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瑶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曾是十分显赫的风云人物。在晋国国君大权旁落于六家大夫手中之后，经过连年混战，最后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而以智伯瑶率领的智家势力最为强大。就在智伯瑶野心勃勃地逼迫韩（康子）、魏（桓子），即将制服赵（襄子）之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赵、韩、魏联手，打败了智伯瑶。从此，智家的势力消失了。赵、韩、魏三家分晋，势力壮大起来。 $$智伯瑶大夫兴衰成败的是是非非，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评价智伯瑶的得失似乎已无多大的意义。倒是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用生动的史料，叙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之后，由对智伯瑶的评价而引出的关于德与才问题的论述，很值得后人三思。 $$司马光认为，智伯瑶的失败在于多才少德。“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资治通鉴》第一册第14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司马光提出德与才问题的切入点。司马光的这个论断背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初，智宣子（智伯瑶的父亲）在考虑让智伯瑶当接班人时，引起了家族的争议。智氏家族一位叫智果的人劝智宣子说，“不如宵（智宣子的另一个儿子）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同上书，第6—7页）后来，智伯瑶的失败验证了这番话是对的。但是，司马光不同意用“贤与不贤、仁与不仁”的说法来评价智伯瑶，而是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对一个人的才与德没有加以正确区别和分辨，才导致用人失察的恶果，智伯瑶的失败就是最恰当不过的历史证明。在司马光看来，对一个人的才与德进行审视、分辨，是用人问题上的关键。否则，必将导致智伯瑶那样的严重后果。 $$司马光对才与德的内涵作了界定，并且精辟地阐述了才与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同上书，第14页）由此看来，司马光把一个人的德（道德、品行、思想品格）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聪明才智的灵魂来看待的。这种认识充满哲理，有着辨证思维的成分。司马光关于才与德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对后世的知人用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司马光德才观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 $$司马光依据其德才观，提出了选人用人应德才兼备的主张。司马光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同上书，第14页）这一番议论颇有惊世骇俗的味道。这样区分圣人、君子、愚人、小人，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如果从司马光的德才观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其实司马光依旧是在强调德作为“才之帅”的重要性，强调德与才密不可分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司马光自己的解释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同上书，第15页）很显然，司马光将智伯瑶归为小人之列了。智伯瑶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才智在一般人之上，但其才没有以德作支撑，那么，他的才能为他的作恶多端起到了促进作用，走向灭亡则不可避免。圣人难得，愚人也并非多见。在司马光看来，德才兼备是用人的最高准则。如果德才兼备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选用不到，宁可用“愚人”，也决不能用“才胜德”那样的“小人”。可见，司马光对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怀有深深的憎恶。 $$司马光对用人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同上）有德之人令人敬畏，而有才之人令人喜爱。爱才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因爱才而忽略对德的审视。若想避免选人用人上的失误，既要重才，更要重德。司马光对“蔽于才而遗于德”的历史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富有睿智的认知。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同上）司马光以如此有力的话语结束了他对德才关系的论述。至此，司马光的德才观也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时至今日，时代变了，但司马光的德才观还不能说已经失去了价值，它仍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