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八大家，北宋就 占了六家，其中老苏（洵）家就 占了三位。哪三位，老苏和他 的两个儿子苏武、苏辙。由于 东坡名气太大，以致苏洵、苏 辙的文章提得人就少了。其实 这老苏还真是一个非常了得 的人物。$$ 北宋亡于金，靖康（1126 年）之变，当金兵掳掠了徽钦 二帝，席卷了无数中原的金银 细软、奇珍异宝迤逦北去的时 候，谁能想到，其实真正的败 因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形成 了。$$ 北宋出了不少有才华有 抱负的人物，如范仲淹、欧阳 修、韩琦、富弼、司马光等等。 虽然这些人的努力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北宋的大势，但至 少还是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 用，使得北宋在咄咄逼人的强 敌面前，还能够以中原经济的 富足，文化的发达立得住脚。 但是后来，社会状况一下子就 陷于混乱了。$$ 事情的起因来自于王安 石变法。王安石为什么要变 法，当然是要革除社会弊端。 但不知为何，新法施行之后， 却得不到广泛的响应。尤其是 一些元老重臣，不但不支持， 反以激烈的言辞 痛陈新法根本不 可行。$$ 两派势力势 成骑虎，结果是， 王安石虽说排除 了一切阻力大力 推行他的新法，但毕竟雄心受 挫。而且，实事求是的讲，这些 新法，例如“青苗法”、“均输 法”、“将兵法”、“农田水利法” 等等，也确实存在很多毛病。 例如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的 时候，突然发现监狱里的犯人 一下子增多了。他挺奇怪，一 了解，才知这些犯人原本也是 良民，由于触犯了新法，就被 投进监狱里来了。其实并没犯 什么大错。如果新法稍加修改 一些，执法者再多一些仁厚之 心，情况就会好得多。杭州还 是富庶之邦，那些经济状况差 得多的地区，情况岂不是更糟 糕吗。苏东坡不禁感叹，上面 制定的“法则”偏了那么一分， 下面的混乱状况不知要厉害 多少倍。$$ 但是他的这些话还是不 能说出来，因为王安石有个毛 病，听不得别人劝阻，可能不 劝还好点，越劝越变本加厉 了，要不怎么人称“拗相公” 呢。司马光在写给皇上的一封 信里就说“安石以为贤则贤， 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 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 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 慝。”所以苏东坡只能写点文 字排遣苦闷──“除日当早 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 念此系中囚。”这分明是替这 些老百姓喊冤了。$$ 自王安石变法起，朝廷士 大夫互相之间争斗得更厉害 了。好像变法只是个“由头”， 也可以说成了一种借口。如果 当权者是倾向变法一派，那么 “保守派”就倒霉了，贬官的贬 官，发配的发配。如果“保守 派”占了上风，倒霉的与得意 的马上又互换了位置。从此之 后，北宋无宁日，争来斗去，连 最开始争的是什么都忘了，还 在那里叨扰不休呢。$$ 很多事儿是说不清的，本 来王安石并没怀有什么恶意， 但结果却走向了反面；本来那 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也都是为 了朝廷好，却不料，也掉进了 党争的怪圈，而且任谁也摆脱 不掉了。$$ 处于这种纷繁的状态，苏 东坡越发怀念他的父亲苏洵 了。不为别的，只因为苏洵的 眼光远在他们之上。这个“他 们”，不仅包括了他和弟弟苏 辙，也包括了北宋的不少名 臣，如欧阳修、富弼、韩琦等 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 苏写有一篇《辨奸论》，矛头直 接指向王安石。要知道，这时 候王安石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官吏，只不过有一些文名罢 了。很多人都觉得王安石是个 挺不错的官，挺有才 干的，仅此而已。可老 苏偏偏“小题大作”， 先是引经据典，从历 史上找根据，比如晋 代的山涛见了王衍就 说：“误天下苍生者， 必此人也。”唐时的郭汾见到 卢杞也推测说：“此人得志，吾 子孙无遗类矣。”然后再从日 常的一些小事上加以论证，他 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 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臣虏立农，食犬彘之食，囚 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 也哉。”最后推出结论：“凡事 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 慝。”$$ 仔细推敲起来，老苏的这 篇议论情感多于理智。历史上 固然有不少带着“相”的小人， 但是王安石真是这一类人吗？ 好像不好类比。至于说到日常 的生活做派，各人有各人的习 惯。$$ 说起来这王安石还真就 是这么一个人，穿什么，吃什 么，全都无所谓。有人还做了 个试验，就餐之前，在他的面 前摆了一种极一般的菜，别 人的面前，却是好酒好菜。后 来发现，王安石吃光了眼面前 的菜之后，就停下筷子，不吃 了。大家都觉着奇怪，怎么这 人是这样的呢？可再怎么奇 怪，他也根本不去理会。$$ 不过好多事就是这么怪， 我们只可理解为老苏的一通 议论完全是一种直感，也可能 他隐约意识到王安石的后面 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一 时也说不清楚，他只是把他的 怀疑，他的担心表达出来，以 此引起大家的注意。有没有人 相信，那就是别人的事了。$$ 老苏在苏轼苏辙二兄弟 金榜题名，又都分别有了些为 官的经历之后，溘然逝去，时 间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而王安石变法是从神宗 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也就 是说，世道再怎么变幻，他都 不知道了。

