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

真别以为黄金矿山都在山沟沟里。在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也有我们的黄金矿山。 广东省肇庆市，就有河台金矿。$$ 肇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骄人的山水。七星岩的秀逸，鼎湖山的幽雅，庆云寺的古 奥，端州城的清静舒适，秀甲岭南的湖光山色使这里从唐代就已辟为了旅游胜地。$$ 2000多年前，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以50万大军出兵南越，秦始皇在广西新安县 境内修筑了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以通过水路来运输军队物资。公元前221 年，号称蛮荒之地的岭南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秦设立郡县，因此地处于“关门户于西江， 扼咽喉于南海”、“位高而扼要”的高要峡（今羚羊峡）而设立高要县。隋开皇年，因高要 县内有端溪而改称端州。一直延续到宋，方改为肇庆。$$ 肇庆一名大有来头，暂按下不表。话说肇庆，有四件事应该提及：其一，这里是粤语 的发祥地。语言学家这样说，当时中原人说的是“雅语”，跟岭南土著民族的语言交流、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叫粤语。粤语从西江流域一直上到柳州，下到广 州、香港、澳门，都可以交流；其二，这里是16世纪文 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公 元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肇庆，他为当时 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中国以外的消息，翻译介绍西方的 科学著作以及新奇的西方科技；其三，这里是南明的 皇宫所在地。公元1644年，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 率清军入关，建立清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后，被推 翻的明朝政权向南撤退，万历皇帝的孙子桂王朱由榔 跑到了肇庆，之后在肇庆宣布登基，建立“永历”政权， 历史上称其为南明。南明在肇庆土地上坚持了13年， 朱由榔最后跑到缅甸，结果被吴三桂引渡到云南处 死。其四，也就说到“肇庆”一名的来历。话说宋哲宗赵 煦封其弟赵佶为端王，封邑便是端州。赵佶登位，是为 徽宗。先升端州为兴庆军，后升兴庆军为肇庆府。这位 徽宗皇帝还“亲洒宸翰”，用“瘦金体”御书“肇庆府”扁 额，悬挂城楼之上。肇，开端的意思，肇庆，则寓意着赵 佶对其封地的感激、眷恋之情。$$ 从肇庆走出了一位皇帝，而且是在中国历代300 多位皇帝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位。他的知名度之所以 高，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被金人俘获后，从河南开封 长途跋涉被押解到吉林偏脸城（今榆树县），在井下呆 了些日子，之后又走到黑龙江五国城（今依兰县），葬 身异域。二是他的风流才华。在印象中，宋徽宗以书画 见长，以玩乐立命。要说玩乐，宋徽宗真不含糊，喜欢 花石，便年年增加民间所贡花石，老百姓家有看上眼 的一石一木，直接闯入，用黄缎子一盖，就成了御用之 物。当时淮汴二河运送花石的船只首尾相接，络绎不 绝，人称“花石纲”。这是《水浒》中描写过的。为了玩鸟 儿，他还在京师开封建了个园子，称“寿山艮岳”，养的 禽鸟有数万只，并给养鸟儿人薛翁加官晋爵。谈到书 画，前些时辰以数千万高价拍卖的宋徽宗的《珍禽图》真让人开了眼。据说 宋徽宗书画水准绝对上乘，他的审美情趣也十分细致，逼真。一次他看画 师画孔雀，很不满意，大臣问他为什么，他说，“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而画 中抬的则是右脚。中国历史上把绘画纳入科举，就与这位“大爷”有关系。 当初南汉皇帝刘■手特巧，可用美珠结成一龙，头脚爪牙，无不具备，栩栩 如生。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看了刘■的手艺后，说：“■好工巧，习与性 成，若能移治国家，何至灭亡？”赵匡胤没想到，他的子孙居然应了他这句 话：倘若徽宗把书画水平拿来治国，北宋何至灭亡？看来，人不能轻易“说 嘴”。$$ 有一句歇后语，叫做：蛤蟆不长毛──天生那路种儿。赵佶压根就不是治国的料。 