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所以求贤若渴，这是因为人才 确实难得。墨子在他写的《尚贤》中道出了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的普遍规律，因而 得出人才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的结 论。可见，这位老夫子把人才的品位和作 用说得很高很大。$$ 古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是在社 会实践和社会发展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这 对于从事院校培养人才工作的领导同志 颇有借鉴价值。秦相吕不韦的门客集体编 写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说，要识别和选拔 好“士”，必须依靠 贤者识贤才，不能 “以全举人”，要认 真区别“真士”和 “似士”。东汉《论 衡》一书作者王充 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博览古今者为 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者为文人；能精 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在这里，王 充把人才分为若干个层次，体现了其独到 的人才观。东汉末年曹操针对察举制不重 真才实学的弊端，明确提出：“治平尚德 行，有事尚功能”，尤其在赤壁之战战败 后，他多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而 试图从理论上解决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 法问题的是魏人刘劭，他在写《人物志》中 表达了“以德御才”的观点，认为“人材各 有所宜，非独大小所谓也”。关键是能否做 到“量能授官”。唐太宗李世民在推行科举 制度中，产生了自己的人才思想。他认为：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 治。”他主张选才不计亲疏、门第、种族。把 “以德行学识为本”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 他在求贤诏令中宣布，凡“识达公方，学综 今古，廉洁正道的“可以经国估时”，做中 枢大臣；“儒求通明，学堪师范”的，可以充 当顾问等等。这种“用其所长”的原则，对 当时发掘人才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唐代 名相陆贽提出的“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 选拔人才原则，也很有借鉴作用。随着历 史的变迁，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 革家”的宋朝宰相王安石，对人才如何选 拔也煞费苦心，他认为选拔人才最好的办 法是推举和考察相结合，即：使众人推其 所谓贤能，然后再详加考察。关于才与德 谁重谁轻?谁主谁次?最早正确阐述德与 才之间辩证关系的是宋朝另一位宰相、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他编撰了我国第一 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在此书中 阐述，选拔人才应德才兼备，“才者，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见，司马光把 具有良好的品德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条 件，他认为重德轻才和重才轻德都是不 可取的。此外，北宋文人秦观写有策论 《人才》一文，文中把人分为成才、奇才、 散才和不才，从而把人才的选拔标准更 为具体化了。明太祖朱元璋总结了历代 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贤才，国家 之宝也”。他说，“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 理也”，“贤才不备，不足为治”。因此，他 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其选才的标准是： “以德为本，而文艺次之”和“量才擢用”， 而且主张对优秀人才破格使用，强调“毋 按资格”，新老“参用”。他还身体力行地 以多种途径和方法招揽人才。《明史·选 举志》载：“选举之法大略有四……学校 以教育之，科目 以登进之，荐举 以旁招之，铨选 以布列之，天下 人才尽于是 矣。”朱元璋在 位31年，不但亲自参加选才工作，还曾 先后下过16次荐贤和求贤的诏令。$$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黎叔也说：“二 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当今， 各院校都在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 为谋划一域的领导者，在人才还相对缺 乏的情况下，不妨借鉴一下古人的求贤 选才之道，有一双识才的慧眼，有一套选 才的机制，有客 才的胸怀和胆 量，真正让德才 兼备者发挥最 大才能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