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天印，男，1955年生，山西省沁源县人。1987年出版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太原保卫战》，其后，在从事文学编辑职业之余，相继推出长篇报告文学《蓝光曲》、学术专著《四书五经经典故事》、《流血的政治与不流血的战争》等约100万字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与郭俊明等联手创作未来战争幻想小说丛书三部曲（《美利坚大崩溃》、《航空母舰北京号》、《远东虎在行动》）共100万字、长篇历史小说《郑成功》（三卷130万字），以及同名电视剧本。作者现为某文学期刊主编。$$金：最近几年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占据了文学作品的极大比重，打开电视机，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皇帝和太监扑面而来，王子和公主飘来飘去，这无疑构成一个令人沉思的“文化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对电视剧制作无孔不入的渗透、不难看出封建幽灵在舞台上下的复活，也许这有其特殊条件下的某种必然性，但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杜：最近，山西作家郭天印的长篇小说《大宋三杰》另辟蹊径，小说以“文化名人”为突破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宋三杰》的选材，无疑给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和更为深邃的文化空间。鼎鼎大名的北宋三大文化名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因同处一个时代，并因为“熙宁变法”而卷入错综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的争斗之中，他们同为朝臣，既为朋友，又为政敌，在这场剧烈的变革中，其命运沉浮、心灵震荡，给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金：《大宋三杰》的写作耗费了郭天印的不少心血，也集中反映了郭天印多年以来对宋史的研究心得，并以艺术的形式贯注其中，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早已隐没于不可探测的黑洞之中，成为永恒之谜，一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对历史的猜测、想象、虚构和重新创造，因此才会有对同一事件的众说纷纭。《大宋三杰》以“熙宁变法”为主要的描写目标，小说的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曲折起伏地展开，尤其是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在这一场变革中历经了巨大的人生震荡、痛苦的心灵碰撞，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也折射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革与保守的对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郭天印在《大宋三杰》中，对王安石独立特行的奇崛个性、一意孤行为变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给予充分地肯定，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的天平上，他无疑倾向了王安石，对苏轼和司马光，则主要描写他们突出的文化建树、高尚正直的人格魅力，对他们的政治活动则轻描淡写。这样，本书“为改革者立言”的主旨，便强劲地凸现出来。$$杜：“王安石变法”从今人的角度看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他这一套“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而司马光和苏轼所追求的“仁政”，无疑还带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市场”的成份。王安石诸多变革对中国知识者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心灵象征”的意义，他这种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是中国“士人”阶层最为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郭天印的倾向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觉得对司马光和苏轼的描绘缺乏深度，尤其是对苏轼的描绘太拘泥于男女私情，而对他命运的起浮沉落、他被谪贬后的心灵痛苦、他的博爱精神及豁达的人格，着墨不多。$$金：在《大宋三杰》里，郭天印好像更多着墨于苏轼那种风流潇洒、放纵旷达的性格侧面，却有点忽略了他那复杂的心灵世界。实际上，苏轼作为中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不可回避中国士人内心深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卷入政治斗争的风波之中后，精神上的剧烈搏斗就更为尖锐、更为惨烈、更无调和的余地。从苏轼的文章词赋中可以清楚地感到：儒学的“入世”、道家的“出世”，还有佛家的否定生命、弃绝欲望，都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的影响，有时又奇异地纠缠在一起、混杂在一起。我想，在苏轼风流潇洒的表相之下，肯定是一颗心灵的难以平息的骚动，以及焦虑，宿命感、绝望感、孤独感……郭天印笔下的苏轼，是简化了、也单一化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苏轼无疑显得单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作家的创作目标有关。$$杜：作为最为倾心的主人公王安石，郭天印是浓墨重彩，力排众多史家对王安石的非议，从他的智慧、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情感，以及悲剧的命运着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王安石，这是《大宋三杰》的亮点所在。作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道德评价，对王安石的用人失当、改革带来的“扰民、病民”等负面影响未予回应。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思想集中在一个清明吏治的基础之上，而吏治腐败历来是中国历史的顽疾，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命运是必然的。在这种从上到下的巨大的腐败环境中去责备改革的得失，或者贬抑某某人的人格，有失公允。$$金：或许，作家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就文学而言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能否获得一种“审美效果”。