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自宋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提高统治本领、丰富治国经验的金科玉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闪烁着夺目光彩。它与号称“正史”的《史记》、《左传》、《四库全书》并相辉映，记述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说起《资治通鉴》，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要作者是司马光，但《资治通鉴》集体创作的另一重量级编修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和川县令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 今江西 人，刘恕天资聪颖，18岁就以博学多识在皇佑元年以第一名（也就是人们统称的状元）中进士，据《中国通史》、《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和《岳阳县志》载，宋英宗治平年间任和川 今山西安泽县和川镇 县令。刘恕博闻强记，对于史学十分精通，除写正史之外，稗官野史、私纪杂说，无所不览。黄庭坚对刘恕赞誉至极，说：“刘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簿，文与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才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3《刘道原墓志铭》 ，说：“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群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时日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 《张右史文集》卷49《冰五堂记》 ，刘恕对历史知识的娴熟，即使是当时“号通史学，贯通古今”的司马光、欧阳修“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司马光对刘恕爱慕敬服，在其《传家集》中记道：“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对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十分精到。司马光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在洛阳时一同游万安山，道旁有一石碑，据碑文载乃是五代时一将领，此人并不是出名人物，常人不注意，刘恕却能详说此人生平事迹，司马光回来后，取史书查验，果然不差。由此可见，刘恕在当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史学专家。$$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受命在秘阁设立书局，并让自选馆阁英才助修史书，此时，司马光首先上书举荐刘恕：“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刘恕被选入局后，一面料理和川县政务，一面协助司马光编修史书，司马光每遇“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光蒙成而已”，对刘恕的才识和能力，司马光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在确定《通鉴》的体裁、立意、章节等史书编修的重大问题上，司马光均与刘恕讨论后才制定，刘恕在整个史书的编修中实际上担任着副手的重要职责，对《通鉴》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深有感触地说：“光之得道原，尤瞽师之得相也”。刘恕在书局中不但承担着统揽全局的具体事务，而且亲自撰修部分内容。关于刘恕负责了哪个部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一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一说是专修五代部分，还有的说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不论哪种说法，都明证了刘恕参与了《通鉴》的具体编纂工作。《通鉴》的编修历经19个春秋，在撰修过程中，书局不断将已修好的部分呈上御览，宋神宗阅后，深为史书内容之丰富，叙事之平实，文笔之畅达，启智开思之功用所撼动，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为彰扬刘恕对《通鉴》编修做出的重大贡献，司马光特上书为刘恕请功：“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竟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间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先以为功力最多”，对刘恕赞誉有加，功推第一。$$刘恕虽然名分上是协助司马光修史，但并不是一味地依从于司马光，对史学刘恕有着自己独到的史学见解，刘恕不但经常在一些具体的史例中与司马光讨论商榷，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对一些史学编修中的宏观的重大问题，刘恕曾向司马光提出了置疑。今人从大量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刘恕不满20岁到尧都根祖文化之域，孕育了传大先哲荀子之地任和川县令，他就不能不受积淀厚重的尧文化和荀子文化的熏陶和在史学潜能上产生质的飞跃和提升，他也不可能不对人类文化的根祖尧和旷世大儒荀子万分敬仰，推崇至极。《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但它上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限止于宋朝，对此刘恕疑问司马光：“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对《通鉴》不写文化、不载文人，刘恕也提出了置疑只录“荀 荀子 语，何不见其传略？”对这些置疑虽然司马光也进行了解释，但作为副手的刘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刘恕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史学家，为了不使后世“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在他编纂《通鉴》料理政务的暇隙，便开始着手“补其缺陷”，撰写《通鉴》没有编纂的从伏羲至周威烈王时期和宋朝一祖四宗两个时期的历史，前者作为《资治通鉴前记》，后者作为《资治通鉴后记》，将《通鉴》上展下延，使《通鉴》真正成为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名副其实的“通史”。十分可惜的是在熙宁九年时，刘恕由于劳累过度，又因其父去世，悲哀忧郁，得了麻痹症，不能执笔，由他口授，其子刘羲仲记录，只完成了《前记》十卷，与《通鉴》衔接，于元丰元年九月便英年早逝，年仅47岁，《后记》无法完成，遂将《前记》更名为《资治通鉴外记》。《资治通鉴外记》是《通鉴》的重要补充，是《通鉴》的一部姊妹篇，成为后世学者了解远古历史的重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记》没有记至荀子时代，若不是司马光《通鉴》的断限年代已囊括了荀子时期，刘恕一定会将荀子大书特书一番，那样，荀子生地在安泽也就有了定论，后人也就不再会有张冠李戴的歧议了。刘恕是宋朝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便在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中以“引经据典、见解独到”的出众才华惊服考官，被选为第一；出仕后，又被英宗、神宗赏识，行走于上层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么一位在当世极负盛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又何以能够到和川这样一个山区县充任县令呢？$$和川位于华夏文明发祥地———晋南的腹地，在距史料准确记载的唐叔虞休养生息的唐城和叔虞屯兵蓄锐的唐王寨都不到30华里。可想而知，这里的开发历史较早，至大宋朝，当时的和川已无疑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地方。从地理方位上看，和川居于古上党关脚下，东扼上党，西控平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朝历代不能不把它视为居安思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经营重地。这样看来，朝廷把刘恕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政治抱负的人委任以和川县令也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和川县令”官小位重。$$宋时的和川县，虽说是一“弹丸”之地，但是在历史上却是一片风云际会，群星闪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这里曾经诞生了杰出的政治家蔺相如、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以及著明的“四代八杰”、“五夫三卿”的冀缺家族 后世学者称，在中华家族史上只有闻喜裴家可与冀家比美 。和川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昂扬的进取精神。刘恕任和川县令后，这里的陶唐文化滋养了他，建功立业的人文精神激励了他，使他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协助司马光完成了宏篇巨制《资治通鉴》。刘恕同尧文化与和川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正是他对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不记尧舜、不传荀子而耿耿于怀的重要原因之一。刘恕任和川县令时，尚不足20岁，他的黄金年华、人生的主要阶段是在和川度过的，他任县令11载，一面勤于政务，一面协修《通鉴》，他的理政修史精神确实值得永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