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印 刷术广泛使用，统治者又重 视文化，提倡文学，注重以史 资政，这无疑推动了宋代史 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史学 历经千余年发展，至此终于 达到它的高峰，《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就是宋代 史学划时代的丰碑。$$ 《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 县）涑水乡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四朝。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 马光因政见不同，受到排斥，居闲职 15年，专事《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 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宰 相后辞世。$$ 在多年担任皇帝侍讲的过程中， 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 综，况于人主”，故而先后撰成简述历 代兴亡教训的编年体史书《历年图》、 《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于 治平四年（1066年），命司马光设书局 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听 其讲授以后，赞扬该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在刘 恕、刘■、范祖禹三位学者的协助下， 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 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 1362年史事，共 294卷的编年体通史 巨著。$$ 司马光组织《通鉴》写作有一套严 密的编撰程序。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 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 题，据标题排列有关史料。第二步做长 编，由分修者对丛目的史料进行整理 考订后，撰写出初稿。第三步由司马光 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 熔铸润色，写成定稿。同时，司马光还 编出《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通 鉴目录》等简本，以供一般人选择阅 读。又编成《通鉴考异》，收录对《通鉴》 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 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 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 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究其特 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千余年 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 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 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 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 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 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 书材料零散不相联贯的弊病，开辟了 编年史体的新纪元。它使读者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 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记史信 实。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 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 的书现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 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 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 支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多详 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 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 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 书。$$ 三、书中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 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并“发挥精 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 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 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 的记录。书中大量揭露历代 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以 为劝戒。并且以“臣光曰”的 形式，从北来的现实政治出 发，有针对性地对史事发表 评说，阐述经验教训，希望实现清明政 治。