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古钱资料和历史刊物上说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书写了“元丰通宝”钱文，还说钱币界称之为“东坡元丰”，而也有一些泉友认为，“元祐通宝”钱文才是苏轼留下的墨迹，笔者更认同后一种观点。$$清代著名收藏家和著录大家张端木《钱录》中考“元丰”钱没有苏轼书钱文之说。而马端临《钱币考》和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却都有“元祐通宝”（行草书）钱文为苏轼所书的记载。马端临云：“元祐最工，相传司马温公、苏文忠公诸贤所书”。翁树培云：“（培）见近人钱谱云：‘元祐通宝’，或云司马温公、苏文忠公书”。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历史大观园》杂志1992年第12期刊陈小陶“宋代古钱文字与名家书法”一文：“现经有关专家鉴定，此（元祐通宝）行草钱文与苏轼存世的墨迹笔法书意十分吻合，俨然东坡面目”。$$从北宋时期的史实情况分析，苏轼书写“元祐”钱文与史实十分吻合，而其书写“元丰”钱文有悖于当时的史实。史载，苏轼在元丰年间被搅于司马光、韩琦与王安石的矛盾斗争中不能自拔，又因元丰二年（1079年）被指控讽刺新法被御史劾奏下狱。出狱后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这种背景下，按照社会常理看，他是不可能书写“元丰通宝”的。到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是司马光一派的人，很快被召回朝廷，历任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才有资格为朝廷书写“元祐通宝”4个字。$$夏龙著《币海漫游》中说：“苏轼的书法与其文章一样，除去了当时文坛上的‘绮罗香泽之态’，苍劲豪放，态浓意淡，体势秀伟，骨劲肉丰”。正如苏轼自称的“诗不求工字求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他的“元礻右通宝”钱文也具这种态势。钱文“元”字点笔的“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苏轼《八声甘州》词首句），其左撇的飘逸之悠和右折钩的缚肋之笔，不正是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吗？钱文“祐”字用笔跌宕豪放，结体险奇，“通”字书态“天真烂漫”。“宝”字中的“贝”显得肥硕，犹如诸多金银堆积其中，一种“成竹在胸”之感油然而生。给人以苏轼词中那“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句）振聋发聩的共鸣！$$如果你一边拜读苏轼作的词，一边欣赏他的钱文书法，他那笔寓词中意、词寓笔中书的美感，自然就是理解笔者的观点。

笔者收藏的这枚绿锈斑驳、鎏金闪闪的“大观通宝”当十古铜币，其钱面巧铸3颗星纹组成彗星图案。$$此“大观通宝”钱面所铸彗星暗图，是按照时人观测彗星形状巧妙制作的：穿空右廓下距“交角”约0.1厘米处，凸出廓铸一颗彗核星纹（固体块和质点组成）；穿空右上角直角内铸一颗彗发星纹（云雾状光辉）；钱文“通”字右下方铸一颗形若“逗号”、“扫帚”的彗尾星纹。钱币圆形好比是“太阳”，3颗星纹作辅助线后，便形成了绕太阳运行的很扁长的椭圆状的彗星。$$北宋宋徽宗依宋太祖仿唐朝开元钱之制，于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改铸年号钱“大观通宝”。$$史有记载：当朝宰相蔡京“变钞法，铸造大钱，剥削商人，为徽宗聚敛钱财。”因而可知，此币系蔡京所铸无疑。我们不能得知蔡京铸彗星纹图的用心所在，但可从上述历史典故中窥见一斑：唐太宗开元钱铸星月纹的原意，朱活在《古钱新典》上有释义：“唐室先世自视原与鲜卑……鲜卑、突厥祭奉日月，故唐亦以为钱文”。笔者认为，蔡京依唐特铸“大观通宝”彗星纹：一是引以星月纹原意，祭奉天象，祈祷彗星不再出现，以免给其政敌以口实；二是在钱面“通”字下铸星纹，意指自己“崇宁”间虽被免相，但并未走出京城大门，徽宗与之心是相“通”的，今复相反加官“太师”，反嘲奏本免其相的政敌，不无炫耀之意。三是在钱面穿空右廓上铸星纹，“空星”即指蔡京本人。穿空是钱币的“心脏”（即北宋朝廷），徽宗皇帝居其左位，蔡京居其右下，左右已近并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四是蔡京依宋太祖钱制铸星纹，为何不按常制在钱背上铸星，而在钱面特定位置上铸彗星图，其居心便昭然若揭了。$$与此同时，此“大观通宝”斑驳绿锈下的铜质，有的被巧妙地刮走，而外缘廓上的鎏金反而保存较完整。这种“刮铜不刮金”的反常历史现象，在古钱币实物中实属罕见。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币的品相，但却提升了其收藏价值。$$此币直径4厘米，穿1.3厘米，厚0.3厘米。我们从其钱面上可看出：钱文“大”字横笔右部分和“人”字捺笔、“观”字之“见”字与“目”字右部分、“宝”字之“贝”右长点以及面穿左右竖廓等铜质被时人刮走。$$这种“刮铜不刮金”的历史印迹，佐证了蔡京把持下的北宋徽宗朝廷财政经济匮乏状况，有两条史料为证：一是李如森著《中国古代铸币》第591页云：“夹锡钱是北宋末年蔡京力主推行的一种钱币”、“统治阶级利用夹锡钱的成本略高于铁钱，转移财政危机，解决铜源不足，任意抬高夹锡钱的比价，以一当二枚铜钱使用，引起人民的抵制。”由此币可知当时铜源不足到巧刮铜钱上的铜渣，去染夹锡钱当“夹锡铜钱”使用。二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6页中说，“大观元年，河北曾铸有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的夹锡当五钱。此种当五夹锡钱多被染为铜色私作当十用”。这种“染铜现象”在大观年后期更普遍。因此，商人为减轻蔡京的剥削，便绞尽脑汁地刮铜钱去染夹锡钱作当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