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是一部卷帙浩繁、记事详实的 编年体北宋史，在文学发展史 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李焘（1115－1184年），字 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 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他生 活在北宋风雨如晦的岁月，经 历了金兵南下、二帝被俘、国破 人亡的痛苦。少年时代的李焘 便“慨然有志驰驱”，以报效国 家。绍兴八年（1138年）中进士 后，他拒绝秦桧的笼络，“陆沉 远方凡三十年”。乾道三年 （1167年）应召进京，先后担任 路、府官长，兼文职。淳熙十一 年（1184年）升敷文阁学士，旋 卒。$$ 李焘对历史有浓厚的兴 趣。他博览群书，搜罗百氏，慨 然以史自任，尤其是全力研讨 本朝历史典故。从20几岁开 始，他以40年心血，仿《资治通 鉴》体例，撰成北宋编年史巨著 《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至 靖康，正文980卷，另撰《举要》 68卷，《目录》5卷，《修换事目》 10卷，共1063卷。这是中国史 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卷帙浩繁 的编年体皇朝史。$$ 重视历史的借鉴功能、重 视当代史的撰述是李焘《长编》 的第一个特色。他曾著《六朝通 鉴博议》，认为汉代学者的政论“皆取秦为 说”，不是他们不懂唐虞，而是那些遥远的史 事，“于当时之事机疏而不近，曷若取其近于 时机而论之，取其失者而监（鉴）之，则于谋谟 为有补矣”（《进六朝博议疏》）。即研究“近代 史”比“古代史”更有补于当朝的政治。清人彭 元瑞说：“仁甫此书，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 也。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今 势”，此乃“忠臣义士之用心也”（《知圣道斋读 书跋》）。李焘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当代史， 《长编》就是一部当代史。他要通过这部巨著， 记载“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 以“昭明祖宗之丰功盛德”，为南宋统治者提 供祖宗的垂训。为此，他贯彻详近略远的编写 原则，太祖、太宗两朝每年一卷，太宗末期每 年两卷，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平均每年两卷 多，神宗朝则每年九卷，哲宗朝每年增至15 卷。$$ 遵循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所创立的义 例是李焘《长编》的第二个特色。但李焘之于 司马光，有继承也有发展。首先是在《通鉴》之 后很快开创了“续鉴”之风，促 成了此后编年体史书在史著领 域蔚为大国。其次是改进了编 撰方法。李焘曾制作10个大木 橱，每个设抽匣10个，编号以 为标记，将搜集的资料，按年月 日顺序分别归档存放，井然有 序，各不相乱。李焘以极其谦逊 的态度，不直称其书为《续资治 通鉴》，而姑称《续资治通鉴长 编》。$$ 纪事详实是李焘《长编》的 第三个特色。《长编》坚持“宁失 于繁，毋失于略”的编写原则， 以980卷之篇幅谱写北宋一代 168年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详 尽，为前史所不及。《长编》旁征 博引，取材广泛。“凡实录、正 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 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 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 较然。”（《文献通考·经籍考》卷 20）他在学术上崇仰司马光，但 他记宋神宗、王安石变法，除采 用反对派司马光、文彦博、韩 琦、苏辙、邵伯温等人的记载 外，也大量采用了变法派王安 石《熙宁奏对日录》、《吕惠卿 集》、曾布《目录》、沈括《自志》等 著述，使这段重要历史的记载 丰满充盈，精彩纷呈。$$ 对所使用的历史资料进行 严密的考证是李焘《长编》的第 四个特色。他继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 创立的考异法，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以自 注的方法，甄别史料，保存异说，“使众说咸会 于一”。如《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记杨业事，主要根据《九国志》的记载，但 对于其中的异说，李焘在自注中引用了《三朝 国史·杨业传》中大不相同的记载，并下以己 见：“今但从《九国志》，更须考之。”李焘的自 注考异法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长编》史料 的可信度，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 今本《长编》，系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 大典》中辑出，已缺治平熙宁至绍圣间的部分 记载以及徽、钦二朝史事，重新编次，厘为 520卷，仍 为详实的 北宋史。中 华书局有 《长编》新 点校本，极 便读者。

北宋司马光出于“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目的，费时19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以为世人通读和理解。所以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在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而以胡三省历经30寒暑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笔者认为，《通鉴》胡注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音注。《资治通鉴》有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以为时人所解读。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为之一一作注。如《周纪三》“彗星见”，胡注：“彗，详岁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见：贤遍翻。”又如在《汉纪三》“阏氏”一词之后，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再如《唐纪五》“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胡注：“歙音摄，黟音伊”。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通鉴》之首，且名其书曰《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的作用。$$二、训诂。《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的生字，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难词、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仍是读不懂，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开卷《周纪一》“威烈王”这一称谓，很少人知其内涵。胡三省所作释文为：“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晋纪十三》“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久必携贰”。胡释曰：“飞鸟见食，群集而聚啄之。人或惊之，则四散飞去，故兵以利合，无所统一者，谓之乌合。”再如“商贾”一词，胡释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这些释文，言简意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胡三省最擅长地理和典章制度的注释。如《周纪二》显王三十五年记“越王无疆伐齐”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发于太未者，谓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发于乌伤者，《水经》谓之吴宁溪，今之婺港是也；发于黟县者，《班志》谓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为浙江，东至钱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于群山之间也。”典章制度的注释，则更详尽。如《汉纪四》记高帝十年“常慕魏无忌（信陵君）养士，及为相守边，告归”。胡疏曰：“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带印绶、将官属归家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至和帝时，赐、予皆绝。”训诂较音注又递进了一步，既要释注古人词语之意见，又要阐明词称产生的来历及其流变，因而其意义不可小看。$$三、拾遗。对《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之内容，胡则在其下予以补充。如《周纪一》记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胡在此14字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予以抨击：“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四、辨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出于疏忽，或因取材之局限，或因思想之主观，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胡三省不仅为《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辨误。$$五、布道。以史布道，古今公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在《通鉴》中，对历代的政治措施，历朝的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而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的丑行，也不厌其烦地记叙，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有些则连篇累牍，予以弘扬阐发。如对隋文帝杨坚贪图享受、造仁寿宫一事，胡三省评曰：“仁寿宫成于开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独孤后喜而尝之，继此屡幸仁寿宫，之仁寿末，卒死于仁寿宫。仁寿者，帝穷民力作离宫，可谓仁矣，其不得死于是宫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景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的出版是一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是欲获得历史知识的读者和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可替代的读物和参考书、工具书。$$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大多偏重政治史，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记载十分简略。拿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著名的《资治通鉴》来说，由于著书的目的在于朝廷君臣的“资治”，所以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它的内容离不开“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如果所写史实主要是这些，那就会丢掉中国历史上许多珍贵的东西。这是当时作者的政治立场、修史宗旨和时代局限性造成的。$$这部新时代修撰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其广度和内容的丰富大大超过了前代的编年体史书。“凡二十世纪中国疆域内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体育、卫生、人口、民族、宗教、环保、灾害、区域变更以及工农业、水利、新闻、旅游、航空航天、妇女儿童、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等，均有确切记载。”这些固然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反映，同时更是本书编写宗旨和执笔者的裁断所决定的。$$编年体史书基本上是一种工具书，主要是给人以准确的历史知识，不适于发挥长篇议论，因此在总体篇幅限定之内，尽量要求知识量大，史料翔实，论断准确，取舍得当，文字鲜明。就我所见的该书的这一部分而言，我以为是做得好的。