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提高统治本领、丰富治国经验的金科玉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闪烁着夺目光彩。它与号称“正史”的《史记》、《左传》、《四库全书》并相辉映，记述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说起《资治通鉴》，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要作者是司马光，但《资治通鉴》集体创作的另一重量级编修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和川县令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 今江西 人，刘恕天资聪颖，18岁就以博学多识在皇佑元年以第一名（也就是人们统称的状元）中进士，据《中国通史》、《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和《岳阳县志》载，宋英宗治平年间任和川 今山西安泽县和川镇 县令。刘恕博闻强记，对于史学十分精通，除写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私纪杂说，无所不览。黄庭坚对刘恕赞誉至极，说：“刘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与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3《刘道原墓志铭》 ，说：“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群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时日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 《张右史文集》卷49《冰五堂记》 ，刘恕对历史知识的娴熟，即使是当时“号通史学，贯通古今”的司马光、欧阳修“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司马光对刘恕爱慕敬服，在其《传家集》中记道：“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对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十分精到。司马光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在洛阳时一同游万安山，道旁有一石碑，据碑文载乃是五代时一将领，此人并不是出名人物，常人不注意，刘恕却能详说此人生平事迹，司马光回来后，取史书查验，果然不差。由此可见，刘恕在当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史学专家。$$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受命在秘阁设立书局，并让自选馆阁英才助修史书，此时，司马光首先上书举荐刘恕：“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刘恕被选入局后，一面料理和川县政务，一面协助司马光编修史书，司马光每遇“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对刘恕的才识和能力，司马光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在确定《通鉴》的体裁、立意、章节等史书编修的重大问题上，司马光均与刘恕讨论后才制定，刘恕在整个史书的编修中实际上担任着副手的重要职责，对《通鉴》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深有感触地说：“光之得道原，尤瞽师之得相也”。刘恕在书局中不但承担着统揽全局的具体事务，而且亲自撰修部分内容。关于刘恕负责了哪个部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一说是专修五代部分，还有的说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不论哪种说法，都明证了刘恕参与了《通鉴》的具体编纂工作。《通鉴》的编修历经19个春秋，在撰修过程中，书局不断将已修好的部分呈上御览，宋神宗阅后，深为史书内容之丰富，叙事之平实，文笔之畅达，启智开思之功用所撼动，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为彰扬刘恕对《通鉴》编修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光特上书为刘恕请功：“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竟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间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先以为功力最多”，对刘恕赞誉有加，功推第一。$$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刘恕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今人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刘恕不满20岁到尧都根祖文化之域，孕育了传大先哲荀子之地任和川县令，他就不能不受积淀厚重的尧文化和荀子文化的熏陶和在史学潜能上产生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也不可能不对人类文化的根祖尧和旷世大儒荀子万分敬仰，推崇至极。《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疑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只录“荀 荀子 语，何不见其传略？”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记》没有记至荀子时代，若不是司马光《通鉴》的断限年代已囊括了荀子时期，刘恕一定会将荀子大书特书一番，那样，荀子生地在安泽也就有了定论，后人也就不再会有张冠李戴的歧议了。刘恕是宋朝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便在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中以“引经据典、见解独到”的出众才华惊服考官，被选为第一；出仕后，又被英宗、神宗赏识，行走于上层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么一位在当世极负盛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又何以能够到和川这样一个山区县充任县令呢？$$和川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晋南的腹地，在距史料准确记载的唐叔虞休养生息的唐城和叔虞屯兵蓄锐的唐王寨都不到30华里。可想而知，这里的开发历史较早，至大宋朝，当时的和川已无疑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地方。