$$ 四、《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 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 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 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 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 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 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 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 脍炙人口。$$ 《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 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 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 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 体和纲目史体。因此，可以说《通鉴》 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

智伯瑶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曾是十分显赫的风云人物。在晋国国君大权旁落于六家大夫手中之后，经过连年混战，最后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而以智伯瑶率领的智家势力最为强大。就在智伯瑶野心勃勃地逼迫韩（康子）、魏（桓子），即将制服赵（襄子）之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赵、韩、魏联手，打败了智伯瑶。从此，智家的势力消失了。赵、韩、魏三家分晋，势力壮大起来。 $$智伯瑶大夫兴衰成败的是是非非，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评价智伯瑶的得失似乎已无多大的意义。倒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用生动的史料，叙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之后，由对智伯瑶的评价而引出的关于德与才问题的论述，很值得后人三思。 $$司马光认为，智伯瑶的失败在于多才少德。“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资治通鉴》第一册第14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司马光提出德与才问题的切入点。司马光的这个论断背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初，智宣子（智伯瑶的父亲）在考虑让智伯瑶当接班人时，引起了家族的争议。智氏家族一位叫智果的人劝智宣子说，“不如宵（智宣子的另一个儿子）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同上书，第6—7页）后来，智伯瑶的失败验证了这番话是对的。但是，司马光不同意用“贤与不贤、仁与不仁”的说法来评价智伯瑶，而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对一个人的才与德没有加以正确区别和分辨，才导致用人失察的恶果，智伯瑶的失败就是最恰当不过的历史证明。在司马光看来，对一个人的才与德进行审视、分辨，是用人问题上的关键。否则，必将导致智伯瑶那样的严重后果。 $$司马光对才与德的内涵作了界定，并且精辟地阐述了才与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同上书，第14页）由此看来，司马光把一个人的德（道德、品行、思想品格）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聪明才智的灵魂来看待的。这种认识充满哲理，有着辨证思维的成分。司马光关于才与德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对后世的知人用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司马光德才观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 $$司马光依据其德才观，提出了选人用人应德才兼备的主张。司马光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同上书，第14页）这一番议论颇有惊世骇俗的味道。这样区分圣人、君子、愚人、小人，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如果从司马光的德才观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其实司马光依旧是在强调德作为“才之帅”的重要性，强调德与才密不可分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司马光自己的解释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同上书，第15页）很显然，司马光将智伯瑶归为小人之列了。智伯瑶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才智在一般人之上，但其才没有以德作支撑，那么，他的才能为他的作恶多端起到了促进作用，走向灭亡则不可避免。圣人难得，愚人也并非多见。在司马光看来，德才兼备是用人的最高准则。如果德才兼备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选用不到，宁可用“愚人”，也决不能用“才胜德”那样的“小人”。可见，司马光对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怀有深深的憎恶。 $$司马光对用人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同上）有德之人令人敬畏，而有才之人令人喜爱。爱才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因爱才而忽略对德的审视。若想避免选人用人上的失误，既要重才，更要重德。司马光对“蔽于才而遗于德”的历史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富有睿智的认知。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同上）司马光以如此有力的话语结束了他对德才关系的论述。至此，司马光的德才观也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时至今日，时代变了，但司马光的德才观还不能说已经失去了价值，它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

在大运公路的南端，横亘着一道上百里长的黄土岭，人们 称它为峨嵋岭。该岭中部夏县段的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一座 规模宏丽、古朴肃穆的茔祠──司马温公祠。深秋时节，我们 慕名来到这里。只见祠前峰岭逶迤，奔突成势；祠后涑水环绕， 奔流生趣；祠中古冢高垒，石刻遍布；祠堂红砖碧瓦，雕梁画 栋。浓浓的古香白色和诗情画意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登堂入 院”，去探寻这位宋代名相、史学泰斗的历史足迹。$$ 司马光幼时砸缸救童，名声远扬$$ 一个特别的“警枕”陪伴他度过 一生$$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代帝王 和史学家的推崇$$ 茔祠百余亩大，景色秀丽，风光怡人。我们无暇欣赏那 精雕细刻的石人、石马，也无意去观看那翠绿的松柏和盛开的 秋菊，而是跟着导游，首先来到了祠堂正殿。殿内宽敞明亮，四 壁的40余幅连环画，讲述了司马光生平的离奇故事。而最引 人注目的是殿中央的一排玻璃柜，柜里陈列着司马光编写的 惊世巨著──《资治通鉴》，各种版本，多种封面，透过玻璃，在 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司马光砸缸救童的故事，得知他聪敏 过人，大智大勇。中学时代，对他有了大概的了解：司马光 （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涑水（夏县水头镇小晁村）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杰出的史学家，著有《资治通鉴》。而今天， 当我们走进司马光祠，在讲解员的帮助下，才对司马光有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令我们叹服的是他刻苦攻读、精心著 述的精神。$$ 讲解员告诉了我们一个“警枕”的故事：司马光出身书香 门第，从小接受到知识的熏陶，酷爱读书。青少年时代，他经常 起五更、睡半夜，珍惜寸阴。 为了不“睡懒觉”，误时光，他 专门让木匠做了一个圆木枕 头，读至深夜要睡觉时，便垫 高床的一头，枕着圆木，脚高 头低地睡上“坡式床”，枕时 间长了，头一抬动，圆木便顺 坡滚下，惊醒后便继续读书。 据说，这个“警枕”曾陪伴他 度过一生。正是警枕促使他 发奋苦读，博览群书，从而精 通史籍，通晓音乐、律历、天 文等知识，20岁便考中进士 甲科。也正是警枕激励他在 朝为官时，时时不放松读书 学习；特别是在因反对变法 而遭贬洛阳之后，更是发奋 苦读，读遍了历朝的各种正 史、偏史、野史等等，考订异 同，删削增补，加工润色。带 领有关人员，苦干19个春 秋，书写300余万字，编成了 一部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 代十国共计1362年的历史 巨著──《资治通鉴》。完成 之后，宋神宗亲自赐名、作 序，每看完一篇，都在首尾盖 上图章作记。称其“尽古今之 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 事，是亦典型之总会，册牍之 渊林矣”。$$ 《资治通鉴》一直受到历 代封建帝王和史学家的推崇 和重视。宋元之际文学家胡 三省评价：“为人君而 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 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 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 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 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 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 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 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 害，此必然者也。”$$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 启超说，《通鉴》确实是中古以来一 大创作，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 毛泽东主席对《通鉴》也爱不释手，一生竟 通读了19遍之多，1949年进京时，身边还带着 《史记》和《资治通鉴》，并多次要求领导干部们 多看看此书。$$ 这部巨著传至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和版 本，它充分展现了司马光的卓越功绩，奠定了他 千古帝师的地位。$$ 皇帝题写碑额，苏轼撰写 碑文的神道碑$$ “杏花碑”述说了司马光、 王安石、苏轼三巨子的 沉浮$$ 圣世泰斗人生坎坷，精神 不朽$$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四块镶嵌 在杏花碑厅里的“杏花碑”。据说它原是宋哲宗 在司马光死后为其立的一块神道碑。那么，它为 何破成四块被镶嵌在厅中的墙壁上，又叫做“杏 花碑”呢？讲解员告诉了我们它的来龙去脉。$$ 哲宗元年，司马光从被贬的洛阳返回京都，重 新当了宰相。