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官员人数的膨胀，导致行政机构的臃肿。对于这种现象，中国传统政治术语称作“官职冗滥”。不必要的多余的行政官员，通常称为“冗官”、“冗吏”。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秦律十八种》中的《金布律》和《效律》，都说到秦代已经有了“冗吏”称谓。汉代的《史晨碑》也有“冗吏”字样。可见在中国专制主义政体初步形成的秦汉时代，“官职冗滥”现象已经出现了。敦煌汉简可以看到“不可作事者冗食于仓”的简文，看来，当时所说的“冗吏”与后来文献记载中所见“冗吏”意义是十分接近的。 $$“冗滥”有时又写作“冗溢”。如《新唐书·崔纵传》说到“内外官冗溢”。宋代政论家苏辙在《西掖告词·胡宗愈吏部侍郎》中也指出：“方今吏员冗溢，待次者无算。”说吏员人数奇多，授职后依次按照资历等待补缺的不可计数。苏轼也曾经说，“官冗”的弊害由来已久，而近年尤其严重，中央机构“待次”的文武官吏，竟然多达数千人。（《试馆职策题》之三） $$政府结构这种“官职冗滥”现象，往往总是在历代王朝的中期发生，于是形成盛衰兴亡的历史循环中的一种特殊景观。这种现象同朝廷官员的腐化、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府效能的弱化和消极化，几乎是同步的。所谓“官职冗滥”，也就是“官数”极度膨胀的反常现象，是病态政治的症状，也形成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的起因。 $$在社会机体发生病变时，官场往往是首先腐坏的病灶。“官职冗滥”，意味着政治癌变已经发生。 $$“官职冗滥”现象往往引起开明政治家的警觉。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现象导致的国家财政负担的沉重，如《新唐书·食货志四》所谓“官冗伤财”。唐玄宗开元年间，许景先上奏说到“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的情形，以为“甚费府库”（《旧唐书·文苑传中·许景先》）。唐文宗时刘蕡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旧唐书·文苑传下·刘蕡》），说国库空虚，正是因为冗官太多，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宋代官僚机构的“冗滥”现象空前严重。许多人认为这一现象是导致国家“积贫”的直接因素。宋祁曾经上书，指出朝廷有“三冗”，“以困天下之财”。“三冗不去，不可为国。”这“三冗”中首要的，最为严重的就是官冗（《宋史·宋庠传》）。司马光在《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中曾经指出“官职冗滥”是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辙《上皇帝书》又写道：“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所谓“冗吏”，被列为损害国家财政的最严重的弊端。苏轼在《论特奏名》中也指出：“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国家怎么可能不穷困呢！韩忠彦曾经就元丰时期的财政形势上言：“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胥吏之数则又过之。”（《丞相仪国韩公行状》）说宋真宗景德时期至宋仁宗皇祐时期，官禄加倍，至宋神宗元丰时期，官禄竟然又翻了一番。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于是入不敷出。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司马光在《论进贺表恩泽札子》中曾经说，当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北宋末年，“官职冗滥”情形更为严重。宋徽宗大观年间，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宋史·食货志下一》）指出一二十年间，“官数”又增长了10倍。李纲在《理财论下》中曾经提出，只要解决“官职冗滥”问题，不必增产增收，财政危机就能够得以解决：“今若罢冗局，省吏员”，“则邦用可以不劳而告足。”当时人所谓“省冗员，节浮费”（《宋史·李纲传上》），所谓“深裁浮冗，以宽用度”（《宋史·虞策传》），所谓“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宋史·文苑列传二·罗处约》）等，说明解决“冗员”问题是克服财政危机的关键，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金史·食货志三》对于解决“官职冗滥”现象与改善财政状况的关系，又有“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的说法。《元史·世祖本纪九》也可见“衙门太冗，虚费俸祿”的政治批评。《清史稿·德宗本纪一》“诏汰冗员，删浮费”，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官职冗滥”现象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也使得民众受到直接的压迫。宋太宗时，王化基《澄清略》评论时政，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省冗官”。关于冗官的危害，他指出：“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设或贪夫参错其间，则取于民者又加倍矣。”（《宋史·王化基传》）冗官如果都是廉吏，只不过耗费国库资财；如果其中夹杂贪官，那么民众的负担则又必然大大加重。其实，“使皆廉吏”，是不可能的，“设或贪夫参错其间”，也只是语气委婉的假设之辞，在专制时代的文化背景下，在极度腐败的官僚机器中，又有几个官吏不是“贪夫”呢？ $$“官职冗滥”现象的另一严重危害，在于可以促使国家机器加速腐化乃至彻底朽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写道，官吏，“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这种寄生虫拥塞于肌体，可能窒息政治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活力。“官职冗滥”首先会严重败坏官场的政治空气。宋代冗官冗吏充斥政坛上下，据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正官之外，候补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据说“大约三员守一缺”。于是形成苏轼所谓“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宋祁所谓“一官未阙，群起而逐之”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下，“吏何得不苟进？”于是在职官员大多委琐因循以自保，政治生活中弥漫着陈腐僵死的气息。而“待次者”往往多钻营以求进身。《宋史·鱼周询传》说到当时人对“官冗之敝”的认识，其中所谓“仕进多門，人污政滥，员多阙少，滋長奔競”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官职冗滥”现象所导致的争权競利心理倾向的滋长和蝇营狗苟行为习惯的养成，自然会加剧政风的败坏。明嘉靖四十二年（1653），南陵王朱睦楧上书议政，建议“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贪”（《明史·诸王列传一·南陵王睦楧》），所说“冗职”与“奔競”两事，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奔競”一语，从字义上说，和现在所谓“跑官”，其实是很接近的。出于阴暗心理的不正当竞争的兴起，使得险利之徒冒进，而方雅之士知难而退，于是在“列位已广，冗员倍多，祈求未厌，日月增数”的情况下，反而“才者莫用，用者不才”（《旧唐书·萧至忠传》）。 $$“官职冗滥”现象还会助长行政环节的复杂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唐代政论已经有“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以及“清浊之由，在官之烦省”的说法（《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史籍中所能够看到的所谓“废冗官”与“裁冗事”的联系（《宋史·冯拯传》），“减冗官”与“省去烦冗文帐”的联系（《宋史·陈尧佐传》）等，也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而行政过程的曲折，又会反过来使得“官职冗滥”现象更加严重。这就是《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说的：“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国家政治的运行于是逐渐走向根本无法挽救的败局。