从地理方位上看，和川居于古上党关脚下，东扼上党，西控平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朝历代不能不把它视为居安思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经营重地。这样看来，朝廷把刘恕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政治抱负的人委任以和川县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和川县令”官小位重。$$宋时的和川县，虽说是一“弹丸”之地，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片风云际会，群星闪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这里曾经诞生了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以及著明的“四代八杰”、“五夫三卿”的冀缺家族 后世学者称，在中华家族史上只有闻喜裴家可与冀家比美 。和川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刘恕任和川县令后，这里的陶唐文化滋养了他，建功立业的人文精神激励了他，使他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协助司马光完成了宏篇巨制《资治通鉴》。刘恕同尧文化与和川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正是他对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不记尧舜、不传荀子而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恕任和川县令时，尚不足20岁，他的黄金年华、人生的主要阶段是在和川度过的，他任县令11载，一面勤于政务，一面协修《通鉴》，他的理政修史精神确实值得永世传承。

作者简介：郭天印，男，1955年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87年出版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太原保卫战》，其后，在从事文学编辑职业之余，相继推出长篇报告文学《蓝光曲》、学术专著《四书五经经典故事》、《流血的政治与不流血的战争》等约100万字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与郭俊明等联手创作未来战争幻想小说丛书三部曲（《美利坚大崩溃》、《航空母舰北京号》、《远东虎在行动》）共1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郑成功》（三卷130万字），以及同名电视剧本。作者现为某文学期刊主编。$$金：最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作品的极大比重，打开电视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皇帝和太监扑面而来，王子和公主飘来飘去，这无疑构成一个令人沉思的“文化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对电视剧制作无孔不入的渗透、不难看出封建幽灵在舞台上下的复活，也许这有其特殊条件下的某种必然性，但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杜：最近，山西作家郭天印的长篇小说《大宋三杰》另辟蹊径，小说以“文化名人”为突破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宋三杰》的选材，无疑给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更为深邃的文化空间。鼎鼎大名的北宋三大文化名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因同处一个时代，并因为“熙宁变法”而卷入错综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的争斗之中，他们同为朝臣，既为朋友，又为政敌，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其命运沉浮、心灵震荡，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金：《大宋三杰》的写作耗费了郭天印的不少心血，也集中反映了郭天印多年以来对宋史的研究心得，并以艺术的形式贯注其中，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早已隐没于不可探测的黑洞之中，成为永恒之谜，一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历史的猜测、想象、虚构和重新创造，因此才会有对同一事件的众说纷纭。《大宋三杰》以“熙宁变法”为主要的描写目标，小说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曲折起伏地展开，尤其是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在这一场变革中历经了巨大的人生震荡、痛苦的心灵碰撞，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与保守的对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郭天印在《大宋三杰》中，对王安石独立特行的奇崛个性、一意孤行为变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给予充分地肯定，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的天平上，他无疑倾向了王安石，对苏轼和司马光，则主要描写他们突出的文化建树、高尚正直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则轻描淡写。这样，本书“为改革者立言”的主旨，便强劲地凸现出来。$$杜：“王安石变法”从今人的角度看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他这一套“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而司马光和苏轼所追求的“仁政”，无疑还带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市场”的成份。王安石诸多变革对中国知识者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心灵象征”的意义，他这种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是中国“士人”阶层最为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天印的倾向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觉得对司马光和苏轼的描绘缺乏深度，尤其是对苏轼的描绘太拘泥于男女私情，而对他命运的起浮沉落、他被谪贬后的心灵痛苦、他的博爱精神及豁达的人格，着墨不多。$$金：在《大宋三杰》里，郭天印好像更多着墨于苏轼那种风流潇洒、放纵旷达的性格侧面，却有点忽略了他那复杂的心灵世界。