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一词，原指身体生理机能正常，没有缺陷与疾病。这种 解释主要指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主要指一个人的心理机能正常， 没有缺陷与障碍。人才的健康成长，光有才能发展是不行的，还必须 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人才素质修养。在人才素质中，心理素质中的 “品性”，更为本质与重要，对于人才的健康成长起着核心与关键的 作用。$$ 然而一般而言，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况远不如身体健康， 才能发展远不如品性发展。古时候江西金溪的神童仲永为什么没有成 才？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心理素质不完备，才能与品性彼此发展不协调。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司马光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才子，长期 的社会阅历与历史考察使他对才能与品性的关系有不同常人的见解。 他认为一个人能否成才并健康成长，取决于才能与品性两种素质是否 完备无缺，发展是否平衡。他说，德才兼备并和谐充分发展之人是圣 人，无德缺才之人是愚人，德的发展强于才的发展之人是君子，而德 的发展弱于才的发展之人是小人。这种观点与当前美国科学家研究的 结果是一致的。美国心理学者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个人成功因素 中80％的作用在于“情商”，而只有20％的成功因素是“智商”。司 马光的“德”即品性，与“情商”相当，而“才”即才能，与“智商” 相当。换句话说，只有“情商”与“智商”充分发展并相互协调的人 才能成为天才与伟人，“情商”与“智商”都较低又不愿发展的人是 蠢人，“智商”中等但更重视“情商”发展的人将来能成为人才，而 只注意发展“智商”不注意发展“情商”的人最终不能成为真正的人 才。$$

山西省夏县在经济发展中紧紧围绕调整产业结构的主线，坚持优化发展环境和推进科技进步，突出发展特色农业、壮大优势工业、主攻民营经济、推进第三产业四个重点，取得了经济总量扩大、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显著效果。去年上半年全县完成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3.4％和11.1％；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816元，同比增长6.1％。$$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作为传统的粮棉产区，县委、县政府提出了“突出设施农业、发展名特产品、实施退耕还林（草）、扶持畜牧养殖”的发展思路。几年来，累计发展设施农业3.9万亩，完成了“禹青牌”商标的注册，申报20万亩、8个无公害农产品的省级认证。着力培育蔬菜经济带、杏梅经济带、鲜果经济带、优质花椒药材经济带和干果烤烟经济带，使粮经收入比例达到4∶6。因地制宜，植树种草，走出了一条“大地增绿、农民增收”的新路。$$结构调整推进城镇经济发展速度。通过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吸引增量等办法，使全县13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上交税金增长21.3％；通过“营造环境、改革体制、引进人才、政策扶持”等措施，致力于建设技术装备现代化的新兴企业，抓住民营企业发展的势头，提升了城镇经济的质量。$$结构调整推进旅游资源的开发。作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夏县有禹王治水的点将台、黄帝战蚩尤的龙山、夏启酿酒祭天的瑶台顶、黄帝之妻螺祖种桑养蚕的西荫遗址、司马光墓等。夏县凭借文化古迹和青山绿水的资源优势，鼎力打造“人文夏县、古都夏县、绿色夏县”的品牌，多方筹措资金，先后建成了“司马光大道”旅游专用公路和占地50亩的司马光旅游文化广场，开辟了泗交山水景区的“时空隧道”和“文化长廊”，这一系列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使夏县初步形成了历史与现代、文化与山水、人文与自然交相辉映的旅游格局，大大推动了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有的作者出于商业炒作，往往随意歪曲篡改或虚构史实，恣意戏说历史，甚至大肆美化吹捧帝王将相，宣扬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又有某些影片不惜耗费上亿元资金，竭力打造豪华宏大的场景，却缺乏高尚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容，给人以假、大、空的感觉。还有一些历史电视剧中 ，演员穿着不今不古、不中不洋的奇装异服，说着不文不白脱离历史环境的语言，做出过分夸张或轻佻浮浪的动作，给人以滑稽可笑的印象。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万斌生著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是我近年来读过的较好的一部历史小说。它真实反映了北宋中期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品。作者站在唯物史观的认识高度，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相当准确地介绍并剖析了北宋神宗时期一场大规模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艰难曲折的历程，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可贵的历史借鉴，并给人以道德情操的教益和文学艺术美的欣赏。 $$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发展和人物生平的过程中，有机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介绍了北宋中期赋税的苛重、土地的兼并、民生的困苦以及长期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同时还揭示了庆历新政失败后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科举制度的缺陷、人才的匮乏和辽、西夏对边防的威胁，从而为分析熙宁变法的原因作了铺垫。