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讲到他撰写《太史 公书》（即后人所称《史记》）的宗旨时，这样写道：“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这里说的“究天人 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历史思想 的核心和他在史学上的报负；而广泛地搜集史料、考订 史实，探究历史上朝代、人事的成败兴衰的道理，则是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司马迁作史的宗旨，我们可以得 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当十分关注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 理”。是否可以认为，我们读史，应特别关注同民族、国 家、社会治乱盛衰有密切关系的事件、人物、思想、政策 等等。通观《史记》一书，上起黄帝、下讫汉武，上下三千 年，多少人和事，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揭示了社会生 活中“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法则（见《史记·平准 书》），而人们的生产、交换活动井然有序，那不过是符合 于“道”的“自然之验”罢了（见《史记·货殖列传》序）。司 马迁的卓识，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 《史记》给人们启迪最多、最深刻之处，是关于秦汉 之际的那一段历史：贫弱的秦国为什么强大起来，先后 灭亡其它六国，实现统一大业？统一后的秦国何以二世 而亡？势力强大的项羽为什么成了悲剧英雄？力量弱小 的刘邦凭借什么在楚汉战争中成了胜利者？汉初政治 家、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对汉初制定基本国策有何积 极意义？等等。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有关 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生动的记述和深刻的解释， 使人读后沉思不已。$$ 其后，唐太宗读史，意在“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 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堪 称古代大政治家读史的风范。他在做秦王、当太子、君 临天下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同虞世南、魏征等重 臣讨论历史问题，直到晚年一次御前会议上，自我总 结历史经验，皆事关治国安邦之理。所谓“贞观之治”， 留在历史上的不仅仅是盛世气象，还有那之所以成为 盛世的思想遗产。关于此，我们不妨一读唐代史家吴 兢所著的《贞观政要》。司马光同司马迁并称“两司 马”，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佳话。当然，司马光的史识比 不上司马迁，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见《进资治 通鉴表》），写入史书，还是得其大要的。《资治通鉴》问 世后，而有“《通鉴》学”的兴起，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写 出《读通鉴论》并对资、治、通、 鉴一一作出诠释，司马光的思 想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回顾中国改革史，战国时期在秦 国主持成功的变法运动的商鞅会首先 出现在我们面前。$$ 商鞅姓公孙，卫国贵族出身，又称卫鞅或公孙 鞅，曾在魏国从政，不能受到重用。商鞅听说秦孝公 有图强之志，下令求贤，于是来到秦国，说服秦孝公 变法。商鞅变法的主体内容是调整社会结构，使之适 应战国列强争雄的形势，又奖励耕战，重农抑末，使 国力迅速增强。$$ 秦国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由一个西方僻远 小国一跃而成为国富兵强，令东方人望而生畏的“虎 狼之秦”。后来终于一一翦灭列强，实现了统一。商鞅 和改革的反对派曾经有激烈的政治辩论。对方坚持 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说：“治世不一 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以此为思想基点的改革宣 言，记录在《商君书·更法》中。勇敢破除农耕民族传 统守旧意识的“不必法古”的思想原则，有推动社会 进步的意义，也有促进文化更新的意义，对于后世改 革有长久的积极影响。$$ 商鞅执政之初，在变法进行曲刚刚奏响时，曾经 插入了一组诙谐的音符。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徙木 赏金而立信的故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决策确定之后尚 未公布时，由于新法对于旧体制将形成强烈的冲击， 担心民心疑惑，于是在国都雍城中市的南门立三丈 之木，宣布有能够将此木搬到市北门的，给予十金的 奖赏。围观的百姓看到其事轻易而赏金厚重，心各疑 惑，没有人响应。商鞅又提高了赏格，宣布“能徙者予 五十金”。有一人徒之，果然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此 后，变法的政令正式颁布。$$ 新法推行之后不过一年，秦国民众到国都上访 申述新法不合理的，竟然数以千计。而太子也有违犯 新法的行为。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指出新 法难以推行，是因为社会高层有人带头违抗。因为太 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对他身边负 责保育的“傅”和负责教导的“师”予以惩治，“刑其傅 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黥，又称墨刑，是在脸上刺 字之后涂以墨。对太子师傅行刑的第二天，秦人都表 示赞同新法，变法得以顺利推行。新法行之十年，得 到秦民的倾心拥护，一时社会安定，国家富强，“道不 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 徙木立信这一看似游戏的政治表演，却在政治 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经有 诗句称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 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 鉴》中也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评论说，“夫‘信’者， 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 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若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 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 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 败。”他强调“信”是执政的根本准则，也是成功的重 要法宝。守信，则可以守国，失信，则难免失政。司马 光列举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的 实例，其中就包括“秦孝公不废徒木之赏”。 他又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 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 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他对于商鞅之政“刻 薄”“诈力”的性质待保留态度，但是对商鞅 “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则予以肯定。司马光 说，至于所谓“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当然应 当更为自觉地遵行“信”的准则。《资治通鉴》 作为一部向统治者提供政治斗争和政治管 理的历史经验的史学名著，同时又是一部传 统政治伦理与传统政治道德的教科书，其中 对于“信”的宣传，值得重视。司马光曾经上 疏宋神宗，论帝王“治国之要”有三：“曰‘选用官人’， 曰‘信赏’，曰‘必罚’。”他以为这是自己总结历代政 治得失的主要收获，自称“平生学力所得，尽在是矣” （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而“治国之要”三条中后两 条“信赏”和“必罚”，也都体现着“信”的政治原则。$$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文字， 是他在18岁时写的一篇作文，题曰《商鞅徙木立信 论》。毛泽东肯定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历史中“首屈 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而商鞅之法也是 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原”奠定基础的“良法”。然而却不 得不采用“徒木立信”这样的“非常”的政治手段，其背 景在于“吾国国民之愚”，在于因“民智黑暗”所导致的 对改革的疑忌。这实际上是一篇视角独异的有见地的 史论，其中也有比较深刻的文化分析。这篇文章得到阅 卷老师的赞赏，评定同学“传观”。通共571字的短文，数 处评语合计竟多达151字。其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 炬”，“积理宏富”，“笔力挺拔”等评价，说明阅卷人也是 特别看重青年毛泽东借商鞅事迹透视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的眼光的。$$ 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司马光也说：“非信 无以使民。”所谓 “驱民”、“使民”，体 现了专制制度下执 政阶层自以为可以 理所当然地驱驭民 众、使役民众的政 治心理。这种观念 当然是与现代民主 政治不相容的。然 而在民主制度下， 政治领导者和政治 管理者其实更应当 诚心奉行“信”的政 治道德准则。这也 是我们认为商鞅徙 木立信故事在今天 仍然有一定的文化 价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