实际上，苏轼作为中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不可回避中国士人内心深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波之中后，精神上的剧烈搏斗就更为尖锐、更为惨烈、更无调和的余地。从苏轼的文章词赋中可以清楚地感到：儒学的“入世”、道家的“出世”，还有佛家的否定生命、弃绝欲望，都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的影响，有时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混杂在一起。我想，在苏轼风流潇洒的表相之下，肯定是一颗心灵的难以平息的骚动，以及焦虑，宿命感、绝望感、孤独感……郭天印笔下的苏轼，是简化了、也单一化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苏轼无疑显得单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作家的创作目标有关。$$杜：作为最为倾心的主人公王安石，郭天印是浓墨重彩，力排众多史家对王安石的非议，从他的智慧、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情感，以及悲剧的命运着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王安石，这是《大宋三杰》的亮点所在。作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评价，对王安石的用人失当、改革带来的“扰民、病民”等负面影响未予回应。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思想集中在一个清明吏治的基础之上，而吏治腐败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顽疾，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这种从上到下的巨大的腐败环境中去责备改革的得失，或者贬抑某某人的人格，有失公允。$$金：或许，作家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就文学而言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能否获得一种“审美效果”。具体到历史小说，既然是小说，作家就有权表达对某个人物的特殊爱好及特殊憎恶；而众多史学家责备的“不真实”，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特权”。文学不能成为历史的教材，不能成为史实僵硬的、缺乏意义的堆积，郭天印小说《大宋三杰》相当突出的演义成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史实上，但早已经过了他的想象，他的重新塑造、重新阐释，从而构建出一个与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距离的“空间”。历史和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早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对于读者来说，他也不会天真到要从一本历史小说或者帝王戏里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研究历史，历史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对“真实”的历史的对抗、疏离、歪曲、裂变，把一个所谓历史中早已死去的死人写成一个比活人还栩栩如生的活人，才是作家不可多得的才能，也肯定是郭天印的理想。$$杜：《大宋三杰》所描写的历史背景还是尊重了“正史”的记载，比如北宋的孱弱、辽和西夏的威胁，还有屈辱的条约，这都是“熙宁变法”最直接的背景；同时，小说对北宋民风民情、都城开封的繁华、各种人的生活形态，以及稗官野史中的传说，均有涉猎，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让读者徘徊在小说“思考”和“娱乐”相互交织的画卷中，张弛有序，回味无穷；作家虚构的艺妓“梅雨”和“梅红”，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串接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凑。$$《大宋三杰》无疑倾注了作家多年的心血，但对于这样三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这本小说展示的只不过是他们丰富而博大的灵魂世界的一个侧面，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今人再回想王安石的变法，无疑会更深地体验到王安石变法过程的艰难曲折，体验到人类在变革过程中灵魂的痛苦裂变与价值颠覆后的迷惘。$$名家眼里的《大宋三杰》$$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的引人与否，在于故事的精彩程度。我说《大宋三杰》之所以好看，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令人一旦拿起便割舍不下的故事情节，尤其是苏轼与名妓梅红、苏轼与歌女朝云；苏辙与名妓梅雨，王雾、韩彪与梅雨，还有王霈与杨人龙，以及僧人佛印与妓女操琴这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情爱关系，更使作品所展示的政治人物有血有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宋三杰》的出版，既是作家自己的成果，也是山西文学界的又一可喜收获。$$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宋三杰》所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1000年前中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政治文明与道德准绳。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彼此之间既是政治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相互敬重的友人，更是生活中交往甚密的至交。这种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似乎玄妙的关系，其实正是“三杰”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精神世界。$$葛红兵（文艺理信论家、上海大学教授）：$$成功的人物群像塑造，是《大宋三杰》突出的成就之一。“三杰”之外，文彦博四朝三相，长青不老；韩琦难辨忠奸，党朋云集；而欧阳修翩翩风度，道骨仙风；还有一个杨人龙，以杨家将传人的面貌出现，忠肝义胆，侠骨柔肠。这一个个，无疑都是各具特色且自成一家的崭新形象。而在这60万字的作品中，林林总总上上下下多达上百个人物的形象描写也足见作者的功力。