王安石与司马光，均为我国历史上 伟大人物，他们各以其辉煌的文学、史学 贡献而彪炳后世。两人的道德品质均无 懈可击。他们年龄相仿（王安石1021- 1086；司马光1019—1086），面对的是同 一个北宋社会形势，两人又有幸相继成 为宋朝的宰相，有条件施展自己的理想 和抱负。但两人的政治经济观点却截然 相反。王安石认为应该改变的，正是司马 光极力维护的；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正是 司马光拼命抵制的。具体表现集中于对 待“熙宁变法”的态度上。$$ 王安石在两次罢相之后退居江宁， 仍然对元丰年间社会稳定、百姓康阜的 的局面作诗歌颂；司马光一旦执掌大 权，便在短短几个月中“尽废新法”。而 他在废尽新法之后便继王安石之死也 溘然长逝，留给后世争讼不已的是非评 说。$$ 司马光废尽新法，仓促之间恢复的 只是旧制。旧制又如何呢？仁宗 （1022—1063年在位）时期，豪强地主 兼并土地采取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纵容 态度，天下田畴一半以上为其占有。由 于被兼并而丧失土地的农民日益增多， 他们流离异乡，转死沟壑，农民武装斗 争此伏彼起。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与此 同时，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 深。究其原因，一则因为耗费太大，二则 因为天下一半以上的田畴被大官僚大 地主大商人霸占，而他们逃避赋税，将 负担分摊到中小地主和小有土地的农 民身上。当时军费占用全部赋税的十分 之八，却不能有效地抵御辽和西夏的侵 犯，每年还要付出近八十万匹、两的“岁 币”。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不堪其负，只 好流亡他乡，导致北宋王朝赋税征收的 更趋减少。老路不通，走新路又如何？为 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仁宗 庆历年间由范仲俺领导推行“庆历新 政”，其重点也只是改革吏治，整顿政权 机构，并没有正面触及抑制兼并，整理 国家赋税的大问题。即使如此，也遭到 贵族倌僚的反对，只一年左右，就中途 夭折。$$ 英宗在位三年而死，子赵顼继位， 是为神宗。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六七集 中于豪强地主之手，且不纳田赋（《文 献通考》卷四《田赋考》）朝廷财政每年 亏空达一千五百多万贯，财政处于危急 状况。整顿财政已是燃眉之急。神宗起 用王安石主持这项工作。王安石先后组 织制订并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募役法”、“方田场赋 法”等，展开了一场比范仲俺“庆历新 政”更为彻底的变法运动。这次运动以 理财为先，以富国强兵为旨归，被后人 称作“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方会先 急”，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所以在他 的各项经济改革中，重点就首先放在减 轻农民的疾苦上。仅“农田水利法”的 实施，“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 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有奇。”（《宋史纪史本末》卷三。）而延续 了十六年之久（包括元丰年间）的变法 运动，仅从财政经济的角度看，通过发 展农村经济，收夺豪商富人之利，北宋 财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由于生产的 发展，加上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加强，市 场趋于稳定，物价下降，米一斗只五十 文至八十文，麦一斗三四十文，酒一斗 百文。年丰物贱，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 应当说，以理财为中心的王安石变法是 真正收到实效的。$$ 司马光的理财观点是什么呢？早在 熙宁元年八月，王安石尚未着手进行变 法之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有过一次公开 的争论。起因是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 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 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当时司 马光、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 为，救灾节用，应白贵官、近臣始，“宜 听两府辞赏为便”，即免去例行之赏赐。 王安石却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 赉无几，而惜之不与，未足富国，徒伤大 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 也。”司马光反驳道：“国家自真庙（真 宗）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 急务也？”王安石说：“国用不足者，以 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 财者，不过头会箕敛（按人头计数征 税，用畚箕取所征谷物，譬喻赋税繁 苛）耳。”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 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 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以上史实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 三○）。$$ 司马光所说：“设法夺民”的“民”， 指的是哪些人呢？联系北宋的社会实际 和王安石变法中的作为，可知正是那些 占据了天下十分之六七的农田（往往 是良田、上等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 大官僚大商人。王安石的理财方针主要 放在“开源”上，一手向天地要财富，一 手向豪强地主夺财富，这就难怪司马光 处处要与王安石为敌了。“熙宁变法” 中，新法一出，司马光辄起而反对，成为 名副其实的旧党领袖。一俟真正掌握了 国家大权，司马光就迫不急待地在短短 几个月中将新法尽行废止。$$ “熙宁变法”期间北宋王朝中变法 与反变法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反映了封 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利益冲突。而当 时双方都是以江山社稷忠君爱国为口 号的。反对变法的人群中，恰又多是以 前支持过范仲俺“庆历新政”的激进人 物、三朝老臣，司马光以其道德文章成 为他们的领袖。在那个时代，王安石也 许没有意识到推动生产、扩大内需可以 “拉动”、“带动”或“刺激”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意义，但他的理财方针无疑是 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财政困难， 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 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 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 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 决任何问题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 题和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