回顾中国改革史，战国时期在秦 国主持成功的变法运动的商鞅会首先 出现在我们面前。$$ 商鞅姓公孙，卫国贵族出身，又称卫鞅或公孙 鞅，曾在魏国从政，不能受到重用。商鞅听说秦孝公 有图强之志，下令求贤，于是来到秦国，说服秦孝公 变法。商鞅变法的主体内容是调整社会结构，使之适 应战国列强争雄的形势，又奖励耕战，重农抑末，使 国力迅速增强。$$ 秦国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由一个西方僻远 小国一跃而成为国富兵强，令东方人望而生畏的“虎 狼之秦”。后来终于一一翦灭列强，实现了统一。商鞅 和改革的反对派曾经有激烈的政治辩论。对方坚持 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说：“治世不一 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以此为思想基点的改革宣 言，记录在《商君书·更法》中。勇敢破除农耕民族传 统守旧意识的“不必法古”的思想原则，有推动社会 进步的意义，也有促进文化更新的意义，对于后世改 革有长久的积极影响。$$ 商鞅执政之初，在变法进行曲刚刚奏响时，曾经 插入了一组诙谐的音符。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徙木 赏金而立信的故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决策确定之后尚 未公布时，由于新法对于旧体制将形成强烈的冲击， 担心民心疑惑，于是在国都雍城中市的南门立三丈 之木，宣布有能够将此木搬到市北门的，给予十金的 奖赏。围观的百姓看到其事轻易而赏金厚重，心各疑 惑，没有人响应。商鞅又提高了赏格，宣布“能徙者予 五十金”。有一人徒之，果然得到了五十金的重赏。此 后，变法的政令正式颁布。$$ 新法推行之后不过一年，秦国民众到国都上访 申述新法不合理的，竟然数以千计。而太子也有违犯 新法的行为。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指出新 法难以推行，是因为社会高层有人带头违抗。因为太 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对他身边负 责保育的“傅”和负责教导的“师”予以惩治，“刑其傅 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黥，又称墨刑，是在脸上刺 字之后涂以墨。对太子师傅行刑的第二天，秦人都表 示赞同新法，变法得以顺利推行。新法行之十年，得 到秦民的倾心拥护，一时社会安定，国家富强，“道不 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 徙木立信这一看似游戏的政治表演，却在政治 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经有 诗句称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 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 鉴》中也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评论说，“夫‘信’者， 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 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若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 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 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 败。”他强调“信”是执政的根本准则，也是成功的重 要法宝。守信，则可以守国，失信，则难免失政。司马 光列举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的 实例，其中就包括“秦孝公不废徒木之赏”。 他又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 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 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他对于商鞅之政“刻 薄”“诈力”的性质待保留态度，但是对商鞅 “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则予以肯定。司马光 说，至于所谓“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当然应 当更为自觉地遵行“信”的准则。《资治通鉴》 作为一部向统治者提供政治斗争和政治管 理的历史经验的史学名著，同时又是一部传 统政治伦理与传统政治道德的教科书，其中 对于“信”的宣传，值得重视。司马光曾经上 疏宋神宗，论帝王“治国之要”有三：“曰‘选用官人’， 曰‘信赏’，曰‘必罚’。”他以为这是自己总结历代政 治得失的主要收获，自称“平生学力所得，尽在是矣” （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而“治国之要”三条中后两 条“信赏”和“必罚”，也都体现着“信”的政治原则。$$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文字， 是他在18岁时写的一篇作文，题曰《商鞅徙木立信 论》。毛泽东肯定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历史中“首屈 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而商鞅之法也是 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原”奠定基础的“良法”。然而却不 得不采用“徒木立信”这样的“非常”的政治手段，其背 景在于“吾国国民之愚”，在于因“民智黑暗”所导致的 对改革的疑忌。这实际上是一篇视角独异的有见地的 史论，其中也有比较深刻的文化分析。这篇文章得到阅 卷老师的赞赏，评定同学“传观”。通共571字的短文，数 处评语合计竟多达151字。其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 炬”，“积理宏富”，“笔力挺拔”等评价，说明阅卷人也是 特别看重青年毛泽东借商鞅事迹透视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的眼光的。$$ 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司马光也说：“非信 无以使民。”所谓 “驱民”、“使民”，体 现了专制制度下执 政阶层自以为可以 理所当然地驱驭民 众、使役民众的政 治心理。这种观念 当然是与现代民主 政治不相容的。然 而在民主制度下， 政治领导者和政治 管理者其实更应当 诚心奉行“信”的政 治道德准则。这也 是我们认为商鞅徙 木立信故事在今天 仍然有一定的文化 价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