$$黄献国（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毫无疑问，《大宋三杰》是我这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属于难得一见的“上乘”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把握，正如同他所擅长的军事小说一样，行兵布阵，行止有序，开启闭合，谋算得当，在天印兄的笔下，写小说似乎就是在指挥一场战役，一旦展开，便不容喘息，无怪乎洋洋60万言读来却有一气呵成之快感。宋学武（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终于看到一部不写“辩子”的历史小说，终于看到在一部小说中正面展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繁荣和最值得研究的那一段。这部不写“辩子”的小说便是《大宋三杰》，而这段历史便是该书所描写的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的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宋词”坚强的基石。而在这个年代，中国人的政治文明肯定独步全球。$$周宗奇（著名作家）：$$干炼的文字，精妙的对话，在文言与白话间穿梭自如，于历史和现实间巧妙铺排，《大宋三杰》在用白话写作的同时，却能基本体现出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人文风、历史背景，殊难得也！而书中多达60余首古诗词以及奇联妙对点缀其间，更有点睛之妙，也使得作品蕴含了更多的文化气息、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

金秋十月，在临汾市曲沃县召开的山西省散文创作促进会上，刘合心先生送给我一本散文汇集《历史的星空》，并邀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我同刘先生算是忘年交，他也是我向来十分尊重的师长。他新近完成的这本散文集，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读后很长时间了，依然让我思绪万千、感触良多，实在不吐不快。但因平凹先生大序在前，岂敢添足，遂忐忑其后，姑为跋。$$散文，虽说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但其形散而神不散，最能够直白作者的心灵感受。刘合心先生选择这样的文体，并长期乐此不疲，表现了他勤奋、善思、敏锐、真诚的精神和性格。这种精神和性格同其自由奔放而舒张有度、纵横捭阖而严谨有致的创作手法相融相生，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作品气质。$$大概是缘分吧。我的家乡在运城，我曾经在临汾工作，这与刘合心先生的经历几近相同。作者文中所描述的那方土地和那方土地上的乡风民俗以及它所蕴藏的文化，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古老而肥沃的晋南盆地，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这里，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的汁液，中华民族的大半部分文明史似乎都在这里浓缩。悠久的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刘合心先生的作品从史前的丁村人和尧舜禹到春秋五霸、战国枭雄，从两汉、隋唐群英到元明清，帝尧、虞舜、荀子、蔺相如、卫青、霍去病、关云长、司马光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遗址、文物，内容几乎贯穿、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整部发展史。他以史为据，纵揽上下五千年，探寻其发轫之源，挖掘其兴亡之因，形成了他“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品定位。《中国的源头》《三晋的源头》《临汾的源头》等文章的相继发表，奠定了刘合心先生在我省“源头作家”的地位。$$写历史文化散文是一件分量很重的事情，它不仅要求作者具有高深的史学造诣，更需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表述技巧。学成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并从政几十年的刘合心先生完全具备了这两种素质。长期的县、市领导岗位的工作，使他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使他在不断思索、感悟、升华的过程中，阐发出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渗透和影响了他为官、为文的思路。以史为鉴、说古论今、思古阐幽、观照现实，成为他作品的又一特征。$$刘合心先生是真诚的，这真诚的可贵在于他创作的态度和呈现给我们的文字。他的作品在内容上直表情怀、直抒胸臆，谋篇布局自然天成、不落窠臼，遣词造句如行云流水，不雕饰、不做作。《尧陵一叹》一文，透过文字就可以看到作者面对珍贵的历史遗存遭遇厄运而紧蹙的眉头、听到他沉重的叹息、感到他忧愤的情怀，其使命感、责任感充盈于字里行间；《伟人荀子》则把作者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由衷的敬仰、尊崇和赞美之情表现得酣畅淋漓；而《探寻司马光》则以独特的视角、以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这位史学家的巨大贡献。这些文章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实为不可不读之佳作。$$不粉饰但见其华美，不堆砌但感其厚重。这便是刘合心先生的作品，这便是我喜欢和推崇《历史的星空》之缘由。

古老而神奇的三晋大地，雄伟而广袤的黄土高原。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文明曙光徐徐升起时的一方沃土，曾经是我们华夏民族呱呱坠地时的一爿摇篮。这里，也曾在中国历史光辉灿烂的滚滚长河里闪烁过一朵一朵飞腾激越的浪波。而在中华艺术缤纷五彩的殿堂，同样闪烁着繁星般耀眼的瑰宝和数不胜数的骄傲。$$三晋古典诗词名篇译读所奉献的，就是降生在我们这片莽莽黄土地的中华古典诗词中的经典之作。笔者真诚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译读，能使欣赏者在典雅清隽、肃穆圣洁的氛围中，品味一种悦目舒心的艺术愉悦，度过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时光。$$●古歌谣：《康衢歌》《击壤歌》$$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康衢歌》$$立我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能够让众百姓活得很好，没有人更比你伟大崇高。不树碑立传不宣扬自我，完全恪守着君王之道。$$《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太阳出来劳作，太阳落山休息。喝着自己开凿的井水，吃着自己播种的粮食。帝也，王也，对我———你有什么恩惠呢？$$●古歌谣：《南风歌》$$舜，是尧的承继者，也是一位远古的明君。据说，有一次舜到晋南的盐池巡视，恰逢和暖的南风阵阵吹来，他兴之所致，当即临风而歌。《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舜之所歌，就是堪称我国第一首帝王诗作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你吹得这样的暖洋洋啊！