具体到历史小说，既然是小说，作家就有权表达对某个人物的特殊爱好及特殊憎恶；而众多史学家责备的“不真实”，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特权”。文学不能成为历史的教材，不能成为史实僵硬的、缺乏意义的堆积，郭天印小说《大宋三杰》相当突出的演义成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史实上，但早已经过了他的想象，他的重新塑造、重新阐释，从而构建出一个与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距离的“空间”。历史和历史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早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对于读者来说，他也不会天真到要从一本历史小说或者帝王戏里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研究历史，历史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对“真实”的历史的对抗、疏离、歪曲、裂变，把一个所谓历史中早已死去的死人写成一个比活人还栩栩如生的活人，才是作家不可多得的才能，也肯定是郭天印的理想。$$杜：《大宋三杰》所描写的历史背景还是尊重了“正史”的记载，比如北宋的孱弱、辽和西夏的威胁，还有屈辱的条约，这都是“熙宁变法”最直接的背景；同时，小说对北宋民风民情、都城开封的繁华、各种人的生活形态，以及稗官野史中的传说，均有涉猎，这些都增加了小说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让读者徘徊在小说“思考”和“娱乐”相互交织的画卷中，张弛有序，回味无穷；作家虚构的艺妓“梅雨”和“梅红”，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串接起来，使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凑。$$《大宋三杰》无疑倾注了作家多年的心血，但对于这样三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这本小说展示的只不过是他们丰富而博大的灵魂世界的一个侧面，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今人再回想王安石的变法，无疑会更深地体验到王安石变法过程的艰难曲折，体验到人类在变革过程中灵魂的痛苦裂变与价值颠覆后的迷惘。$$名家眼里的《大宋三杰》$$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的引人与否，在于故事的精彩程度。我说《大宋三杰》之所以好看，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令人一旦拿起便割舍不下的故事情节，尤其是苏轼与名妓梅红、苏轼与歌女朝云；苏辙与名妓梅雨，王雾、韩彪与梅雨，还有王霈与杨人龙，以及僧人佛印与妓女操琴这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情爱关系，更使作品所展示的政治人物有血有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宋三杰》的出版，既是作家自己的成果，也是山西文学界的又一可喜收获。$$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宋三杰》所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1000年前中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政治文明与道德准绳。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彼此之间既是政治上实力相当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相互敬重的友人，更是生活中交往甚密的至交。这种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似乎玄妙的关系，其实正是“三杰”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是儒家政治的理想精神世界。$$葛红兵（文艺理信论家、上海大学教授）：$$成功的人物群像塑造，是《大宋三杰》突出的成就之一。“三杰”之外，文彦博四朝三相，长青不老；韩琦难辨忠奸，党朋云集；而欧阳修翩翩风度，道骨仙风；还有一个杨人龙，以杨家将传人的面貌出现，忠肝义胆，侠骨柔肠。这一个个，无疑都是各具特色且自成一家的崭新形象。而在这60万字的作品中，林林总总上上下下多达上百个人物的形象描写也足见作者的功力。$$黄献国（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毫无疑问，《大宋三杰》是我这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属于难得一见的“上乘”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把握，正如同他所擅长的军事小说一样，行兵布阵，行止有序，开启闭合，谋算得当，在天印兄的笔下，写小说似乎就是在指挥一场战役，一旦展开，便不容喘息，无怪乎洋洋60万言读来却有一气呵成之快感。宋学武（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终于看到一部不写“辩子”的历史小说，终于看到在一部小说中正面展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繁荣和最值得研究的那一段。这部不写“辩子”的小说便是《大宋三杰》，而这段历史便是该书所描写的以王安石变法为背景的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千万不要忘记，正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宋词”坚强的基石。而在这个年代，中国人的政治文明肯定独步全球。$$周宗奇（著名作家）：$$干炼的文字，精妙的对话，在文言与白话间穿梭自如，于历史和现实间巧妙铺排，《大宋三杰》在用白话写作的同时，却能基本体现出1000多年前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人文风、历史背景，殊难得也！而书中多达60余首古诗词以及奇联妙对点缀其间，更有点睛之妙，也使得作品蕴含了更多的文化气息、刻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一部小说，对郭天印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王安石变法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变法者的结局差不多，王安石要比商鞅幸运一点，没有那么惨。但是变法的结果却不一样，商鞅变法把秦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王安石变法却没有把宋推向强盛，没能改变大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趋势；但，因变法而起的政治斗争却比秦时 更加复杂。$$单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部大书，搅入其中的不仅有老臣、皇帝，还有太后，激进与保守、变革与守旧，斗争既激烈又温和，虽不见得刀光血影，但也有你死我活的决绝与意志。何况，不论是哪一方，都是杰出的人物。