接着，小说以其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的相继推行以及对学校科举制度的改革，尤其着重描写了在变法过程中革新派和守旧派之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尖锐的斗争。最后，作者还就变法派内部的分化、王安石的罢相、闲居和新法的被废，总结了熙宁变法的利弊得失和失败原因，使读者从中体会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和描写，作者基本上做到了忠于历史事实，有着大量文献史料的依据，没有随意篡改或歪曲历史，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小说作家应有的认真严肃态度。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同样注意尊重历史真实。书中对王安石、赵顼、司马光、苏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等人的外貌、性格、语言、衣着乃至生活习惯的描绘，大多可见于文献记载，有着扎实的史料依据，如实反映了北宋中期的时代风貌，如王雱的聪慧果敢、魏泰的豪侠仗义、刘攽的诙谐风趣、李士宁的神秘莫测…… $$此外，小说中所引用的大量诗词歌赋，所描绘的思想论辩、民情风俗、宗教活动、城乡环境，特别是开封府街市的布局以及宫廷礼仪等，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透露出深邃的人文精神，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民族传统。尤其是书中在涉及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这类枯燥的学术研究话题时，作者也能写得有声有色和意趣盎然，可见作者有着较高的史学修养和较强的文学表达能力。 $$但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严正的史学论著，从情节到人物必然会有某些虚构。如代表贫苦农民的铁蛋、暗恋王安石并支持他变法的侠女杜珊、出身孤儿的王安石的忠仆王宝、反抗朝廷弊政和贪官污吏的鲍雨……显然属于不见于史传的虚构人物。历史上虽然并未实有其人，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虚构却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不失艺术的真实。 $$总之，《王安石》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北宋神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状况的全貌，又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以及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并以熙宁变法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同时，本书文史知识丰富，人物形象生动，情节铺排合理，文辞优美流畅，即使部分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也符合生活和艺术的真实，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任意戏说历史。因此，本书可说是一部当今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严肃而高雅的作品。

内容提要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由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不仅为儒臣接近皇帝、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 儒家教育，增进品学。然而，在历朝沿用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尽管相关仪式日繁，但由于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并无帝师尊严，使其教育功效往往难以有效实现。 $$所谓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是指古代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一般认为西汉昭帝以八岁即位，因其年幼，辅政大臣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禁中授于御前；及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为侍讲经筵制的嚆矢。其实，就西汉的帝王教育而言，廷臣入内殿讲经乃偶尔行之，不是常制，且无侍讲之名。 $$侍讲之名始于东汉，本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但储君无外交之理，乃由廷臣入禁中教授。最初由虎贲中郎将何汤以《尚书》授太子。后来又诏拜何汤的老师，通《欧阳尚书》的一代名儒桓荣为议郎，入内教授太子，并经常留宿太子宫中。五年后，桓荣荐举门生胡宪侍讲，自己方才得以离开东宫，只须每日早晨入讲一次。明帝即位后，也常与桓荣子郁居中论经，问以政事，并亲自制定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又数召张酺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以其甚能契合心旨，令授皇太子（章帝）。张酺为人正直，执守经义，每趁侍讲间隙，屡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日后章帝说：“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公之风。”章帝喜好儒术，尤嗜古文《尚书》及《左传》，因感于经学有今古之分，且章句繁多，拟加减省，乃召集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亲自称制临决，如西汉宣帝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明、章二帝时期为东汉治世，二帝又都是博贯五经六艺、尊师崇儒的君主，其学识德行的养成，毫无疑问是得力于儒臣的侍讲。 $$章帝之后，东汉政局进入中衰时期。和帝以后，太子教育实已废而不存，皇帝教育则是采取选召廷臣入禁中侍讲的方式。除殇、少、冲、质四帝因即位时年龄过幼，在位皆不足一年，未有侍讲之事外，其余和、安、顺、桓、灵、献诸帝都行侍讲之制。