可以消除多少百姓的愁苦。南风，你来得这样的是时候啊！可以增长多少百姓的财富……$$●诗经：《伐檀》$$《诗经》是我国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的诗歌总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它是我们可敬的先民古朴生活的多棱的写照，率真坦诚的心灵的最直接的抒发和告白。《诗经》中有一首著名的“魏风”《伐檀》，古注为“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而实际上，《伐檀》是在当年的山西芮城县附近，一群劳动者愤愤不平的呐喊。$$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襒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叮哐哐叮叮哐，伐檀木的声儿响叮当，伐倒了放在河之岸，清清的河水卷细浪。不种田的，为什么稻谷流进了你的粮仓？不打猎的，为什么野兽挂在了你的庭堂？原来啊———吃白饭就是你们这些君子老爷的勾当。$$●汉武帝：《秋风辞》$$雄韬大略的汉武帝，抗击匈奴，通使西域，兴修水利，屯垦边塞，罢百家，尊儒术，建立了足以笑傲后世的赫赫功勋。在位期间，他曾多次“巡狩河东”，到山西万荣县的黄河边“祭祀后土”。西汉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乘坐楼船，东出渭水，北渡汾河，又一次前来“祭祀”。就在停舟宴饮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秋风辞》。$$《汉书·武帝纪》云，“帝幸河东，祀后土，宴饮中流，欢甚，作此。”其实，是深秋苍凉的景观，水一般流逝的光阴，使这位九五之尊的天子感慨万端，悲从中来，遂即席赋就了这首伤怀名作。如今，万荣县的黄河边仍存有后土祠，祠内建有秋风楼，尚有元代刻石《秋风辞》存世。$$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乍起的秋风啊远飞的白云，眼底是草木凋零的枯黄，头顶是大雁南去的哀鸣。兰要开花啊菊要飘香，心中的佳人啊最难忘。雄伟的楼船疾驰在汾河，停舟中流啊———水面上扬着银色的浪波。宴饮的箫鼓悠然而起，行船的号子也在轻轻唱和。欢乐享尽哀情多啊！少壮有几时，老之将至啊可奈何……$$●曹操：《苦寒行》$$曹操，是我国古代另一位经天纬地的人物。他精通兵法，足智多谋，南征北战，毕生戎马，诗文冠盖一时，独步天下，成就了一个乱世英雄光彩陆离的沉甸甸的史话。$$东汉献帝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并州刺史高干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次年春，曹操“奉国威灵、仗钺征伐”，出兵进击上党，即今长治市一带。见于《古诗源》卷五魏诗“乐府”《相和歌·清调曲》的《苦寒行》，就是曹操率大军翻越太行山时，在艰苦卓绝的行军中，挥写的一首慷慨悲凉、雄奇浩壮的精彩的军旅诗篇。$$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举兵北上太行山，巍巍太行何艰险。羊肠小径崎岖颠簸难行走，损坏的车轮一片凌乱。树木遍野竟是如此萧瑟，哀嚎的北风搅动了刺骨的严寒。更无奈熊罴常当道，虎豹的咆哮回荡在路边。山谷荒凉人烟稀少———啊，纷飞的大雪滚如绵。仰天引颈长悲叹，远行征战多思念。无边的郁闷笼上了心头，真渴望啊，抛却这万马千军返回家园。急流深潭切碎了去路，桥梁断绝啊前程漫漫。迷途转向东奔西突，暮色苍茫里———还不知何处可安眠。走走行行啊行行走走，身后的落日已越来越远。人困马乏啊饥肠辘辘，凿开了冰块煮点儿晚餐。突然间———《诗经》里《东山》的词句跳入脑海，军旅生涯，原来是古今一样的凄然。悠悠的思绪更使我哀伤啊，心头奔涌着不绝如缕的悲酸……$$●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节选）$$我国的唐代，是一个极为强大、极度开放和自由的时代，也是诗歌的极度鼎盛时代。$$在唐代诗人群星璀璨的殿堂，李白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李白一生，寄情风月，放浪形骸，性喜名山游，斗酒诗百篇。他的足迹几次踏上三晋大地，写下了不少吟咏山西的诗作。唐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已名满天下的李白再次来到太原，留连居住半年之久。收入《全唐诗》卷一七二李白诗中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就是记叙这次游历的名作。该诗最引人入胜之处，是李白妙笔生花地描绘山西晋祠风光。$$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红妆欲醉倚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此时行乐难再遇……$$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极，寄君千里遥相忆。经常从城西拐了过去，晋祠的流水如同碧玉。轻舟荡漾在澄澈的水面，鼓乐飘向了遥远的天际。软风吹皱龙鳞般的波痕，摇曳的水草绿意迷离……红妆的歌女已经微醉，侧身依偎在落日的余辉。百尺清潭倒映着佳人的倩影，好似新月的光华俊秀娇美。轻轻起步吧再唱一曲，让婉转的罗衣舞出妙曼的清脆……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这样快活的日子能有几天啊，寄给您的———就只有那遥遥千里的思念和那缥缈远去的美好记忆……$$●司马光：《故绛城》$$以打破缸的故事而尽人皆知的北宋司马光，山西夏县人。二十一岁举进士，曾官至尚书左仆射，通俗而言就是当朝宰相。他一生最辉煌的功绩是，编撰了中华史学的顶级著作《资治通鉴》。为完成这洋洋500万言的鸿篇巨制，他呕心沥血十余年，精神耗损，形容憔悴，以至视力丧尽，牙齿掉光，传为潜心治史的千古美谈。司马光也写过许多诗篇，《全宋诗》卷五零九司马光诗中所录《故绛城》就是其中之一。$$故绛城是春秋时晋国都城，晋国从文公起成为诸侯盟主，号令天下，盛极一时，为三晋历史书写了光彩的一页。可是，一千多年岁月匆匆消逝，那人声鼎沸的晋国都城在哪里？富丽堂皇的王宫殿宇又在哪里？《故绛城》抒发的，就是一位伟大史学家触景生情的沧桑感叹。$$文公恢霸业，征讨辅周衰。奕世为盟主，诸侯听会期。山河表里在，朝市古今移。欲访羋祁处，乡人亦不知。$$是文公将恢弘的霸业缔造，用军事铁腕，辅卫着徒有其表的周王朝。几代盟主扬威八方，诸侯列国谁敢不听令号？表里山河依然在，当年的都市何处去了？我来寻访———那曾经气势宏伟的羋祁古宫殿，就连残存零落的些许痕迹，竟没有一个乡里人明白知晓……$$●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我国历史上的金朝，声名卓著的诗人寥寥无几。而在秀容也即山西忻州，却出了一位少年神童元好问。元好问七岁能诗，二十岁已名满京师。他毕生创作了1300多首诗词，有《遗山集》传世。$$据《遗山集》所记，元好问“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乙丑岁即金太和五年即公元1205年，是年元好问仅十六岁。可是，他在赴并州赶考途中为大雁悲壮的“殉情”所激动、买来二雁合葬汾水之滨的故事，却实在令人感叹唏嘘。也就是在这首爱情绝唱《雁丘词》中，元好问为后世数不胜数的痴男恋女，留下了两句令人荡气回肠的心灵赠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阔。