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沪上著名史学家程应镠 先生（1916──1994）诞生八十五周 年，重新审视他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成 果和方法，既是对前辈学者的一种怀 念，也是对当前研究的一种启示。$$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当他还在大 学求学时，就萌发了为范仲淹写一本 传记的念头。命运的阴差阳错，直到 1980年，他才有机会实现早年的夙 愿。1984年，他把自己长期考虑的想 法，写成《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发表 在《历史研究》上。而他在1986年和 1991年出版的专著《范仲淹新传》和 《司马光新传》，则是对文章中所论述 思想的成功实践，另外他还写过《论 林逋》等人物研究的论文。$$ 他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见解，在那 篇论文中已有全面阐述。要说在研究 方法与表现手段上有什么与众不同 之处，他似乎更强调和着力于历史人 物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发掘与勾勒，即 不仅仅一般地关心于研究个体本身， 而是更专注于开掘研究个体的各种 各样人际关系所特有的具体性。他认 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 人必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研究历 史人物，必须充分了解他与其他人的 关系，才能认识这个人本质的东西。 在历史人物传记的叙事方法上，他往 往不是对传主进行浓墨重彩的正面 描写，而是在传主与同时代人的关系 网络中展现所研究的个体。因而他的 两部《新传》的叙述风格并不采取为 传主作众星拱月式造像的习见手法， 而是淡淡的群体浮雕式，每一幅浮雕 中都有不同取景中的传主形象。他认 为，借助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研究和 刻画传主，可以对历史人物传记的旧 模式来点突破，而这种方法也是完全 符合“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 和”这一社会学著名原理的。这种研 究方法和叙述风格，能使历史人物的 个体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 背景和时代氛围，因有历史人物与其 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 反而更能使传主形象克服扁平性，增 强立体感。$$ 他认为，像范仲淹、司马光这样 的时代巨人，前者倘若离开了庆历新 政中的人际关系．后者倘若离开了熙 宁新政与元祐更化中的人际关系，是 既反应不了时代，也烘托不出传主 的。在《范仲淹新传》中，他着重研究 了范仲淹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例如在 对待西夏问题上，范仲淹主张防御， 韩琦主张进攻，朝廷一开始接受韩琦 意见，尽管事实不久就证明防御比进 攻更有效，但仲淹却毫无芥蒂，与韩 琦不但交厚，而且言深。新政失败，对 比他年轻的韩琦更是殷切期待能“早 归政柄”，对范韩这种关系的勾画，就 真实再现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 的博大襟怀和人格魅力。《司马光新 传》写传主在元祐更化中废除新法不 遗余力，当得知政敌王安石去世，却 亲笔致信另一宰相吕公著，称赞安石 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要朝廷特别优 加厚礼，这种三人关系浅淡的白描， 不是比长篇大论的正面评价更能说 明司马光的为人吗？他在《论林逋》中 另辟蹊径，撇开对其梅妻鹤子的隐居 生活的全面论述，着力勾稽林和靖与 其交游唱和的薛映、李及、范仲淹、王 随等人的关系，说明在贪荣风气盛极 一时之际，这样不趋荣利乐居山林的 隐士，“自然会受到朝廷的鼓励和士 林的敬仰”，这就把林逋这一隐士之 所以在宋代大得盛名的时代印记，揭 示得十分深刻。$$ 程应镠先生的两部《新传》问世 以后，有评论者以为每一部传记颇近 于一册《宋史》（意指宋史的某一时 段），肯定他通过一个历史人物表现 出了一个时代。但他在一次答客问中 指出，他并不主张历史传记背上过重 的负荷，把传主所处时代的所有政治 历史都囊括其中，而研究的个体反而 沉埋在过于纷纭琐碎的人际关系中。 因而他以为，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 上，也有一个调适度的问题；怎样把 握这种调适度，每个研究者乃至读者 显然不会只有一种尺度；至于哪种尺 度最合宜哪种历史人物，倒是值得每 个研究者再三斟酌的。