侍讲制的产生，在君主教育的演变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入宫禁侍讲者多由低品阶官员兼任，以典司著述的议郎最多，而不由东宫师傅重臣专司辅导，显示皇帝对太子的控制防范加强，盖惟恐东宫自成势力，威胁皇权；其二、“侍”乃身分低卑者立于尊者之侧的意思，纵是一代大儒桓荣，亦称之为侍讲禁中。侍讲之名，反映出东汉帝师地位较西汉为低。所幸，由于累世经学的出现，造成了父子兄弟代作帝师，门生弟子亦多任讲职，侍讲者有其学术社会地位，加以特殊的家庭背景，故仍有帝师之名，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东汉以朝臣兼领侍讲之制，为三国魏吴及十六国政权所承袭。此外，南朝齐梁又有侍读之名。南朝东宫组织庞大且具有独立性，以东宫官说经于太子之前，谓之侍读，与东汉之侍讲有异。侍读侍讲并置，则始于北魏。唐初，太宗勤政好学，于弘文殿旁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典礼，讽诵诗书，然未用侍读侍讲之名。玄宗时，复行侍读之制。开元三年（715年），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皆以他官兼之，与东汉侍讲之制类似，为后世侍读讲学士官名之权兴。 $$宋代是我国君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侍读侍讲已成定制，为君主教育的最主要方式。真宗朝又有崇政殿说书之制，凡此皆概称之为经筵，经筵之名从此确立。讲官的身份，前代多由朝廷庶官入禁中讲经，宋代两省台端以上之官兼充讲读则被视为殊命，讲职多由近侍之臣翰林学士担任，或侍从以上如殿阁学士方得兼任。宋世翰林学士不领他局，实为正阙，若任讲读，虽得以翰林系衔，其实是入侍经筵之官，并不在学士院供职，亦即专任讲读之事。宋制，凡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及崇政殿说书，皆称为经筵官，为儒臣之荣选，乃至清要显美之官。其品秩虽卑，但能利用进讲的机会，藉解说经义向皇帝陈说对政事的看法，影响君主施政，偶尔亦能受到殊遇。宋代名臣吕夷简、王安石、曾公亮、司马光、吕惠卿诸人，皆曾任讲职。经筵讲官常在皇帝面前论辩政事得失。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尊何之故规时，因言守成勿变之道，隐射王安石变法之不当。至壬午日，吕惠卿讲《尚书》“咸有一德”，又言法不可不变，并谓司马光前日之论为非。于是神宗召光前来，与惠卿当面论辩新法得失。最后，吕惠卿竟谓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今在经筵中论新法不当，是失官守未尽言责，当去职。司马光立刻表示早已上疏指陈新法弊害，并问神宗是否见过奏疏，神宗表示已见到。司马光遂谓其言不蒙采用而不去，诚为有罪，自请罢官。一时气氛颇僵，神宗只好打圆场，谓：“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经筵进讲，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其于君主之德行学识及对政事的认识，自有莫大裨益。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 $$明代太子教育方式亦行与君主相似之讲读制。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定东宫出阁讲学仪。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仅侍读讲官入值。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熟练。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一如帝王经筵讲学，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定制之时，对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年龄，并无明文规定。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大学士张居正以皇太子年已八岁，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请出阁讲学。穆宗不允，必待皇太子十岁才令讲学。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首《枫桥夜泊》千古绝唱。斗转星移,或许当年诗人眼中的“景色”如今余下的只是一个个“景点”。然而,景虽异,情未迁,一弯枫桥、一座古刹,徜徉其间,今天的人们仍能被诗中那百转纠结、无法化解的愁绪所感染,为之潸然泪下。 这便是文化传统的力量。 在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中,中华文明被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传递着、解释着、渲染着、深化着,乃至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其间,书籍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言:“书籍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没有书籍,历史是沉寂的,文学是无言的,科学是残缺的。思想和思考都将停顿。” 目前,全国现存古籍约三千万册,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独一无二的财富,它令我们无愧于文明古国的桂冠。然而,我们对此又了解多少呢?5月26日至6月25日,218件国图珍藏以及全国十几家图书馆的部分古籍珍品将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免费向观众展出。这项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名为“文明的守望”的展览,将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珍品和保护成果展示。 品书卷翰墨与古人携游 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库。微微泛黄的卷轴徐徐展开。卷子上的部分印章仅余一半,说明这是一部残卷;文中每句结尾均以“云云”两字一笔带过,可见这是一部写作提纲;虽然书写工整,然而涂抹勾画的痕迹历历在目,表明这是一份草稿。卷轴的外侧,赫然是题写于清乾隆年间的几个小字: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 虽然只有33.8厘米宽、130厘米长,但这29行、寥寥465字的宋代司马光手书,堪称稀世珍宝。 “这部手稿记下的提纲,其内容相当于现在《资治通鉴》通行本的第九十二卷。”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陈红彦解释道,她指着卷中几行像是被司马光本人勾掉的文字:“这里涂抹掉的,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致司马光长兄司马旦的一封书札。在文尾,还有司马光的一封‘谢人惠物状’。三样文本同时出现在一张纸上,这被历代收藏者称为‘三绝’。” 凝神卷轴上的文字,数百年光阴弹指一挥间,那墨迹仿佛还散发着幽香。然而,这部司马光手书究竟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还是八卷本《通志》的草稿?“三绝”出现在同一张纸上,究竟是由于当时纸张比较珍贵,司马光将兄长的书札“废物利用”?还是为了抓住突如其来的灵感,作者临时将它记录在这张碰巧就在手边的纸上?或许,还另有原因?一系列疑问,引发了后人无穷想象。一切都是推测,真相早已尘封在历史发生的那一瞬间,永远不得而知。 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宝,读者一般只能通过复制品或胶片欣赏,几乎不可能看到真迹。但在未来的一个月里,读者将和记者一样,有幸将“几乎不可能”的梦想变做现实:这次展出不仅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四大专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亮相,甲骨“四方风”、司马光手稿、宋拓本《神策军碑》等久负盛名的国宝也将一并展出。 “千年一面”,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用这四个字形容此次展览的难得,“所有国图展品均是从国家图书馆240万件古籍特藏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六成以上是一级珍品,61件秘藏是首度公开展示。”对公众而言,如此众多的国之瑰宝集中展示,用“千载难逢”来形容并不夸张,足以令人心头一震。 观方寸钤章体惜书之心 藏书印,是传世古籍的一道风景,它们或记录了收藏主人展读时的欣喜,或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一部元代书院刻《梦溪笔谈》中,记者看到一方刻有“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的印章。虽然记者并不知道其中的故事,但“携书避难”几个字,便足以令每一位读书人心有戚戚。 而在另一部元刻本《稼轩词集》上,一方绿色小章“书魔”别具一格。这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印章。黄氏一生,惟嗜收藏、校勘及刊刻图书,以“书魔”自称。相传,其父丧期间,家中失火,黄丕烈冒死匍匐于父亲的灵柩之上。大火被扑灭后,其家中藏书无恙,人们都说,这是他孝心感天的结果。读书在于修身明理,这个故事,寄予了人们对读书人的由衷赞许。 “一般来说,藏书章是从下往上依次盖的。与官府收藏印章不同,私家藏书章都不会很大,藏家是用印章记录图书的流传过程,而不是为了张扬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是珍品,其上的藏书章往往越小,越是盖在最不起眼、最不伤书的地方”,陈红彦说。 藏书,是为着保护,并不意味着独享。此次展出的古籍中,有的是皇家珍藏,也有的是私人藏书家历尽千辛万苦搜求而来最终捐献国家的。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也多次花重金购回了大批珍贵古籍。这些藏品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古籍保护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目前,全国公藏古籍约有三千万册,但这只是一个约数,具体的‘家底’还没有完全摸清。它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们的保存条件如何?很多我们还不知道”,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这次,国家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古籍展,让人们感受祖国璀璨文化的同时,也希望唤起各级政府、各收藏机构乃至全民对古籍保护的意识,支持和参与这项事业”。 施回春妙手看化身千万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这部22877卷、11095册的巨著,其正本的神秘“失踪”,几百年来始终是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一个谜团。其惟一一部副本几经离乱、战火,也散失殆尽。包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221册在内,目前全世界仅存400余册。1983年,在山东掖县偶然发现的一册,最具传奇色彩:当时,这册《永乐大典》“天头地脚”的空白已经被收藏这部书的农家老人裁去作鞋样、卷纸烟,而敬字惜纸的传统,却让老人将其文字部分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册《永乐大典》经过修复人员的妙手回春,如今已基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如果古籍保护不当,中国文化将面临‘断脉’的危险。古籍保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种是原生性保护,把这些珍贵典籍的原书加以修复、妥善保存;另一种是再生性保护,通过复制,将它们化身千万,便于学界研究使用,使中华文化不仅传承,而且能弘扬光大。”詹福瑞馆长说。 据悉,继2002年我国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利用现代出版印刷技术,对善本古籍进行复制“再造”之后,今年,“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也将实施,这项保护计划首期规划为十年,预期完成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品种、数量及保存保护状况普查,修复一批破损严重的珍贵文献,分层次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修复人才,建设国家级文献修复保护中心,改造全国公共图书馆书库现有的古籍保存条件,对文献保护实施标准化建设。