且不说当时迫害不同政见者，把司马光等120人打为“元祐奸党”，并亲自书写刻石立 “党人碑”于文德殿前；也不说他看画中天祚皇帝的面相决定是否伐辽。只说他“不许杀 狗”一事就足以知其人了。话说崇宁年间，左正言官范致虚向徽宗提建议说，陛下您生 肖属犬，因此人间不宜杀犬。徽宗居然准奏，颁诏明令禁止杀狗。就这么个混蛋东西，还 能治国？宋建立初期倒一度把老百姓作为衣食父母，宋太宗曾写下著名的《戒石铭》，赐 各郡县刻成碑文，以为警示，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而时间仅 仅过了140多年，北宋就败了家。原因嘛，史官说：“人主之大患，曰喜谀，曰好侈，曰渔 色，徽宗兼而有之。”皇帝不干正经事，焉能不完蛋！关键是你蹲井里冬暖夏凉，而庶民 百姓则要受苦了。看过一篇《唐末食人考》的小册子，说北宋末年“盗贼、官兵以致居民， 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 ‘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 堕，其死已重，又加之相食，呜呼痛哉！”这就是只图自己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封建帝 王统治的结果。如果说当初“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还会让老百姓有信心的话，那么，徽 宗一玩儿石，一玩儿鸟儿，老百姓也就看个洞穿。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 一看，……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 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极是。$$ 北宋有个怪现象，既是积贫积弱的年代，又是人才辈出的年代。北宋积贫积弱的原 因，主要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太严重了。当时的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有 的大臣上疏说：“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地盘依旧，而官却多了五倍。北宋 的兵虽多达百万，但却是“谓之兵不知战”，有的禁军让别人给拿被子，背粮食，骄惰无 用，射箭只在马前一二十步。至于冗费，《廿二史■记》中这样描述：“恩逮于百官者，惟 恐其不足；取财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损不足补有余，社会财富向富裕阶层迅速集 中，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再说人才辈出：北宋的精英甚多，常挂嘴边的，如：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晏殊、 文彦博、赵普、吕公著、苏轼、欧阳修、蔡襄、邵雍、二程、韩琦、吕蒙正、沈括、米芾、范祖 禹、富弼、宋祁、毕升……个顶个是经略之才，要搁现在，应属于泰斗院士般人物。“君 君、臣臣”的观念使他们毕生不遗余力地维护、巩固着老赵家的产业。虽殚精竭虑，可仍 挡不住“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宋代也讲究“人才战略”，但在 封建王权之下，什么“战略”也是“片儿汤”，因为帝王们要的是享受，而不是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需要人才，享受不需要人才，需要狗才。要不，怎么解释北宋出了王钦若、丁谓 这“五鬼”，又出了蔡京、童贯等“六贼”呢？徽宗当了20来年的皇帝，平心而论，他也玩 儿不转大宋江山了，为什么？底儿没打好。举一例：赵匡胤建国时，对贪赃枉法的官吏严 惩不贷，或处死，或刺配。但后来，一般不再处死贪官，神宗熙宁年后，对贪官开始赦免。 之后，到哲宗绍圣年，更出台了“三免法”：脏官不死、不黜、不杖。哲宗是徽宗的哥哥，老 兄连贪官的屁股都不打了，老弟又能如何？再如，宋代建立之初，以贡举考试为选拔人 才的制度。渐渐地，权贵、富豪子弟使用挟书、代笔以及考官泄题、贿赂考官等方法猎取 高第，被时人称为“买解”，而考官不阅卷，只凭记号录取则称为“卖解”。范仲淹就指责 当时：在京百司，钱谷浩瀚，权势子弟，长期占据。所以说，在“败絮其中”的封建制度下， 纵然你王安石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扯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