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赞叹 之余，颇有感想。$$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大史 学家、大政治家，《谏院题名记》是司 马光任同知谏院时为励己励人所作， 全文只有160多字，如下：$$ 古者无谏官。自公卿大夫，至于 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 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 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 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 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 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 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 光恐久而漫灭，嘉佑八年，刻于石。$$ 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 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 呼，可不惧哉！$$ 短短百字文，既说出了谏官的历 史、职责，又说出了自己对谏官的工 作态度，平易自然而又壮阔雄浑，谈 的是一个极深刻的大道理，却没有丝 毫浮烟涨墨的痕迹。尤其篇末一笔最 为精彩，指出人皆以题名为荣，自己 独以题名为惧，从而揭示了“刻于石” 的目的。$$ 可以说，谏院题名是我国历史上 一种简单的官员承诺并主动接受监督的形式。由此，很容 易就联想到了时下在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的 公开承诺。$$ 较之“书其名于版”和将名字“刻于石”，今天的公开 承诺更直接、更具体。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针对自身 工作职责、目标、服务范围和标准等向社会做出承诺，旨 在广泛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督促自己时时 存律己之心，处处自觉地约束和规范自身言行。$$ 在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公开承诺与司马光等谏官 题名于石上的目的是相同的。然而，这里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古人对荣辱的理解，对“指其名而议之”的重视。司马光 题名石上后，特著“记”来告诫自己和所有谏官无论做什 么事，都要“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由衷地惧怕被后人评 为“诈”、评为“曲”。$$ 今天的承诺也应该如此，承诺内容未必求多求全、求 精求细，关键是需要承诺者从思想上高度认识这件事，虽 用不着整天在嘴上喊着“可不惧哉”，但要在内心深处树 立起“为任亦重矣”的责任意识。对荣辱有了正确的理解， 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才会谨言慎行，才 会说到做到，才会承诺践诺。

有些古钱资料和历史刊物上说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书写了“元丰通宝”钱文，还说钱币界称之为“东坡元丰”，而也有一些泉友认为，“元祐通宝”钱文才是苏轼留下的墨迹，笔者更认同后一种观点。$$清代著名收藏家和著录大家张端木《钱录》中考“元丰”钱没有苏轼书钱文之说。而马端临《钱币考》和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却都有“元祐通宝”（行草书）钱文为苏轼所书的记载。马端临云：“元祐最工，相传司马温公、苏文忠公诸贤所书”。翁树培云：“（培）见近人钱谱云：‘元祐通宝’，或云司马温公、苏文忠公书”。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历史大观园》杂志1992年第12期刊陈小陶“宋代古钱文字与名家书法”一文：“现经有关专家鉴定，此（元祐通宝）行草钱文与苏轼存世的墨迹笔法书意十分吻合，俨然东坡面目”。$$从北宋时期的史实情况分析，苏轼书写“元祐”钱文与史实十分吻合，而其书写“元丰”钱文有悖于当时的史实。史载，苏轼在元丰年间被搅于司马光、韩琦与王安石的矛盾斗争中不能自拔，又因元丰二年（1079年）被指控讽刺新法被御史劾奏下狱。出狱后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这种背景下，按照社会常理看，他是不可能书写“元丰通宝”的。到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是司马光一派的人，很快被召回朝廷，历任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才有资格为朝廷书写“元祐通宝”4个字。$$夏龙著《币海漫游》中说：“苏轼的书法与其文章一样，除去了当时文坛上的‘绮罗香泽之态’，苍劲豪放，态浓意淡，体势秀伟，骨劲肉丰”。正如苏轼自称的“诗不求工字求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他的“元礻右通宝”钱文也具这种态势。钱文“元”字点笔的“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苏轼《八声甘州》词首句），其左撇的飘逸之悠和右折钩的缚肋之笔，不正是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吗？钱文“祐”字用笔跌宕豪放，结体险奇，“通”字书态“天真烂漫”。“宝”字中的“贝”显得肥硕，犹如诸多金银堆积其中，一种“成竹在胸”之感油然而生。给人以苏轼词中那“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句）振聋发聩的共鸣！$$如果你一边拜读苏轼作的词，一边欣赏他的钱文书法，他那笔寓词中意、词寓笔中书的美感，自然就是理解笔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