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品读古籍一卷,如同与先哲共赏一轮春江花月,从中体味中华文明的绵邈博大,感受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印 刷术广泛使用，统治者又重 视文化，提倡文学，注重以史 资政，这无疑推动了宋代史 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史学 历经千余年发展，至此终于 达到它的高峰，《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就是宋代 史学划时代的丰碑。$$ 《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 县）涑水乡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四朝。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 马光因政见不同，受到排斥，居闲职 15年，专事《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 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宰 相后辞世。$$ 在多年担任皇帝侍讲的过程中， 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 综，况于人主”，故而先后撰成简述历 代兴亡教训的编年体史书《历年图》、 《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于 治平四年（1066年），命司马光设书局 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听 其讲授以后，赞扬该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在刘 恕、刘■、范祖禹三位学者的协助下， 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 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 1362年史事，共 294卷的编年体通史 巨著。$$ 司马光组织《通鉴》写作有一套严 密的编撰程序。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 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 题，据标题排列有关史料。第二步做长 编，由分修者对丛目的史料进行整理 考订后，撰写出初稿。第三步由司马光 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 熔铸润色，写成定稿。同时，司马光还 编出《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通 鉴目录》等简本，以供一般人选择阅 读。又编成《通鉴考异》，收录对《通鉴》 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 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 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 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究其特 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千余年 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 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 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 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 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 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 书材料零散不相联贯的弊病，开辟了 编年史体的新纪元。它使读者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 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记史信 实。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 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 的书现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 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 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 支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多详 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 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 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 书。$$ 三、书中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 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并“发挥精 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 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 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 的记录。书中大量揭露历代 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以 为劝戒。并且以“臣光曰”的 形式，从北来的现实政治出 发，有针对性地对史事发表 评说，阐述经验教训，希望实现清明政 治。