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流萤先生所著的《塔影河声》 一书，虽说是兰州碑林纪事，却是一 部亲切朴素的散文，文笔明朗，内容 丰富，评价精当，议论风生。充满着对 书法艺术的激情和对书法艺术家的 尊崇。使人颇多启悟，增加了许多知 识，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 值的好书。$$ 流萤先生评论书法的标准是先 重人品，次及书品。这同大画家李苦 禅所说的“必先有人格，而后才有画 格”何其相同乃尔！这也是我国历代 评论任何艺术形式的传统观念。过去 有人评价颜真卿书法，庄重雄浑，严 厉正大，有忠臣烈士之风。细细瞻仰， 果不谬也！$$ 《塔影河声》中，列举的古今名家 的珍品美不胜收。《兰州碑林纪事》是 兰州碑林更详尽更具体的阐释。从中 我们能感受到流萤先生搜求之精，鉴 赏之高雅，颇有见人之未见，识人之未 识之感。一项事业的成功，尽管有坚强 的后盾和各方精英的相助，但从根本 上说，它总是展现了主持人的总体水 平。我想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中所述的 群贤毕至，绝对都是贤，而无俗。又如 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虽然有宋 神宗的支持，然而司马光的历史目光 和他的铁门槛，谁也越不过去。精神产 品的汇集，若无精神境界高尚的社会 贤达主持，要想成功，只能是一句空 话。流萤先生主持创建的兰州碑林，具 体地体现了流萤先生的精神境界和审 美水平。$$ 兰州碑林的书法精品如繁星耀空， 展示了书法艺术崇高的品位和书法艺 术家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显示了甘肃古 今名家辉煌的艺术成就。这不仅是书法 艺术的示范，而且也提高了甘肃人民对 甘肃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建设 甘肃文化大省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鼓 舞和促进作用。$$ 《塔影河声》所记述的名家精品，早 有共识和定论，无须赘言。我只想以一 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谈几幅非常引人注 目的作品。$$ 左宗棠的字在甘肃并不少见，然而 他的楷书，我却是第一次在《塔影河声》 中看到。不知流萤先生怎么独具慧眼，选 辑了左氏的这么一幅正楷对联：“一抔荒 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凝重端肃， 苍劲美观，既有高雅的文士气质，又有大 将的刚正风骨，使人望之，顿生崇敬。$$ 又如朱克敏向以隶书名世，可是流 萤先生却如何选得了一幅他的行楷： “郭右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 门、虎卧凤阁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 赏。”那种浑厚洒脱、庄重优美的神采， 不由得使人也以“观者无不咨嗟叹赏” 一词而献上崇敬之意和赞美之情。$$ 又如会宁大书法家刘翰华所书的 正楷条幅：“元和中，白居易出守杭州， 入山礼谒释道林，问：‘如何是佛法大 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 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师曰：‘三岁 孩子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字体清 秀绝伦，俊美无比，使人叹为神品。可以 说，刘翰华的书法，集中地体现了会宁 的人文气质和神秀传统。也许因为他只 是一个拔贡，在那个讲究功名品级的封 建社会里，他被埋没了，没有获得他应 有的历史地位。流萤先生将刘翰华的书 法精品镌刻于兰州碑林，彰显于世，对 后人将是莫大的启示和鼓励。$$ 事在人为，不只是钱的问题。尤其 是文化事业，若无卓识远见和鞠躬尽 瘁的精神，钱再多，也是白搭。当年刘 尔■整饬五泉山，凭的不就是这种精 神吗？兰州碑林是甘肃文化建设的一 项突出标志，它将激励有志之士，更 加献身于此，创建更宏伟的勋业。流 萤先生在离休之后，以七十高龄奔走 呼号，细搜精研，含辛茹苦，卒成大 业，获得了第二生命，堪为老干部贡 献余热之表率。

《资治通鉴》是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提高统治本领、丰富治国经验的金科玉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闪烁着夺目光彩。它与号称“正史”的《史记》、《左传》、《四库全书》并相辉映，记述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说起《资治通鉴》，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要作者是司马光，但《资治通鉴》集体创作的另一重量级编修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和川县令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 今江西 人，刘恕天资聪颖，18岁就以博学多识在皇佑元年以第一名（也就是人们统称的状元）中进士，据《中国通史》、《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和《岳阳县志》载，宋英宗治平年间任和川 今山西安泽县和川镇 县令。刘恕博闻强记，对于史学十分精通，除写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私纪杂说，无所不览。黄庭坚对刘恕赞誉至极，说：“刘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与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3《刘道原墓志铭》 ，说：“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群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时日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 《张右史文集》卷49《冰五堂记》 ，刘恕对历史知识的娴熟，即使是当时“号通史学，贯通古今”的司马光、欧阳修“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司马光对刘恕爱慕敬服，在其《传家集》中记道：“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对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十分精到。司马光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在洛阳时一同游万安山，道旁有一石碑，据碑文载乃是五代时一将领，此人并不是出名人物，常人不注意，刘恕却能详说此人生平事迹，司马光回来后，取史书查验，果然不差。由此可见，刘恕在当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史学专家。$$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受命在秘阁设立书局，并让自选馆阁英才助修史书，此时，司马光首先上书举荐刘恕：“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刘恕被选入局后，一面料理和川县政务，一面协助司马光编修史书，司马光每遇“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对刘恕的才识和能力，司马光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在确定《通鉴》的体裁、立意、章节等史书编修的重大问题上，司马光均与刘恕讨论后才制定，刘恕在整个史书的编修中实际上担任着副手的重要职责，对《通鉴》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深有感触地说：“光之得道原，尤瞽师之得相也”。刘恕在书局中不但承担着统揽全局的具体事务，而且亲自撰修部分内容。关于刘恕负责了哪个部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一说是专修五代部分，还有的说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不论哪种说法，都明证了刘恕参与了《通鉴》的具体编纂工作。