$$就我所见的书中所列各条史实，大部分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可信程度高。书中写了一些过去不为人知或所知不清的史实，这是本书的优点之一。（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千万字的《资治通鉴》，毛 泽东通读了17遍。直到晚年，毛 泽东的床头还总放着一部《资治 通鉴》，有不少页因残破而用透明 胶纸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 他多少阅读的印迹。$$ 毛泽东生前，有一段时间，读 《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 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是好 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 一天，毛泽东指着桌子上放着的 那部《资治通鉴》笑着对身边工作 人员孟锦云说：“你知道这部书我 读了多少遍？17遍。每读一遍都 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 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 读，而是没有时间了。”$$ 接着他又说：“我劝你也读一 读，不能全读，读某些部分也好， 读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你还年 轻，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小孟回答说：“试试看吧，我 怕没那个毅力。”$$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说：“不是 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 人就不会感到累了。咬着牙看书， 你那个毅力再大，也还是看不下 去的。有了兴趣，越看越有味道， 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 小孟说：“对历史书我就是读 不进去。”$$ 毛泽东听了，并不责任，而是 告诉她：“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 大得很响，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 历史全是糟粕，不值得一看。还有 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 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看法都有 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也 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 析，对不对呀？”$$ “我看书时，总觉得书上写的 还能不对吗？所以百分之百地相 信。”小孟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 解释：“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 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 要提出反对意见。不读不行，大都 是学而知之，但光读也不行，不敢 怀疑，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这书算 白读了。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 本小书递给小孟，“这是一本写 《资治通鉴》的书，有时间看看，我 还想和你探讨一番呢？”$$ 十几天后，一场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在毛泽 东住处的大厅里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小孟首先发问：“这部书叫《资 治通鉴》，是说统治者把历史作一面镜子，照照 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 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 笑着说：“这问题提得好！看来，你嫌这镜子不 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镜子已经不 小了，统治者如果真认真照一下，不会一点益 处没有。比如，书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 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 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又无法治他 们，非天下大乱不可。至于司马光从周威烈王 23年写起，是因为他认为那一年发生了一件 大事。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 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合法了，司马光 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以此作为《资治通 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书名完全切题。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这叫上梁不正 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 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 “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 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 大都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 鉴》最后一段写赵国，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 美，全信行吗？”$$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 是怎么回事？”小孟又提出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 变法，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还是朋 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 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 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司马光个人 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到底。固执不一 定是好事，但做学问需要这种精神。对的，当 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 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 年后也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 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 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 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 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 公论嘛！”$$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 司马光一人编的，现在才知道是 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 容易。”小孟感慨地说。“一个人， 就是三头六臂，也编不了这么一 部大书。”毛泽东说，“写上名字的 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 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 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当然， 主要是司马光主持，没有他主持， 一切都不会有。这段时间，他政治 上不得志，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 的原因。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 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 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 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 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 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 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另当别 论了。”$$ 小孟又问：“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对出《资 治通鉴》起了很大作用吧？”$$ “自从宋朝有了刻板印刷，出书方便多了。 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板印刷，这 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看来，成 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 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时，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那么 一大部书，写政治军事那么多，写经济文化 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 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搞法？ 政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 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 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 ‘相砍书’，可它比《通鉴》写战事少多了， 没有《通鉴》砍的有意思。《通鉴》是部大 的‘相砍书’。”$$ “‘相砍书’？有意思，‘砍’就是战争 吧？”$$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 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 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 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光靠秀才，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 “为什么秀才不行呢？”小孟好奇地问。$$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的多，做的 少，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 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 书坑儒，结果呢？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 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说到这里， 毛泽东哈哈大笑，十分开心。然后喝口水， 接着说：“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 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 治国家。历史的明君都有贤臣辅佐，不能离 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一 种难以捉摸的神情，陷入了沉思。接着他微 微睁开眼睛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 好书。”$$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 一生，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