$$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问世间情是何物，竟教人生死相许。雁儿啊，你们这天南地北双飞的远客，渐渐老去的翅膀穿越过多少风寒和酷暑。你们也有欢乐趣，你们也有离别苦，你们也曾养育过多少娇痴的儿女。如今，我知道你会说啊———眼望着这万里白云千山雪，孤零零的我啊为谁飞去？为谁飞去？为谁飞去……如今，你们躺在了汾河路旁———箫鼓般的火热生活沉寂了熄灭了，遍地的荒草衰烟却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阔。$$再悲恸的招魂叹何及啊，山鬼也在为你们哭号着凄风苦雨。然而，信不信哪———连苍天都会嫉妒你们的生死相许。莺儿啊燕子啊，哪一个不是埋进了黄土？让千秋万古的骚人墨客———来这里狂歌痛饮吧！来这里额手祭拜吧！因为，这里有你们依依厮守的“雁丘”，有你们永不分离的归处……$$●于谦：《咏煤炭》$$明代的名将于谦，成祖永乐时进士，曾任山西、河南两省巡抚近二十年。后升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率军抗击瓦剌，保卫北京，功勋卓著，名满朝野。最后，成为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处斩，结束了壮烈而悲怆的一生。$$于谦为政勤勉，廉洁自律，曾救活数十万灾民，几次奉调回京均被士民百姓联名上书而留住。在巡抚任上，于谦写过不少有关三晋的诗歌。《咏煤炭》就是其中之一。$$《咏煤炭》深情地讴歌了山西地方特产，且以此为喻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襟怀。以煤炭入诗，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于谦这首诗，实在算得上我们三晋古典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珍品。$$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凿开沉睡的世界，采得可贵的乌金，孕蓄着光明点点，饱藏着暖意融融。微火燃回了春日的和煦，洪炉照破了夜幕的深沉。青铜的重器仰赖它烈焰的锤锻，冰冷的石块却满怀牺牲的赤心。愿天下苍生能有个温和饱啊，万死不辞、辛苦洒尽，我也要坦荡无畏地走出山林。$$●傅山：《甲申守岁》$$明崇祯17年即公元1644年的春天，清人入关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杀于景山，明王朝覆灭。此后，中原地区不少汉族义士，或不断筹划抗清斗争，或坚决不事新朝，表现了难得可贵的气节。当时的山西，就有一位因此名重一时的人物傅山先生。$$傅山字青主，太原阳曲县人。通晓经史，长于书画，又精医学。明王朝的覆灭使三十八岁的傅山悲愤交加。到了这一年岁末，傅山仍感到痛不欲生，苦楚万分，遂写下了《甲申守岁》这样仿佛流淌着血泪的诗作。$$三十八岁仅可死，凄凄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烛深寒泪下残编。怕眠谁与闻鸡舞，恋著崇祯十七年。$$三十八岁的亡国之民惟少一死，凄然惨然地活着又有何言？除旧迎新的时刻心中更苦啊，黯淡地守望在这难熬的年关。蒲草的坐垫———负载着我的苍凉和孤独，烛光的泪滴———浸透了我写不下去的诗篇。最可怕———新春的晨曦就要在鸡鸣中升起，我心中恋恋不舍的却永远是明崇祯十七年啊，崇祯十七年……$$●陈廷敬：《与比邻孙侍御怀傅隐君青主》$$差不多就在傅山隐居的同时，山西却出现了另外一位与傅山的人生取向似乎大相径庭的儒学名流，他就是中华历史文化园林中瑰丽的奇葩———《康熙字典》的总阅官也即总编审陈廷敬。其故里，就是现在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之“皇城相府”。$$陈廷敬生于明朝末年，博学多才，诗文均佳。清朝开国后即举进士，康熙时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很得皇帝赏识。于是，乃将编纂《康熙字典》这部伟大典籍的任务交给了他。此外，他还出任过《明史》《一统志》《政治典训》等书的总裁官。$$陈廷敬位列朝纲，享尽荣华富贵，与傅山绝不可同日而语。但陈廷敬却写下这样一首诗《与比邻孙侍御怀傅隐君青主》，寄托了对傅山的思念之情。诗中隐隐折射的，无疑是一位事奉满清的汉族高官微妙复杂的精神世界———$$西山出屋角，峰色共东家。墙上频过酒，篱边数见花。岭云连岁晚，乡树极天涯。汾水相思处，残阳几度斜。$$从屋檐的一角，伸出了西山的素雅，山色连起了我和东门的邻家。短短的墙头可以频频对酒，矮矮的篱笆边一次次开出了淡淡的花。茫茫的岭上云啊，把薄薄的晚照轻轻牵来。浓浓的乡间树啊，将冉冉的绿阴铺到了天涯。遥想你隐居高卧的汾水之滨，夕阳啊———曾经是几度升起几度落下……$$●徐继畲：《赠董觉庵》（二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已进入近代中国。王朝衰落，列强进逼，鸦片战争惨遭败绩。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民族的未来，领略西方的文明，寻求古老中华的复兴之路。山西五台人徐继畲，就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一位可敬的先驱者。$$徐继畲，清道光进士，多年任职福建、广东等地，曾官至福建巡抚。所撰《瀛寰志略》一书，是东方人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地理的最早期著作，开辟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河。日本人惊叹该书为“通向世界之指南针”，大有助于其维新。$$《瀛寰志略》中介绍“米利坚”总统华盛顿，开国后“不设王侯之号”“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一段关于民主政治的文字碑刻，至今依然镶嵌在美国的华盛顿纪念塔。然而，徐继畲却被清政府屡屡贬官，直至在平遥一个书院干了好多年中学校长之类的角色。徐继畲的悲剧值得深思，徐继畲也是今天的山西绝不应该忘记的人物。他送给忻州友人的二首绝句《赠董觉庵》，正是其晚年苦楚无奈心境的写照———$$嗜好原非世所谙，卧游虚壁涌烟岚。试将尺素临窗写，红树中间幂小庵。$$我的爱好原本就难让世人了解，独自神游在九州五洋，胸中却涌起了不尽的烟岚。试取些纸帛临窗写一写，红色丛林掩映着清静孤独的小庵……$$一觉蘧然万事忘，庄周蝴蝶两荒唐。从今悟得人间事，收拾云山入锦囊。$$睡了个舒坦高兴的觉，把万事万物忘了个精精光光。但，庄周是蝴蝶呢？蝴蝶是庄周？梦中方是真？还是真中才是梦？这一生越思越想就越感到啊，荒唐，荒唐……从此后，总算悟出些人间的事理———情寄风云吧！心系山水吧！还不如———收拾点舞文弄墨的玩意装进我的锦囊。$$数千年沧桑青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美轮美奂的斑驳诗章，却让我们不断感受着典雅，品味着妙趣，领略着神圣而崇高的中华魂。我们伟大祖国博大厚重的艺术积淀，我们可钦可敬的先民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留，无疑应该永远成为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生命的支柱，精神的宝藏，应该定格为我们心灵中永恒的导航。这样，我们矫健的步履才能迈得更加矫健，我们嘹亮的号角才能吹得更加嘹亮，我们才能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在大运公路的南端，横亘着一道上百里长的黄土岭，人们 称它为峨嵋岭。