拿破仑有过一句名言：两个优秀的司令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也就是斗争的双方或是几方都是杰出人物的时候，斗争的过程和结局更糟。就王安石那一场变法而言，似乎很难说哪一方是出于私利、私心，与一般的正、负向价值冲突不同，他们之间几乎是正向价值的冲突，所以，以一般的善恶标准去评判肯定行不通。$$郭天印没有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另辟蹊径，开掘了别一个层面，这就使得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北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的“积贫积弱”，军事上老吃败仗，年年向辽和西夏进贡；一方面又是文化、科技空前的繁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距，政治斗争激烈但又不残酷，复杂却也优容。也因为如此，从朝廷到下面的各级行政机构冗官庸吏壅积，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无斗志，社会动荡不安，盗贼蜂起。神宗皇帝想有一番作为，支持王安石变法，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臣富弼仍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而苏轼说得更直接：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任何一种变革都必然伴随着新旧两方的斗争，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他曾谢绝了几次进京的机会，这也可看作是王安石认为时机不成熟而韬光养晦。但他的变法似乎也准备不足，不仅是程序方面，对朝中的斗争也没有足够的估计，更没有一支可以推行新法的干部队伍，以致于在清洗了旧党之后，新党内部也乱成一团。他的意志是坚决的，又是有名的“拗相公”，“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就是他性格的写照。$$围绕着王安石变法，新旧两党的人物碰撞在一起，是人格的碰撞，也是文化的碰撞———虽然这碰撞出的火花既让人伤感，也让人慨叹。$$写这样的人物、写这样的一部小说，郭天印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许多年前，他就向我提到过这样的想法。当时，我也没在意。直到两年前在深圳，我们在一起商讨一部电视剧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并且成竹在胸。过了没多久，这样的一部小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这样的一群人物也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写历史小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写实了，不好看；写虚了，有人会说你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或者干脆说你不懂历史。一般人在读历史小说的时候，过分地注重了小说中历史的部分，而忽略小说本来应该具有的文学成分，也就是常常把小说家等同于历史学家。在这种阅读背景下，人物的把握更是难如蜀道，虽说可以剑走偏锋，可那也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郭天印是聪明的，他采用了现在已不多见的章回体写法，让人一目了然，免得读起来一头雾水；他省去了主观性的冗长的叙述，把他对人物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融入到人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上，这样，人物就不再是死板的历史人物，而是活生生地显现在读者的面前。$$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都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名字，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们就不会对他们陌生。也正因为如此，写好他们是难上加难；再说，上一个世纪40年代林语堂就写过《苏东坡传》，后来邓广铭写过《王安石》，而司马光的一个打破缸的故事就已经奠定他整个形象的基础。这是摆在郭天印写作这部小说道路上的巨大的陷阱，一旦陷入，便是灭顶之灾。不能说郭天印是完全成功地绕过或是填平了这个陷阱，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陷进去，这样，不仅是人物本身有了别样的光辉，对于作家自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开掘这样一个文化层面，需要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撑。这就要作家对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有一个清醒的、彻底的理解和发掘。宋神宗奋然更制、王安石上书变法，是改变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一种手段。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不变革社会体制的前提下，新法再好也不能成功，何况新法本身就不完善。王安石执拗而急躁，神宗始进终退。旧党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也并不是一味地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新法；司马光本身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比王安石更为深刻；苏轼对神宗的劝告可以说是他内心忧虑的直白表露。当然，苏洵对王安石就带有了偏见和个人攻击的成分。$$郭天印成功地把握了这一点，没有把他们写成简单的新旧之争。一方面，他写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几乎是你死我活的；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高度，不是功利意义上的互相利用，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庸俗的折衷。苏轼的倒霉恰恰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精神高度超出了功利。在王安石眼里，他是旧党，司马光复出之后，他又成了新党，结局是一惨再惨，差一点掉了脑袋。倒是朱熹后来看得清楚一点，他说，熙宁变法，也是势当如此，荆公做的，也正是东坡想做的———他是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天印不仅是从小说出发安排情节、描写人物、编排故事，同时也在和这些先哲们进行着精神对话。这在一个作家是十分重要的，失去了这个精神对话前提，它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意义，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评论家比我说得更好，我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