个朝代使用了“天明”年号，一个是唐代 辅公祜年号。“但仅见万斯同《纪元汇考》，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未记载，所 以能作为存疑暂列”。另一个是宋代云南 的大理王段素兴的年号。“大理：古国名， （公元937－1253）五代至宋以‘白蛮’为主 体建立的封建领主政权。辖境相当云南全 境、西川、西南等地，分八府、四郡、三十七 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治铁技术甚发 达，接近汉族水平。主要以马与内地进行 贸易，其王曾受宋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 王。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统治集团通用 汉文。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征 南，灭大理。”$$ 上述辞条说明，银币上的“天明”年 号极有可能是大理王国的年号，因为该 国使用的是汉语，铸造技术也很发达， 加之与汉族主要进行马匹交易。所以， 这种银币很可能是大理官府为便于马 匹交易专门铸造的。$$ 如果这枚银币真是当年的实物，其 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一、改写了银币的 流通历史。我翻阅了李龙先生著的银币 《收藏与鉴赏》，华光普先生主编的《中 国银币目录》，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银币 虽然出现较早，但基本上属于宫廷赏赐 钱或赏功钱，作为主要流通手段始于清 朝，1700年首先出现在西藏。这枚银币 的出现，把我国银币用于流通的历史至 少提前了六百年！二、改写了大理王国 的编年史。中国历史纪元表对段素兴在 位的历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虽然 标明的“天明”年号，但是在起始的1042 年和结束的1044年后都打了问号，而 这块银币却清楚地标明了“天朗”六年。 由此可见，段素兴任大理王也许不止六 年。三、独特的造型使人耳目一新。中国 银币造型大同小异，基本上是铜钱状和 银饼状两种，这枚银币的造型既不同于 铜钱，也不同于银元，兼有两者特点，又 有纸币上所注明的告诫语言。

笔者收藏的这枚绿锈斑驳、鎏金闪闪的“大观通宝”当十古铜币，其钱面巧铸3颗星纹组成彗星图案。$$此“大观通宝”钱面所铸彗星暗图，是按照时人观测彗星形状巧妙制作的：穿空右廓下距“交角”约0.1厘米处，凸出廓铸一颗彗核星纹（固体块和质点组成）；穿空右上角直角内铸一颗彗发星纹（云雾状光辉）；钱文“通”字右下方铸一颗形若“逗号”、“扫帚”的彗尾星纹。钱币圆形好比是“太阳”，3颗星纹作辅助线后，便形成了绕太阳运行的很扁长的椭圆状的彗星。$$北宋宋徽宗依宋太祖仿唐朝开元钱之制，于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改铸年号钱“大观通宝”。$$史有记载：当朝宰相蔡京“变钞法，铸造大钱，剥削商人，为徽宗聚敛钱财。”因而可知，此币系蔡京所铸无疑。我们不能得知蔡京铸彗星纹图的用心所在，但可从上述历史典故中窥见一斑：唐太宗开元钱铸星月纹的原意，朱活在《古钱新典》上有释义：“唐室先世自视原与鲜卑……鲜卑、突厥祭奉日月，故唐亦以为钱文”。笔者认为，蔡京依唐特铸“大观通宝”彗星纹：一是引以星月纹原意，祭奉天象，祈祷彗星不再出现，以免给其政敌以口实；二是在钱面“通”字下铸星纹，意指自己“崇宁”间虽被免相，但并未走出京城大门，徽宗与之心是相“通”的，今复相反加官“太师”，反嘲奏本免其相的政敌，不无炫耀之意。三是在钱面穿空右廓上铸星纹，“空星”即指蔡京本人。穿空是钱币的“心脏”（即北宋朝廷），徽宗皇帝居其左位，蔡京居其右下，左右已近并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是蔡京依宋太祖钱制铸星纹，为何不按常制在钱背上铸星，而在钱面特定位置上铸彗星图，其居心便昭然若揭了。$$与此同时，此“大观通宝”斑驳绿锈下的铜质，有的被巧妙地刮走，而外缘廓上的鎏金反而保存较完整。这种“刮铜不刮金”的反常历史现象，在古钱币实物中实属罕见。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币的品相，但却提升了其收藏价值。$$此币直径4厘米，穿1.3厘米，厚0.3厘米。我们从其钱面上可看出：钱文“大”字横笔右部分和“人”字捺笔、“观”字之“见”字与“目”字右部分、“宝”字之“贝”右长点以及面穿左右竖廓等铜质被时人刮走。$$这种“刮铜不刮金”的历史印迹，佐证了蔡京把持下的北宋徽宗朝廷财政经济匮乏状况，有两条史料为证：一是李如森著《中国古代铸币》第591页云：“夹锡钱是北宋末年蔡京力主推行的一种钱币”、“统治阶级利用夹锡钱的成本略高于铁钱，转移财政危机，解决铜源不足，任意抬高夹锡钱的比价，以一当二枚铜钱使用，引起人民的抵制。”由此币可知当时铜源不足到巧刮铜钱上的铜渣，去染夹锡钱当“夹锡铜钱”使用。二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6页中说，“大观元年，河北曾铸有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的夹锡当五钱。此种当五夹锡钱多被染为铜色私作当十用”。这种“染铜现象”在大观年后期更普遍。因此，商人为减轻蔡京的剥削，便绞尽脑汁地刮铜钱去染夹锡钱作当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