该岭中部夏县段的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一座 规模宏丽、古朴肃穆的茔祠──司马温公祠。深秋时节，我们 慕名来到这里。只见祠前峰岭逶迤，奔突成势；祠后涑水环绕， 奔流生趣；祠中古冢高垒，石刻遍布；祠堂红砖碧瓦，雕梁画 栋。浓浓的古香白色和诗情画意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登堂入 院”，去探寻这位宋代名相、史学泰斗的历史足迹。$$ 司马光幼时砸缸救童，名声远扬$$ 一个特别的“警枕”陪伴他度过 一生$$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代帝王 和史学家的推崇$$ 茔祠百余亩大，景色秀丽，风光怡人。我们无暇欣赏那 精雕细刻的石人、石马，也无意去观看那翠绿的松柏和盛开的 秋菊，而是跟着导游，首先来到了祠堂正殿。殿内宽敞明亮，四 壁的40余幅连环画，讲述了司马光生平的离奇故事。而最引 人注目的是殿中央的一排玻璃柜，柜里陈列着司马光编写的 惊世巨著──《资治通鉴》，各种版本，多种封面，透过玻璃，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司马光砸缸救童的故事，得知他聪敏 过人，大智大勇。中学时代，对他有了大概的了解：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涑水（夏县水头镇小晁村）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杰出的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而今天， 当我们走进司马光祠，在讲解员的帮助下，才对司马光有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令我们叹服的是他刻苦攻读、精心著 述的精神。$$ 讲解员告诉了我们一个“警枕”的故事：司马光出身书香 门第，从小接受到知识的熏陶，酷爱读书。青少年时代，他经常 起五更、睡半夜，珍惜寸阴。 为了不“睡懒觉”，误时光，他 专门让木匠做了一个圆木枕 头，读至深夜要睡觉时，便垫 高床的一头，枕着圆木，脚高 头低地睡上“坡式床”，枕时 间长了，头一抬动，圆木便顺 坡滚下，惊醒后便继续读书。 据说，这个“警枕”曾陪伴他 度过一生。正是警枕促使他 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从而精 通史籍，通晓音乐、律历、天 文等知识，20岁便考中进士 甲科。也正是警枕激励他在 朝为官时，时时不放松读书 学习；特别是在因反对变法 而遭贬洛阳之后，更是发奋 苦读，读遍了历朝的各种正 史、偏史、野史等等，考订异 同，删削增补，加工润色。带 领有关人员，苦干19个春 秋，书写300余万字，编成了 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 代十国共计1362年的历史 巨著──《资治通鉴》。完成 之后，宋神宗亲自赐名、作 序，每看完一篇，都在首尾盖 上图章作记。称其“尽古今之 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 事，是亦典型之总会，册牍之 渊林矣”。$$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 代封建帝王和史学家的推崇 和重视。宋元之际文学家胡 三省评价：“为人君而 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 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 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 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 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 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 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 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 害，此必然者也。”$$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 启超说，《通鉴》确实是中古以来一 大创作，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 毛泽东主席对《通鉴》也爱不释手，一生竟 通读了19遍之多，1949年进京时，身边还带着 《史记》和《资治通鉴》，并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们 多看看此书。$$ 这部巨著传至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和版 本，它充分展现了司马光的卓越功绩，奠定了他 千古帝师的地位。$$ 皇帝题写碑额，苏轼撰写 碑文的神道碑$$ “杏花碑”述说了司马光、 王安石、苏轼三巨子的 沉浮$$ 圣世泰斗人生坎坷，精神 不朽$$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四块镶嵌 在杏花碑厅里的“杏花碑”。据说它原是宋哲宗 在司马光死后为其立的一块神道碑。那么，它为 何破成四块被镶嵌在厅中的墙壁上，又叫做“杏 花碑”呢？讲解员告诉了我们它的来龙去脉。$$ 哲宗元年，司马光从被贬的洛阳返回京都，重 新当了宰相。一上任，便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 除，并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吏贬出京城。由于他年 事已高，身体不佳，加上昼夜劳累，积劳成疾，为相 8个月便溘然逝世，终年68岁。宋哲宗嘉其为国 尽力，亲临其丧，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命苏轼 为其撰写碑文。哲宗亲笔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 六字碑额，在司马光坟前竖起了一幢巨大的神道 碑，详细述说了司马光生前的功绩和他死后人们 痛悼情景：“人们罢市往吊，哭公甚哀，如哭私亲， 哭公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 不久，太皇太后病逝，年幼的哲宗左右不了 局势，变法派一批老臣返京执政，说司马光 诬谤先帝，要求哲宗对其追贬，夺回赠 谥，焚棺扬尸，因遭众臣反对未 能如愿，便拿神道碑出气。 派人来到司马祖 坟毁掉碑楼， 砸坏石碑，磨 平字迹，将 其深埋地下，并将撰写碑文的苏 轼逐出朝廷。只因碑额上有哲宗 亲书的“忠清粹德之碑”六字，他 们不敢砸，便弃之一旁。然而，不 知是上天有灵，还是有人暗中保 护，几十年之后，埋碑的地方长着 一棵杏树，“晓枝蟠曲，周映交护， 如幄如盖，春华秋实”，金皇统八 年，即公元1148年，新上任的县 令拜谒司马光墓，眼前荒草丛生， 瓦砾遍地，只有那株杏树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他向周围的百姓和僧人打听 后，得知神道碑就在杏树旁，便让人从杏树下 挖出四块断碑，并在司马光的后代家里找出 了碑文拓本，将碑文摹刻于上，将石碑镶嵌在 墙壁之上，盖起厅子加以保护。