一上任，便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 除，并将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吏贬出京城。由于他年 事已高，身体不佳，加上昼夜劳累，积劳成疾，为相 8个月便溘然逝世，终年68岁。宋哲宗嘉其为国 尽力，亲临其丧，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命苏轼 为其撰写碑文。哲宗亲笔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 六字碑额，在司马光坟前竖起了一幢巨大的神道 碑，详细述说了司马光生前的功绩和他死后人们 痛悼情景：“人们罢市往吊，哭公甚哀，如哭私亲， 哭公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 不久，太皇太后病逝，年幼的哲宗左右不了 局势，变法派一批老臣返京执政，说司马光 诬谤先帝，要求哲宗对其追贬，夺回赠 谥，焚棺扬尸，因遭众臣反对未 能如愿，便拿神道碑出气。 派人来到司马祖 坟毁掉碑楼， 砸坏石碑，磨 平字迹，将 其深埋地下，并将撰写碑文的苏 轼逐出朝廷。只因碑额上有哲宗 亲书的“忠清粹德之碑”六字，他 们不敢砸，便弃之一旁。然而，不 知是上天有灵，还是有人暗中保 护，几十年之后，埋碑的地方长着 一棵杏树，“晓枝蟠曲，周映交护， 如幄如盖，春华秋实”，金皇统八 年，即公元1148年，新上任的县 令拜谒司马光墓，眼前荒草丛生， 瓦砾遍地，只有那株杏树枝繁叶 茂，果实累累。他向周围的百姓和僧人打听 后，得知神道碑就在杏树旁，便让人从杏树下 挖出四块断碑，并在司马光的后代家里找出 了碑文拓本，将碑文摹刻于上，将石碑镶嵌在 墙壁之上，盖起厅子加以保护。由于此碑是从 杏花落下的地方找到的，故称“杏花碑”，此厅 也叫“杏花碑厅”。$$ 那么，祠堂前的忠清粹德之碑又是怎么 回事呢？讲解员说，明嘉靖二年（1506年），巡 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到河东视察，拜谒了 司马光墓，他看到了残破的杏花碑之后，感慨 不已。出于对司马光的崇敬和爱戴，他决心重 竖司马光的神道碑。于是，派人到百里之外的 稷王山精选碑料，磨制成巨碑，先后动用了 10000多个民工，历时3年，用滚木慢慢运到 了夏县。他亲手书写了苏轼的碑文，令石匠镌 刻在上，配用宋代时皇帝亲书的“忠清粹德之 碑”碑额和碑座，依照宋碑的规制，恢复了原 貌。全碑高达8．3米，宽1．7米，厚0．4米，终 于再现了原碑浩气雄风。其螭首之大，龟座之 巨，碑身之宏，碑雕之精，为华夏罕有。$$ 碑成之后，朱实昌又令工匠建造碑楼一 座加以保护，至今碑楼高高耸立，楼上的对联 仍然清晰可见：上联是：忠清发越秀峨嵋，下 联为：粹德辉煌流涑水，横批是：圣世泰斗。$$ 这座巨碑，诉说了司马光平生坎坷，展示 了他的不朽精神。$$ 司马光不信佛，祖坟旁 却建了佛寺$$ “余庆禅院”是皇帝赐名 的家庙$$ 司马光祠是国保级文物 也是夏县的文化品牌$$ 跟随着导游，我们来到了余庆禅院。据 说这是司马光祖坟的香火院。大殿始建于 宋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虽经 千年风雨，却完好无损，宋味犹存， 为我国现存的宋代建筑之一，吸引着游人久久驻足观望。$$ 司马光一生不喜释、老。不信佛、道，而又为何在他的祖坟 旁建佛寺呢？讲解员又告诉了这样一段故事：$$ 宋朝时，先帝死后往往耗去国家的巨大钱财，建造十分豪 华的陵墓，同时还有专门的护陵机构来负责皇家百官的祭祀 拜谒。宋英宗时，除了增加造墓的投资之外，还要在陵前再建 大寺庙，让数百名僧人常住庙中，为先帝护陵求福。司马光得 知后，力劝英宗减少建墓投资，停建陵前寺庙，将省下的钱用 于强军和安慰朝臣。他说，不少文臣武将终年为国尽忠，而生 前不能尽孝，死后坟地荒凉，确实令人见了心寒，不如将省下 的钱拿出一部分在朝臣们的祖坟前建个小寺，让一二个僧人 去坟地，一则种地糊口；二则护坟祭拜。以解文武百官的后顾 之忧。宋帝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在一批朝臣的祖坟旁建起了 寺庙。司马光虽然百般推辞。然而，宋帝还是派人在他家的祖 坟旁也建了寺庙，并赐名“余庆禅院”。$$ 禅院佛殿五间，大门匾额上书：“别有天地”，据说是清乾隆 年间一进士所书，殿内三尊彩塑大佛，披金盘坐于莲台之上。如 来佛居中，两眼正视，右手高抬，好像在传经处事；弥勒佛在左， 双目微闭，右手抚胸，好像在思索着如何将人们带入极乐世界； 药师佛在右，双目下视，双手握拢，像是在详察人世，考虑着为人 们驱邪造福。中间有两个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一个是文殊菩 萨。前有护法神将，侧为16罗汉，象征着释迦牟尼的16个弟子， 或怒，或喜，或沉思，或倾听，或仰视，或俯瞰，形态各异，活灵活 现。后墙壁画上的阿兰与迦叶两个大弟子，紧随佛祖之后，时刻 听从吩咐。大殿里塑像造型传神，画幅施彩绚丽，栩栩如生，满堂 生辉，确是一个佛教师弟们欢聚一堂的美丽世界。我想，这大概 就是前人所书“别有天地”的意思吧！$$ 公元1086年9月，司马光去世，死时家中陈设萧然，唯有 数箱图书。按照他的遗嘱穿着旧衣服，盖着旧被褥入棺后，归 葬于祖坟中。余庆禅院的僧人们因敬重司马光高尚品德和卓 越才识，精心地看护着他的坟院，日夜焚香诵经，为其求福求 佑，超度亡灵。而当次年毁坟 砸碑的大难来临之时，僧人 们又同砸碑官兵作了不屈的 斗争。$$ 公元1148年，余庆禅院 主持圆真和尚，在县令王廷 直的鼎力支持下，和众僧一 起，挖出杏花碑，并拿出多年 的积蓄，盖起杏花碑厅进行 保护。后来的僧人们，都以圆 真和尚为榜样，与司马光的 后裔们一起，精心守护着司 马光的坟院。解放后，党和人 民对禅院和茔祠的其它部分 进行了维修，1988年，司马 公祠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并被省、地、县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走出茔祠之门，眼前是 一个宽敞、庄重的大广场，广 场青砖铺地，红砖围墙，鲜花 绿草点缀其间，一尊6．8米 高的司马光大铜像屹立在广 场中央。夏县为了发展旅游 业，将司马光祠这个国保单 位作为龙头，筹集资金，全面 整修，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不 久前，在这里召开了盛况空 前的“禹都文化节暨旅游经 贸洽谈会”，夏县以司马光祠 为主要旅游产品，发展旅游 经济的战略已经开始实施， 司马光这张文化品牌将为夏 县带来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