$$ 四、《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 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 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 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 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 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 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 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 脍炙人口。$$ 《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 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 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 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 体和纲目史体。因此，可以说《通鉴》 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

本报太原9月14日电（记者杨 荣）本来是要弘扬三晋历史文化名人 的辉煌成就，却因文字说明和篆刻错 误百出而被有识之士说是制造了一堆 “文化垃圾”。太原有关部门建造鼓楼 广场“三晋文哲壁”时的沉痛教训，引 起广大市民的深沉思考。$$ 建设鼓楼广场是太原市有关部门 今年为市民办的一件大好事。为增加 广场的文化氛围，广场南端建造了“三 晋文哲壁”，壁上雕刻了司马光、元好 问、罗贯中等9位山西历史文化名人 的全身像，旁边又篆刻了这些历史文 化名人生平和成就的文字说明。不幸 的是，9位历史文化名人中，有8人的 名字被刻错或刻得不规范。如将“班 婕妤”刻为“班捷妤”等。历史文化名 人的介绍中，有不少人的介绍词莫名 其妙，如称裴秀为“世界级文化名人”； 元好问为“金代唯一优秀的诗人”；罗 贯中著有《钱塘五代史演义》（应为《残 唐五代演义》等。文字书写不规范者 更是随处可见，如在司马光的说明中， “资”的繁体字中的“贝”字中少了一横 等。特别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一个大 众文化广场，壁上的文字说明全用篆 体书写，不要说普通市民，就是大学毕 业生中，也有许多人看不懂。更令人 脸红心跳的是，在该广场草坪中心的 一块巨石上，《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 水》的石刻下竟刻着“罗贯中”的名字， 好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头引用了 明代大学士杨慎的词就将该词说成是 自己的。$$ 对三晋文哲壁错误和不足，太原 的有识之士感到十分遗憾。著名书法家田树苌说，当初建壁时，如果 能请一些文史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把把关，这些错误和疏漏是一定 可以避免的！他认为，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产品，生产时，一定要本 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到尽善尽美！

发生在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 使得梁朝“都下户口，百无一二”，造成 “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 陇焉”的悲惨局面，梁武帝本人也在幽 禁中郁郁死去，梁朝很快走向灭亡。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认为，侯景之乱的 发生是因为梁武帝晚年“迷信佛教，政 务松弛”。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与梁武帝 的贪婪、失信和用人失误密切相关。$$ 侯景早年为北魏重臣尔朱荣的部 下，后来投靠高欢。高欢死后，他以河 南十三州之地投降西魏。西魏丞相宇 文泰知道侯景机诈多变，所以在接受 侯景的投降时，采取了“受降如临敌” 的谨慎态度，分派大军接管了侯景十 三州中的七州十三镇。由于得不到西 魏的信任，同时又受到东魏的攻打，生 性反复无常的侯景就想投靠梁朝。梁 朝尚书仆射谢举等人坚决反对接纳侯 景，但梁武帝贪得十三州之地，不听劝 告，决定接纳侯景，由此埋下了祸根。 为得十三州之地，梁武帝派侄儿萧渊 明率兵5万前去接应，但被东魏打败， 萧渊明及梁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侯 景仅率步骑800人投奔梁朝。梁武帝 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还丧失了侄儿和 军队，这买卖当然是蚀本了，可梁武帝 还封侯景为南豫州刺史，赐给青布万 段，兵仗若干，这就让穷途末路的侯景得到喘息的机会。$$ 随后，当东魏主动与梁朝议和时，梁武帝又割舍不断亲情，决定 以侯景换回他的侄儿。这种不仁不义的失信行为把反复无常的侯景 逼上了铤而走险的绝路。当时，侯景非常害怕梁朝与东魏议和，坚决 反对。按照《南史·贼臣传》记载，侯景派人假冒东魏使者向梁朝提 出以侯景换萧渊明，试探梁武帝的态度。梁武帝不知是计，告诉来 人：“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侯景得信，遂萌反心。 由此可见，梁武帝的出尔反尔是侯景叛乱的直接原因。最可悲的是， 梁武帝对侯景一点也没有设防，还上了侯景设置的圈套。$$ 侯景之乱得以发生还与梁武帝的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萧正德 本是梁武帝的侄儿，早年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品德很不好。在过继 给梁武帝后，萧正德本以为自己将来会作皇帝，谁知梁武帝有了儿 子，就把萧正德还给他的亲父。萧正德怀恨在心，投奔北魏，因不得 志才又回来。在侯景叛乱时，梁武帝居然让这样一个叛臣赋予承担 保卫首都的重任。结果，当侯景许诺事成之后让萧正德当皇帝时，萧 正德就与侯景勾结起来，用大船把侯景的叛军接过长江和秦淮河，一 下就包围了皇宫──台城。这就难怪有人要痛惜梁武帝“奸佞居前而 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 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但梁武帝 本人至死似乎都未觉悟，临死前还叹息 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真 是糊涂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