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所以求贤若渴，这是因为人才 确实难得。墨子在他写的《尚贤》中道出了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的普遍规律，因而 得出人才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的结 论。可见，这位老夫子把人才的品位和作 用说得很高很大。$$ 古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是在社 会实践和社会发展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这 对于从事院校培养人才工作的领导同志 颇有借鉴价值。秦相吕不韦的门客集体编 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说，要识别和选拔 好“士”，必须依靠 贤者识贤才，不能 “以全举人”，要认 真区别“真士”和 “似士”。东汉《论 衡》一书作者王充 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博览古今者为 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者为文人；能精 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在这里，王 充把人才分为若干个层次，体现了其独到 的人才观。东汉末年曹操针对察举制不重 真才实学的弊端，明确提出：“治平尚德 行，有事尚功能”，尤其在赤壁之战战败 后，他多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而 试图从理论上解决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 法问题的是魏人刘劭，他在写《人物志》中 表达了“以德御才”的观点，认为“人材各 有所宜，非独大小所谓也”。关键是能否做 到“量能授官”。唐太宗李世民在推行科举 制度中，产生了自己的人才思想。他认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 治。”他主张选才不计亲疏、门第、种族。把 “以德行学识为本”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他在求贤诏令中宣布，凡“识达公方，学综 今古，廉洁正道的“可以经国估时”，做中 枢大臣；“儒求通明，学堪师范”的，可以充 当顾问等等。这种“用其所长”的原则，对 当时发掘人才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唐代 名相陆贽提出的“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 选拔人才原则，也很有借鉴作用。随着历 史的变迁，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 革家”的宋朝宰相王安石，对人才如何选 拔也煞费苦心，他认为选拔人才最好的办 法是推举和考察相结合，即：使众人推其 所谓贤能，然后再详加考察。关于才与德 谁重谁轻?谁主谁次?最早正确阐述德与 才之间辩证关系的是宋朝另一位宰相、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他编撰了我国第一 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在此书中 阐述，选拔人才应德才兼备，“才者，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见，司马光把 具有良好的品德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条 件，他认为重德轻才和重才轻德都是不 可取的。此外，北宋文人秦观写有策论 《人才》一文，文中把人分为成才、奇才、 散才和不才，从而把人才的选拔标准更 为具体化了。明太祖朱元璋总结了历代 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贤才，国家 之宝也”。他说，“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 理也”，“贤才不备，不足为治”。因此，他 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其选才的标准是： “以德为本，而文艺次之”和“量才擢用”， 而且主张对优秀人才破格使用，强调“毋 按资格”，新老“参用”。他还身体力行地 以多种途径和方法招揽人才。《明史·选 举志》载：“选举之法大略有四……学校 以教育之，科目 以登进之，荐举 以旁招之，铨选 以布列之，天下 人才尽于是 矣。”朱元璋在 位31年，不但亲自参加选才工作，还曾 先后下过16次荐贤和求贤的诏令。$$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黎叔也说：“二 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当今， 各院校都在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 为谋划一域的领导者，在人才还相对缺 乏的情况下，不妨借鉴一下古人的求贤 选才之道，有一双识才的慧眼，有一套选 才的机制，有客 才的胸怀和胆 量，真正让德才 兼备者发挥最 大才能效益。