《通鉴》的编修历经19个春秋，在撰修过程中，书局不断将已修好的部分呈上御览，宋神宗阅后，深为史书内容之丰富，叙事之平实，文笔之畅达，启智开思之功用所撼动，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为彰扬刘恕对《通鉴》编修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光特上书为刘恕请功：“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竟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间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先以为功力最多”，对刘恕赞誉有加，功推第一。$$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刘恕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今人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刘恕不满20岁到尧都根祖文化之域，孕育了传大先哲荀子之地任和川县令，他就不能不受积淀厚重的尧文化和荀子文化的熏陶和在史学潜能上产生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也不可能不对人类文化的根祖尧和旷世大儒荀子万分敬仰，推崇至极。《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疑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只录“荀 荀子 语，何不见其传略？”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记》没有记至荀子时代，若不是司马光《通鉴》的断限年代已囊括了荀子时期，刘恕一定会将荀子大书特书一番，那样，荀子生地在安泽也就有了定论，后人也就不再会有张冠李戴的歧议了。刘恕是宋朝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便在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中以“引经据典、见解独到”的出众才华惊服考官，被选为第一；出仕后，又被英宗、神宗赏识，行走于上层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么一位在当世极负盛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又何以能够到和川这样一个山区县充任县令呢？$$和川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晋南的腹地，在距史料准确记载的唐叔虞休养生息的唐城和叔虞屯兵蓄锐的唐王寨都不到30华里。可想而知，这里的开发历史较早，至大宋朝，当时的和川已无疑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地方。从地理方位上看，和川居于古上党关脚下，东扼上党，西控平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朝历代不能不把它视为居安思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经营重地。这样看来，朝廷把刘恕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政治抱负的人委任以和川县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和川县令”官小位重。$$宋时的和川县，虽说是一“弹丸”之地，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片风云际会，群星闪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这里曾经诞生了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以及著明的“四代八杰”、“五夫三卿”的冀缺家族 后世学者称，在中华家族史上只有闻喜裴家可与冀家比美 。和川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刘恕任和川县令后，这里的陶唐文化滋养了他，建功立业的人文精神激励了他，使他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协助司马光完成了宏篇巨制《资治通鉴》。刘恕同尧文化与和川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正是他对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不记尧舜、不传荀子而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恕任和川县令时，尚不足20岁，他的黄金年华、人生的主要阶段是在和川度过的，他任县令11载，一面勤于政务，一面协修《通鉴》，他的理政修史精神确实值得永世传承。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有一段关于《隆中对》的精彩记述，一 千多年来一直作为史书中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学课本上的必修范文，这 一段是这样记载的：$$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 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 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 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 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 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 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 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 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 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 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 曰：‘善！’”$$ 这一段文字在《资治通鉴》六十五卷中也有雷同的记载，一望可知， 司马光是从《三国志》中摘抄来的，此事按下不提。也不提诸葛亮的思路 是否正确，战略是否可行，更不提这番话真实与否，单说说陈寿这段话是 从哪里听来的。$$ 按陈寿的记载，刘备向诸葛亮请教时，是“屏人”而后言的，那么这 番对白应当是出诸葛亮之口，入刘备之耳，不该有旁人听见。因此，传 出这篇对话的人只可能是刘备或诸葛亮。$$ 先说刘备。很讲究仁义的，善于收取人心，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 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陈寿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可见很 了不起。这样仁侠宽厚的人，早在若干年前就处心积虑地谋夺本家兄 弟刘璋的家产，即使真有此心，恐怕也不会宣之于口吧？得手之前，说 不得，说了则刘璋必有防备；得手之后，也不能说，说了败坏其政治形 象，反正已经得了实质性的好处，有些事烂在肚子里不是更好么？由 此，可以排除刘备泄密的可能性。$$ 那么，是诸葛亮透露出来的吗？先看看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人。陈老 夫子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 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 然。”刘备对他实有知遇之恩，提拔之德，这番恩德，说是天高地厚也 不过份。所以刘备临终前“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诸葛亮自己 也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说明诸葛亮自己是很领刘备的情的。据此 分析如下：刘备得西川前，诸葛亮没有透露过“隆中对”的细节，因为 刘璋及其部署都没有听说过；刘备去世前，诸葛亮也不会说，这为尊 者讳；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更没有写回忆录的理由，一是为死者讳，二 是刘备死无对证，诸葛亮的话只是一家之言，其真实性也很值得考究。$$ 说到此处，“隆中对”的当事二人都已排除，陈寿老先生是从哪里 听来的呢？流传甚广的“隆中对”原是不可考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