由于此碑是从 杏花落下的地方找到的，故称“杏花碑”，此厅 也叫“杏花碑厅”。$$ 那么，祠堂前的忠清粹德之碑又是怎么 回事呢？讲解员说，明嘉靖二年（1506年），巡 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到河东视察，拜谒了 司马光墓，他看到了残破的杏花碑之后，感慨 不已。出于对司马光的崇敬和爱戴，他决心重 竖司马光的神道碑。于是，派人到百里之外的 稷王山精选碑料，磨制成巨碑，先后动用了 10000多个民工，历时3年，用滚木慢慢运到 了夏县。他亲手书写了苏轼的碑文，令石匠镌 刻在上，配用宋代时皇帝亲书的“忠清粹德之 碑”碑额和碑座，依照宋碑的规制，恢复了原 貌。全碑高达8．3米，宽1．7米，厚0．4米，终 于再现了原碑浩气雄风。其螭首之大，龟座之 巨，碑身之宏，碑雕之精，为华夏罕有。$$ 碑成之后，朱实昌又令工匠建造碑楼一 座加以保护，至今碑楼高高耸立，楼上的对联 仍然清晰可见：上联是：忠清发越秀峨嵋，下 联为：粹德辉煌流涑水，横批是：圣世泰斗。$$ 这座巨碑，诉说了司马光平生坎坷，展示 了他的不朽精神。$$ 司马光不信佛，祖坟旁 却建了佛寺$$ “余庆禅院”是皇帝赐名 的家庙$$ 司马光祠是国保级文物 也是夏县的文化品牌$$ 跟随着导游，我们来到了余庆禅院。据 说这是司马光祖坟的香火院。大殿始建于 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虽经 千年风雨，却完好无损，宋味犹存， 为我国现存的宋代建筑之一，吸引着游人久久驻足观望。$$ 司马光一生不喜释、老。不信佛、道，而又为何在他的祖坟 旁建佛寺呢？讲解员又告诉了这样一段故事：$$ 宋朝时，先帝死后往往耗去国家的巨大钱财，建造十分豪 华的陵墓，同时还有专门的护陵机构来负责皇家百官的祭祀 拜谒。宋英宗时，除了增加造墓的投资之外，还要在陵前再建 大寺庙，让数百名僧人常住庙中，为先帝护陵求福。司马光得 知后，力劝英宗减少建墓投资，停建陵前寺庙，将省下的钱用 于强军和安慰朝臣。他说，不少文臣武将终年为国尽忠，而生 前不能尽孝，死后坟地荒凉，确实令人见了心寒，不如将省下 的钱拿出一部分在朝臣们的祖坟前建个小寺，让一二个僧人 去坟地，一则种地糊口；二则护坟祭拜。以解文武百官的后顾 之忧。宋帝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在一批朝臣的祖坟旁建起了 寺庙。司马光虽然百般推辞。然而，宋帝还是派人在他家的祖 坟旁也建了寺庙，并赐名“余庆禅院”。$$ 禅院佛殿五间，大门匾额上书：“别有天地”，据说是清乾隆 年间一进士所书，殿内三尊彩塑大佛，披金盘坐于莲台之上。如 来佛居中，两眼正视，右手高抬，好像在传经处事；弥勒佛在左， 双目微闭，右手抚胸，好像在思索着如何将人们带入极乐世界； 药师佛在右，双目下视，双手握拢，像是在详察人世，考虑着为人 们驱邪造福。中间有两个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是文殊菩 萨。前有护法神将，侧为16罗汉，象征着释迦牟尼的16个弟子， 或怒，或喜，或沉思，或倾听，或仰视，或俯瞰，形态各异，活灵活 现。后墙壁画上的阿兰与迦叶两个大弟子，紧随佛祖之后，时刻 听从吩咐。大殿里塑像造型传神，画幅施彩绚丽，栩栩如生，满堂 生辉，确是一个佛教师弟们欢聚一堂的美丽世界。我想，这大概 就是前人所书“别有天地”的意思吧！$$ 公元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死时家中陈设萧然，唯有 数箱图书。按照他的遗嘱穿着旧衣服，盖着旧被褥入棺后，归 葬于祖坟中。余庆禅院的僧人们因敬重司马光高尚品德和卓 越才识，精心地看护着他的坟院，日夜焚香诵经，为其求福求 佑，超度亡灵。而当次年毁坟 砸碑的大难来临之时，僧人 们又同砸碑官兵作了不屈的 斗争。$$ 公元1148年，余庆禅院 主持圆真和尚，在县令王廷 直的鼎力支持下，和众僧一 起，挖出杏花碑，并拿出多年 的积蓄，盖起杏花碑厅进行 保护。后来的僧人们，都以圆 真和尚为榜样，与司马光的 后裔们一起，精心守护着司 马光的坟院。解放后，党和人 民对禅院和茔祠的其它部分 进行了维修，1988年，司马 公祠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并被省、地、县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出茔祠之门，眼前是 一个宽敞、庄重的大广场，广 场青砖铺地，红砖围墙，鲜花 绿草点缀其间，一尊6．8米 高的司马光大铜像屹立在广 场中央。夏县为了发展旅游 业，将司马光祠这个国保单 位作为龙头，筹集资金，全面 整修，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不 久前，在这里召开了盛况空 前的“禹都文化节暨旅游经 贸洽谈会”，夏县以司马光祠 为主要旅游产品，发展旅游 经济的战略已经开始实施， 司马光这张文化品牌将为夏 县带来新的惊喜。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夏县司马光公祠涑水书院内热闹非凡，我国著名国画家邵仲节艺术馆在这里落成剪彩。$$当天，这位老人把自己价值150余万元的62幅画作精品捐给了夏县，并在司马光曾经博览史书的涑水书院建起了自己的艺术馆。不久前，他还拿出价值50余万元的20余幅画作，资助他的母校———夏县庙前镇张郭店小学教学大楼的兴建。$$邵仲节先生，1926年出生于我省夏县庙前镇张郭店村，自幼习画，1945年毕业于运城师范学校，曾受到任佰年、吴昌硕、王雪涛等一代名家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末入川，开始了“一生为画”的事业。邵仲节爱画牡丹，更热爱着牡丹。古往今来，描画牡丹的人不计其数，他师承前人，既保持和发扬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又刻意创新，赋予牡丹以更新更博大的现实意义，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改革开放后，邵仲节的牡丹在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他不仅在成都、四川名噪书画节，在全国也独成一派，成为著名的“邵派牡丹”。邵仲节笔下的牡丹清丽华滋、雅俗共赏，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收藏。国家机关和领导人还把他的作品馈赠外宾。他著有《写意牡丹画法》，出版了《邵仲节国画集》《邵仲节牡丹专集》和邵仲节国画挂历等。$$十几岁就离开家乡漂泊，在80岁高龄时邵先生却选择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植在生他养他的热土上。在邵仲节艺术馆开馆仪式上，邵老动情地说：“我已经80岁了，我要把我的艺术成绩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作一个汇报。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农村进行文化下乡，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愿意把我的作品带回家乡，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心力。”$$运城市教育局李晋杰局长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他说：“牡丹有价情无价，邵老捐资助学的浓浓乡情，不仅感动着张郭店的每一位村民，更激励着我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