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官员人数的膨胀，导致行政机构的臃肿。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传统政治术语称作“官职冗滥”。不必要的多余的行政官员，通常称为“冗官”、“冗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秦律十八种》中的《金布律》和《效律》，都说到秦代已经有了“冗吏”称谓。汉代的《史晨碑》也有“冗吏”字样。可见在中国专制主义政体初步形成的秦汉时代，“官职冗滥”现象已经出现了。敦煌汉简可以看到“不可作事者冗食于仓”的简文，看来，当时所说的“冗吏”与后来文献记载中所见“冗吏”意义是十分接近的。 $$“冗滥”有时又写作“冗溢”。如《新唐书·崔纵传》说到“内外官冗溢”。宋代政论家苏辙在《西掖告词·胡宗愈吏部侍郎》中也指出：“方今吏员冗溢，待次者无算。”说吏员人数奇多，授职后依次按照资历等待补缺的不可计数。苏轼也曾经说，“官冗”的弊害由来已久，而近年尤其严重，中央机构“待次”的文武官吏，竟然多达数千人。（《试馆职策题》之三） $$政府结构这种“官职冗滥”现象，往往总是在历代王朝的中期发生，于是形成盛衰兴亡的历史循环中的一种特殊景观。这种现象同朝廷官员的腐化、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府效能的弱化和消极化，几乎是同步的。所谓“官职冗滥”，也就是“官数”极度膨胀的反常现象，是病态政治的症状，也形成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起因。 $$在社会机体发生病变时，官场往往是首先腐坏的病灶。“官职冗滥”，意味着政治癌变已经发生。 $$“官职冗滥”现象往往引起开明政治家的警觉。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现象导致的国家财政负担的沉重，如《新唐书·食货志四》所谓“官冗伤财”。唐玄宗开元年间，许景先上奏说到“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的情形，以为“甚费府库”（《旧唐书·文苑传中·许景先》）。唐文宗时刘蕡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旧唐书·文苑传下·刘蕡》），说国库空虚，正是因为冗官太多，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宋代官僚机构的“冗滥”现象空前严重。许多人认为这一现象是导致国家“积贫”的直接因素。宋祁曾经上书，指出朝廷有“三冗”，“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这“三冗”中首要的，最为严重的就是官冗（《宋史·宋庠传》）。司马光在《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中曾经指出“官职冗滥”是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辙《上皇帝书》又写道：“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所谓“冗吏”，被列为损害国家财政的最严重的弊端。苏轼在《论特奏名》中也指出：“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国家怎么可能不穷困呢！韩忠彦曾经就元丰时期的财政形势上言：“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胥吏之数则又过之。”（《丞相仪国韩公行状》）说宋真宗景德时期至宋仁宗皇祐时期，官禄加倍，至宋神宗元丰时期，官禄竟然又翻了一番。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于是入不敷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司马光在《论进贺表恩泽札子》中曾经说，当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北宋末年，“官职冗滥”情形更为严重。宋徽宗大观年间，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宋史·食货志下一》）指出一二十年间，“官数”又增长了10倍。李纲在《理财论下》中曾经提出，只要解决“官职冗滥”问题，不必增产增收，财政危机就能够得以解决：“今若罢冗局，省吏员”，“则邦用可以不劳而告足。”当时人所谓“省冗员，节浮费”（《宋史·李纲传上》），所谓“深裁浮冗，以宽用度”（《宋史·虞策传》），所谓“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宋史·文苑列传二·罗处约》）等，说明解决“冗员”问题是克服财政危机的关键，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金史·食货志三》对于解决“官职冗滥”现象与改善财政状况的关系，又有“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的说法。《元史·世祖本纪九》也可见“衙门太冗，虚费俸祿”的政治批评。《清史稿·德宗本纪一》“诏汰冗员，删浮费”，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官职冗滥”现象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也使得民众受到直接的压迫。宋太宗时，王化基《澄清略》评论时政，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省冗官”。关于冗官的危害，他指出：“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设或贪夫参错其间，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矣。”（《宋史·王化基传》）冗官如果都是廉吏，只不过耗费国库资财；如果其中夹杂贪官，那么民众的负担则又必然大大加重。其实，“使皆廉吏”，是不可能的，“设或贪夫参错其间”，也只是语气委婉的假设之辞，在专制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在极度腐败的官僚机器中，又有几个官吏不是“贪夫”呢？ $$“官职冗滥”现象的另一严重危害，在于可以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写道，官吏，“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拥塞于肌体，可能窒息政治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活力。“官职冗滥”首先会严重败坏官场的政治空气。宋代冗官冗吏充斥政坛上下，据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正官之外，候补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据说“大约三员守一缺”。于是形成苏轼所谓“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宋祁所谓“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下，“吏何得不苟进？”于是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政治生活中弥漫着陈腐僵死的气息。而“待次者”往往多钻营以求进身。《宋史·鱼周询传》说到当时人对“官冗之敝”的认识，其中所谓“仕进多門，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長奔競”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官职冗滥”现象所导致的争权競利心理倾向的滋长和蝇营狗苟行为习惯的养成，自然会加剧政风的败坏。明嘉靖四十二年（1653），南陵王朱睦楧上书议政，建议“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贪”（《明史·诸王列传一·南陵王睦楧》），所说“冗职”与“奔競”两事，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奔競”一语，从字义上说，和现在所谓“跑官”，其实是很接近的。出于阴暗心理的不正当竞争的兴起，使得险利之徒冒进，而方雅之士知难而退，于是在“列位已广，冗员倍多，祈求未厌，日月增数”的情况下，反而“才者莫用，用者不才”（《旧唐书·萧至忠传》）。 $$“官职冗滥”现象还会助长行政环节的复杂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唐代政论已经有“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以及“清浊之由，在官之烦省”的说法（《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史籍中所能够看到的所谓“废冗官”与“裁冗事”的联系（《宋史·冯拯传》），“减冗官”与“省去烦冗文帐”的联系（《宋史·陈尧佐传》）等，也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而行政过程的曲折，又会反过来使得“官职冗滥”现象更加严重。这就是《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说的：“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国家政治的运行于是逐渐走向根本无法挽救的败局。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 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 历间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 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 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 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 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步入仕途 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其中 最用心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 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他随读随作札 记，仅26岁所写读史札记，便达30余篇。$$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 危机，具有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 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 治国主张。此外，他本人在从政活动中，亦 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 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 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 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 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 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政见不同、难于合 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 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早在宋仁宗嘉佑 年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 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 编年之体，仿苟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 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 《资治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 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 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 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 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 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 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 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 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 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择了刘恕等人做为 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 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 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 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资治通 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 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 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 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 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 削。”$$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 骤：排列丛目；编写长编；删改定稿。$$ 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司马光 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 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 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 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 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 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 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 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 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 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 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资治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 “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 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资治通 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 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 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 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