在热烈讨 论假日旅游的 话题中，有朋 友提出一个观 点──“一地 多日游”。 我站在正方一 边，积极地探 讨“一地多日游”的益处。$$ 旅游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 “旅速游缓”，旅游者要以最快 的速度，当然是安全舒适地到达 旅游目的地，然后，缓慢地享受 旅游目的地提供给旅游者所需的 一切。$$ 休闲游是这样，观光游也应 该是这样。传统的旅游观，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影响很 深。不少旅游爱好者比谁去过的 地方多、走的路最远，至于所到 之处是“司马光砸缸，还是司马 缸砸光”就分不大清了。新、马、 泰、港、澳游，华东五市十日游， 诸如此类旅游产品，都是一时间 有广阔的市场，但前景并不看好 的线路。近来已被华东三市10日 游、韩国5日游、韩国3日游等产 品所逐渐替代。$$ “一地多日游”的中心思想 要求旅游目的地的内容多。我们 许多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是丰 富的，只是过多地强调了从古人 那里延续下来的，有些则是从近 代人那里留传下来的所谓特色， 而忽略了传统以外的其它资源。 这其中也许恰恰正蕴含着当代人 的旅游需求。人们知道黄山云海、 日出、奇松、怪石，轻视了一个 “雪”字， 这一轻视的代 价可不得 了──小半年 赋闲。多少南 方的游客、 港、澳、台胞 为这个“雪” 字，冒严寒拥向东北某一两个冰 雪旅游城市，而因雪而繁荣的旅 游目的地，与前者犯病的季节正 好相反，但毛病是同一个，雪过 天暖之后，就少有人来了。它的 夏季不美吗？20年前一首《太阳 岛上》的欢快歌曲， 唱出哈尔滨夏季的 美，也唱来了大批的 游人。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

在热烈讨论假日旅游的话题中，有 朋友提出一个观点──“一地多日游”。 我站在正方一边，积极地探讨“一地多日 游”的益处。$$ 旅游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旅速游 缓”，旅游者要以最快的速度，当然是安 全舒适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然后，缓慢地 享受旅游目的地提供给旅游者所需的一切。$$ 休闲游是这样，观光游也应该是这样。传统的旅游观，受“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影响很深。只身一人，带足（甚至不带）盘缠， 走得远远的，被视为有志之士，会受到大家的羡慕和尊敬。现在 不少旅游爱好者比谁去过的地方多、走的路最远，至于所到之处 是“司马光砸缸，还是司马缸砸光”就分不大清了，新、马、泰、港、 澳游，华东五市十日游。诸如此类旅游产品，都是一时间有广阔 的市场，但前景并不看好的线路。近来已被泰一地、港一地、华东 三市十日、韩国五日、韩国三日等产品所逐渐替代。$$ 以港一地为例：有新婚之旅、购物之旅、8日投亲之旅、20日 靠友之旅，五花八门的旅游方式，大大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 “一地多日游”的中心思想要求旅游目的地的内容多。我们 许多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是 丰富的，只是过多地强调了从 古人那里延续下来的，有些则 是从近代人那里留传下来的所 谓特色，而忽略了传统以外的 其它资源。这其它当中也许恰 恰正蕴含着当代人的旅游需求。人们知道黄山云海、日出、奇松、 怪石，轻视了一个“雪”字，这一轻视的代价可不得了──小半年 赋闲。多少南方的游客、港、澳、台胞为这个“雪”字，冒严寒拥向 东北某一两个冰雪旅游城市，而因雪而繁荣的旅游目的地，与前 者犯病的季节正好相反，但毛病是同一个，雪过天暖之后，就少 有人来了。它的夏季不美吗？ 20年前一首《太阳岛上》的欢快歌 曲，唱出哈尔滨夏季的美，也唱来了大批的游人。$$ “一地多日游”有两层含义，一是一次去到一地玩多日，二是 每次去到一地玩的时间虽不多，但多去几次。但就目前大多数而 言，目的地的经营者会规划、会建设、会管理还不够，挖掘旅游资 源，细分旅游市场也欠缺。服务行业所说的市场就是人，研究市 场就是研究人，细分市场就是细分人，旅游业是服务行业的一个 分支，自然也不例外。$$ 这确实是困扰旅游景区多年的问题，也是解决当前假日旅 游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旅游景区太需要认真合理挖掘资源，研究细分市场了。这 样就能把目光扫到“一地多日游”这个产品上，便于达到把旺 季市场保住，把淡季市场启动起来。丰富的旅游产品会让旅游 者多留几天，多去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