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是一部卷帙浩繁、记事详实的 编年体北宋史，在文学发展史 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李焘（1115－1184年），字 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 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他生 活在北宋风雨如晦的岁月，经 历了金兵南下、二帝被俘、国破 人亡的痛苦。少年时代的李焘 便“慨然有志驰驱”，以报效国 家。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 后，他拒绝秦桧的笼络，“陆沉 远方凡三十年”。乾道三年 （1167年）应召进京，先后担任 路、府官长，兼文职。淳熙十一 年（1184年）升敷文阁学士，旋 卒。$$ 李焘对历史有浓厚的兴 趣。他博览群书，搜罗百氏，慨 然以史自任，尤其是全力研讨 本朝历史典故。从20几岁开 始，他以40年心血，仿《资治通 鉴》体例，撰成北宋编年史巨著 《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至 靖康，正文980卷，另撰《举要》 68卷，《目录》5卷，《修换事目》 10卷，共1063卷。这是中国史 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卷帙浩繁 的编年体皇朝史。$$ 重视历史的借鉴功能、重 视当代史的撰述是李焘《长编》 的第一个特色。他曾著《六朝通 鉴博议》，认为汉代学者的政论“皆取秦为 说”，不是他们不懂唐虞，而是那些遥远的史 事，“于当时之事机疏而不近，曷若取其近于 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监（鉴）之，则于谋谟 为有补矣”（《进六朝博议疏》）。即研究“近代 史”比“古代史”更有补于当朝的政治。清人彭 元瑞说：“仁甫此书，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 也。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今 势”，此乃“忠臣义士之用心也”（《知圣道斋读 书跋》）。李焘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当代史， 《长编》就是一部当代史。他要通过这部巨著， 记载“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 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为南宋统治者提 供祖宗的垂训。为此，他贯彻详近略远的编写 原则，太祖、太宗两朝每年一卷，太宗末期每 年两卷，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平均每年两卷 多，神宗朝则每年九卷，哲宗朝每年增至15 卷。$$ 遵循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所创立的义 例是李焘《长编》的第二个特色。但李焘之于 司马光，有继承也有发展。首先是在《通鉴》之 后很快开创了“续鉴”之风，促 成了此后编年体史书在史著领 域蔚为大国。其次是改进了编 撰方法。李焘曾制作10个大木 橱，每个设抽匣10个，编号以 为标记，将搜集的资料，按年月 日顺序分别归档存放，井然有 序，各不相乱。李焘以极其谦逊 的态度，不直称其书为《续资治 通鉴》，而姑称《续资治通鉴长 编》。$$ 纪事详实是李焘《长编》的 第三个特色。《长编》坚持“宁失 于繁，毋失于略”的编写原则， 以980卷之篇幅谱写北宋一代 168年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详 尽，为前史所不及。《长编》旁征 博引，取材广泛。“凡实录、正 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 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 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 较然。”（《文献通考·经籍考》卷 20）他在学术上崇仰司马光，但 他记宋神宗、王安石变法，除采 用反对派司马光、文彦博、韩 琦、苏辙、邵伯温等人的记载 外，也大量采用了变法派王安 石《熙宁奏对日录》、《吕惠卿 集》、曾布《目录》、沈括《自志》等 著述，使这段重要历史的记载 丰满充盈，精彩纷呈。$$ 对所使用的历史资料进行 严密的考证是李焘《长编》的第 四个特色。他继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 创立的考异法，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以自 注的方法，甄别史料，保存异说，“使众说咸会 于一”。如《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记杨业事，主要根据《九国志》的记载，但 对于其中的异说，李焘在自注中引用了《三朝 国史·杨业传》中大不相同的记载，并下以己 见：“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李焘的自 注考异法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长编》史料 的可信度，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 今本《长编》，系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 大典》中辑出，已缺治平熙宁至绍圣间的部分 记载以及徽、钦二朝史事，重新编次，厘为 520卷，仍 为详实的 北宋史。中 华书局有 《长编》新 点校本，极 便读者。

北宋司马光出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目的，费时19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以为世人通读和理解。所以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在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而以胡三省历经30寒暑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笔者认为，《通鉴》胡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音注。《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二、训诂。《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三、拾遗。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四、辨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五、布道。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的出版是一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是欲获得历史知识的读者和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可替代的读物和参考书、工具书。$$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大多偏重政治史，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记载十分简略。拿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著名的《资治通鉴》来说，由于著书的目的在于朝廷君臣的“资治”，所以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它的内容离不开“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如果所写史实主要是这些，那就会丢掉中国历史上许多珍贵的东西。这是当时作者的政治立场、修史宗旨和时代局限性造成的。$$这部新时代修撰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其广度和内容的丰富大大超过了前代的编年体史书。“凡二十世纪中国疆域内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体育、卫生、人口、民族、宗教、环保、灾害、区域变更以及工农业、水利、新闻、旅游、航空航天、妇女儿童、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等，均有确切记载。”这些固然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反映，同时更是本书编写宗旨和执笔者的裁断所决定的。$$编年体史书基本上是一种工具书，主要是给人以准确的历史知识，不适于发挥长篇议论，因此在总体篇幅限定之内，尽量要求知识量大，史料翔实，论断准确，取舍得当，文字鲜明。就我所见的该书的这一部分而言，我以为是做得好的。$$就我所见的书中所列各条史实，大部分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可信程度高。书中写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或所知不清的史实，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印 刷术广泛使用，统治者又重 视文化，提倡文学，注重以史 资政，这无疑推动了宋代史 学的繁荣。中国古代的史学 历经千余年发展，至此终于 达到它的高峰，《资治通鉴》 （以下简称《通鉴》）就是宋代 史学划时代的丰碑。$$ 《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 年），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 县）涑水乡人。他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哲宗四朝。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 马光因政见不同，受到排斥，居闲职 15年，专事《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 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宰 相后辞世。$$ 在多年担任皇帝侍讲的过程中， 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 综，况于人主”，故而先后撰成简述历 代兴亡教训的编年体史书《历年图》、 《通志》，进呈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于 治平四年（1066年），命司马光设书局 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听 其讲授以后，赞扬该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在刘 恕、刘■、范祖禹三位学者的协助下， 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 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 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 1362年史事，共 294卷的编年体通史 巨著。$$ 司马光组织《通鉴》写作有一套严 密的编撰程序。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 者按照时间顺序，列出历史事件的标 题，据标题排列有关史料。第二步做长 编，由分修者对丛目的史料进行整理 考订后，撰写出初稿。第三步由司马光 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 熔铸润色，写成定稿。同时，司马光还 编出《通鉴举要历》、《通鉴节文》、《通 鉴目录》等简本，以供一般人选择阅 读。又编成《通鉴考异》，收录对《通鉴》 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 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 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 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 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究其特 点，主要是：$$ 一、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千余年 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 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 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 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 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 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 书材料零散不相联贯的弊病，开辟了 编年史体的新纪元。它使读者可以用 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 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二、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记史信 实。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 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 的书现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 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 要根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 支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多详 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 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 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 书。$$ 三、书中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 原因，“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并“发挥精 隽，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书 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 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 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 的记录。书中大量揭露历代 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以 为劝戒。并且以“臣光曰”的 形式，从北来的现实政治出 发，有针对性地对史事发表 评说，阐述经验教训，希望实现清明政 治。$$ 四、《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 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 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 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 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 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 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 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 脍炙人口。$$ 《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 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 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 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纪事本末史 体和纲目史体。因此，可以说《通鉴》 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